1919年的“五四”运动，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在其回忆录《西潮》对其如此记述：“北京政府的要员中有三位敢犯众怒的亲日分子。他们的政治立场是尽人皆知的。这三位亲日分子——交通总长曹汝霖，驻日公使陆宗舆，和另一位要员章宗祥——结果就成为学生愤恨的对象，群众蜂拥到曹宅，因为传说那里正在举行秘密会议。学生破门而入，满屋子搜索这三位‘卖国贼’。曹汝霖和陆宗舆从后门溜走了；章宗祥则被群众抓到打伤。学生们以为已经把他打死了，于是一哄而散，离去前把所有的东西砸得稀烂，并且在屋子里放了一把火。这时武装警察和宪兵已经赶到，把屋子围得水泄不通。他们逮捕了近六十位带往司令部，其余的一千多名学生跟在后面不肯散，各人自承应对这次事件负责，要求入狱。结果全体被关到北京大学第三院（法学院），外面由宪警严密驻守。”这还算一种比较价值中立的叙述，大量与此相类似的叙述，尤其是后来历史教科书里对“五四”的宏大叙述，逐渐地建构了一个关于“五四”爱国运动的完整谱系，而在“五四”运动中发生的具体细节，尤其是当事人中间被暴力一方的记忆，似乎隐没不彰。
晚年曹汝霖回忆，得知北京大学生可能冲击曹宅后的北京警察厅派去保护的三四十名警察，因为上头交代“文明对待学生”，故连警棍都没有带，警察们只好就近寻找木板石块之类去封堵大门。在东交民巷使馆区遇阻的学生，迅即转向来到曹宅。时隔数十年，曹汝霖似仍清晰地记得“五四”运动中的这一幕：
我于仓猝间，避入一小房（箱子间），仲和（指章宗祥，引者注）由仆引到地下锅炉房（此房小而黑）。这箱子间，一面通我妇卧室，一面通两女卧室，都有门可通。我在里面，听了砰然一大声，知道大门已撞倒了，学生蜂拥而入，只听得找曹某打他，他到哪里去了。后又听得砰砰蹦蹦玻璃碎声，知道门窗玻璃都打碎了。继又听得瓷器掷地声，知道客厅书房陈饰的花瓶等物件都摔地而破了。
后又打到两女卧室，两女不在室中，即将铁床的杆柱零件，拆作武器，走出了女儿卧房，转到我妇卧房。我妇正锁了房门，独在房中，学生即将铁杆撞开房门，问我在哪里。妇答，他到总统府去吃饭，不知回来没有？他们即将镜框物件等打得稀烂。我妇即说，你们都是文明学生，怎么这样野蛮？我在小室，听得逼真，像很镇定。他们打开抽屉，像在检查信件，一时没有做声。后又倾箱倒箧，将一点首饰等类，用脚踩踏。我想即将破门到小屋来，岂知他们一齐乱嚷，都从窗口跳出去了，这真是奇迹。
又到两亲卧室，将一切器皿打毁，对我双亲，承他们没有惊动。打开橱门见有燕窝银耳之类，即取出了匣子摔了满地。我父即说，这是人家送给我的，我还舍不得用，即送给你们好了，何必暴殄天物？他们不理，还是践踏得粉碎而去。后到汽车房，将乘用车捣毁，取了几筒汽油，将客厅书房等处浇上汽油，放火燃烧。
据周策纵的研究，在骚乱中院子里学生和警察也有些冲突。但是当时警察在那种情形之下，态度相当温和，实际上他们有些人“保持一种宽厚的中立”，只是受到了上峰几次紧急命令之后，才被迫干涉学生。当时的一份报纸报道说：“对中国地方上的观众说来，这似乎是一个非常尖锐的讥刺。这个人（指曹汝霖，引者注）曾经替整个北洋军队筹措到所有的军费和军火，他通过他的伙伴可以指挥数十万大军，却被青年学生把自己的房子一扫而光，竟没有一个人来替他开一枪作一臂之助！”可见，当时的北洋军阀在学生面前，相当克制，有论者指出，北洋军人尚且遗留有晚清军人尊重读书人的习性。
这就是曹汝霖版的火烧赵家楼的大致情节，当惊魂甫定的曹汝霖面对前来执勤的警察官员时，曹说，打人放火的都没有抓到，这些盲从的学生不必为难他们，请都释放了吧。参与“五四”暴力的学生中，有后来成为著名教育家和作家的江绍原等人。“五四”游行总指挥傅斯年，基于对运动中的暴力的反感而中途退出，而梁漱溟则在事后批评北京大学生缺乏法治理念，认为这三位官员未经法院审判而被殴打、驱除，这本身即构成违法，引发了当时社会舆论之哗然。时过境迁，身为受害者的交通总长曹汝霖对“五四”的评价却相当温和：“此事对我一生名誉，关系太大。学生运动，可分前后两段，前段纯系学生不明事实，出于爱国心，虽有暴行，尚可原谅。后段则学生全被利用，为人工具。”姑且不论孰是孰非，我们从“五四”后没多久就远赴英伦留学的傅斯年的文章《〈新潮〉之回顾与前瞻》，可以读出他对这一段学生运动史的沉痛反省：
中国的政治，不特现在是糟糕的，就是将来，我也以为是更糟糕的。两千年专制的结果，把国民的责任心几乎消磨净了。所以中国人单独的行动什九卑鄙龌龊，团体的行动什九过度逾量——这都由于除自己之外，无论对于什么都不负责任。我常想，专制之后，必然产生无治：中国既不是从贵族政治转来的，自然不能达到贤人政治一个阶级。……所以在中国是断不能以政治改政治的，而对于政治关心，有时不免是极无效果、极笨的事。……然而以个人的脾胃和见解的缘故，不特自己要以教书匠终其身，就是看见别人作良善的政治活动的，也屡起反感。
这种从“五四”政治运动，而折转到文化运动和思想启蒙的另一种转向，却往往在我们的历史叙述中被有意地遮蔽了，若曹汝霖生前曾经读到“五四”学生领袖傅斯年的这一番掏心掏肺的诚恳自白，也许会稍微心安一点吧。
魂兮归来，燕京精神！
中国人对于司徒雷登的印象大都源自毛泽东发表于1949年8月8日的雄文《别了，司徒雷登》，通过这篇社论，司徒雷登作为战后美国在华政策失败的代表人物的历史形象被定格在我们的集体记忆之中，社论勾描出来的“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这样一位被定性为帝国主义者的文化代表，最后的命运更是被塑造成极其滑稽、丑陋而孤独的境况：“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一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这是一个高度政治化和脸谱化的司徒雷登，遮蔽了历史人物的复杂面相，尤其是司徒雷登作为文化传播者和教育者的侧面。1945年9月13日，抗战期间迁移到成都等地的燕京大学在北平复校，在借用的校园里举行了一场欢迎会，参加完这场聚会的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对于这么一个纯粹是华人集团所表现的热心、高效率、足智多谋，这不啻是一次令人兴奋的见证，大量的燕京大学毕业生，不时听到各方面对校方维持学术水准的赞语，关于这些几乎就是不可思议的‘燕京精神’表现了。”在民国的高等教育体系里，教会大学如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辅仁大学等都是大学行列中的佼佼者。虽然这些大学大都有浓厚的宗教背景，但作为办学者，这些学校的校董会却基本上是坚持宗教与教育分离的原则，即崇尚教育自由和学术自由。这才是奠定所谓燕京精神的基础。
司徒雷登在他的晚年回忆录中对此直言不讳：“燕京大学是整个传教大工程中的一部分，其存在的使命不仅是为教会成员的子女提供教育，更关注于培训一些教会的职工。这个副业反倒成了它在中国土地上建立的唯一正当理由，也正是由于这个副业我们才有希望获得外部的资金援助。我希望大学坚定不移地维持基督教的氛围和影响，又希望它能够远离那种让人厌烦的说教行为。不应当强迫员工和学生参加礼拜和其他宗教活动，不应当对基督徒有照顾政策，拒绝信教的人也不应当受到歧视和惩罚。不管从哪一个方面来看，燕大都理应是一所真正的大学，无拘无束传授真理，而宗教信仰的表达则只应当是私人的事情。”燕京大学的存在和延续依靠其基督教背景争取的外援，但其办学方式却是坚持自由和多元的准则，在这种宽松氛围里容许基督教文化的传扬，这可谓是将自由主义与宗教文化完美结合的典范。
燕京大学不仅是创造、传播和接受知识的空间，同时也是滋养心灵和塑造美德的空间，而对于后者，非强制性的宗教文化往往可以扮演良性的角色。正是在这样一种自觉的办学方针指导下，燕京大学的新闻系、社会学系、法学院、政治学系、哲学系等都成为当时中国学术界最一流的院系，拥有费孝通、吴文藻、张东荪、许地山、梁士纯、冰心等一大批最一流的学者和学生。
1919年前后，为了这样一所一贫如洗仅仅停留在理念中的教会大学的诞生，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记录了其在北平为选校址四处求人甚至远赴陕西，以及在美国为了筹措建校款项而开始的“乞讨之旅”。其间有种种不为世人所知晓的甘苦心酸，也有作为一个基督徒的司徒雷登所体现的坚忍与执着。他在回忆录呈现的只是这个筹款过程的冰山一角，却足以让我们感触不已了：“到处搭建关系、求人捐钱，这种工作真的不适合我；而且一天到晚都干这个，别的事情根本拿不出时间去做，我心中焦急万分。每次踏上‘乞讨’的旅途，我都苦于一阵阵的神经性消化不良的煎熬，绕完一圈之后就又立刻好了。”司徒雷登这种筚路蓝缕的办学精神，融会在燕京大学的校训之中，而凝聚并升华为一种具有感召力的魅力人格，可以说，燕京大学与司徒雷登（他从1919年建校伊始到1946年离职担任美国驻华大使，一直未曾长久离开燕京大学）是空间与人格融为一体的文化象征，而校训“以真理得自由而服务”的意涵，更是充分折射了司徒雷登的人格内涵。据司徒雷登的追忆，这个校训是将耶稣的话“人本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以及美国开国元勋托马斯·杰斐逊（ThomasJefferson）在弗吉尼亚大学大门上的希腊文铭刻的“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融合了起来，其实质就是将古老的宗教真理与现代的启蒙真理结合了起来，既高扬现代知识人追寻真理的主体性，同时又训诫现代人要有一颗谦卑而献身的心，是传统儒家经典所启示的读书做人之心路与世路融会贯通的另一种表达。
令人扼腕的是，到了1951年的新中国，燕京大学和北京其他大学合并，并被除名，私立基督教大学的身份也荡然无存，美籍教师都被遣散回国。但司徒雷登在晚年的回忆中，却坚信“整整30年，燕大作为一个高等学府释放出了无穷的力量，在学生身上激发出了光辉灿烂的精神火花。在这个中国人信仰动荡不安、意识形态冲突的时代，燕京大学的影响力永远不会彻底消亡”。
来源: 《随笔》2013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