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思维自打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出现后主要被用来指责美国在国际关系中特别在对华关系上一些言行，人权外交、新干涉主义、国家导弹防御系统、日美新防御指针、中国威胁论等等均属此范围。不过，也有个别学者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探讨了冷战思维。在他们的笔下，除了在国际关系中追求强势政治的一种思维方式之外，冷战思维还表现为：把准备应付最坏的结果当作制定国策的出发点，不能或不愿意理解对方的情感、利益和担忧，不断地制造想象中的敌人，用历史来牵强附会今天和未来。也正是从这种广泛的意义上，他们提出：鉴于国内也有一些人没有摆脱冷战思维，所以，在批评美国人有冷战思维的同时，不要忘记克服中国人自己的某些冷战思维。

仔细琢磨一下，后一种观点也不无道理，至少提出了值得我们必须加以思考的问题。再往深里想，从某种意义上说，提出冷战思维的本身恐怕就是冷战思维，其实是一种脆弱的民族情感的反映。林子大，什么鸟都有，不能指望所有国家里的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在恭惟我们。问题在于，当出现与我们的想象不一样的声音的时候，当作什么样的反应？从近些年来发生的一些国际事件来看，我们自己的冷战思维也常常表现为一种非常浓厚的民间仇外、对抗的情绪。这种情绪除了流露于一些文人、学者的笔墨之下，更反映在互联网有关中美系、中日、中俄、中印、中国和新加坡等国关系的某一方面（或某一具体事件）的话题的评论上。从所及内容上说，其一，联想过于丰富，总是用“必然”的逻辑推论某一事件。美国打了南斯拉夫，打了阿富汗，打了伊拉克，下一个打谁呢？一定是中国吧？于是，就按《吕氏春秋》中丢斧子的那个人的逻辑，横看竖看美国都像是要打中国的样子。其二，感觉过于敏感。一本名为《即将到来的中美冲突》的书，中俄之间关于石油管道谈判出现的一点波折，新加坡领导人在SARS问题上发表的一些言辞等等，都会被视为在鼓吹“中国威胁论”、遏制中国的活标本。其三，反应过于激烈。对于某种突发的事件，国人常常暴跳如雷，不能自己，在口气上不依不饶。不过，随着时间流逝，人们又会很快将不愉快的事忘掉。正如鲁迅所谓：激动得快平和得也快。

我也反对国际上的各种反华言论或行为，但更主张换个角度看待这些的问题，因为用这样的思维去观察一切，有时会模糊对重大国际事件本质的认识。其结果，一是将比较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了，将个别人的言论当作整个国家的意思，将个别现象当成整个国家的行为；二是将比较复杂的事情又简单化了，似乎只要用推行霸权主义、单边主义、新干涉主义就可以完全解释美国的所有言行。无论是将复杂的事情简单化，还是将简单的事情复杂化，都是浅肤的情绪外露，而没有深沉的理性思考。而之所以如此，盖源于近代100年里中国人受尽了外国列强的欺辱，对外部世界异常敏感。脚被外国人不小心踩了一下，也会与八国联军侵略中国联系在一起，然后便七百年谷子八百年糠没完没了，往往耽搁大事。该简单的不简单，该复杂的不复杂，这大概就是我们与成熟者之间的差别所在，所反映了正是我们民族情感的脆弱性。

按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必须要有忧患意识。但是，这种忧患意识必须定位准确，对它的防范也必须恰当。真正的忧患意识是一种对人对己的深层思考，别人强在哪儿？我弱在哪儿？人我之间的差距到底有多大？真正的、正确有忧患意识主要不是因别人太强和对我显现出攻击态势而时时感到的不安，而应当是因自己的太弱和没有应对措施而时时涌现的焦虑。问题是一个，但思考的角度不同。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忧患意识更多的是针对自己，而不是针对别人。对别人强大的敌视丝毫阻止不了别人的强大，而无视自己的弱小永远不能使自己强大。近代中国屡遭受外国侵略，最主要的不是因为别人太强大，而是由于中国太软弱。那时真正的忧患是国内政治的腐败，是由于缺乏团结一致的民族精神，是那种“鬼子来了汉奸多”的现象。

找到自己“弱”之所在，那么，最好的防范办法就是使自己如何变“强”。这种“强”，一方面是物质上的，即通过各种途径（包括向西方国家学习，加强与它们在各方面的合作）快速发展自己，早日步入强国之林；另一方面是心理上的，即如何使民众在心理上成熟起来，其中之一就是抛弃冷战思维，在重大事件和突发事件面前多一些持久的理智思考，少一些短暂的情感外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