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隋炀帝下令将许多丝绸披悬在树木上作装饰，以向外国人显示富足。当外国人在洛阳赞美隋朝的强大时，为饥饿所迫的百姓已经准备揭竿而起了。
第一节 社会财富的投向引言：
在中国漫长的专制社会中，皇帝或政权的首领有最高权力，有权支配自己统治范围内的一切人力和物力，所以统一的范围越广，能够集中的人力和物力也就越多。相比之下，分裂或分治政权可以支配的人力和物力要小得多。
由于中国长期处于农业社会，生产力的提高非常缓慢。周期性的人口下降大大推迟了人口相对过剩的出现，直到十七世纪以前，总的说来还没有出现耕地不足的矛盾，只有少数地区人口过于稠密，但通过局部的人口迁移就可以解决。农业只能维持简单的再生产，商业、手工业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很小，商业利润基本用于消费和挥霍，而不是转化为资本。在闭关锁国的情况下，人口和财富不可能流出中国。即使在开放贸易和移民的阶段，也主要是由外国商人来中国贸易，而不是由中国商人出国经商，对外贸易的主要利益由外国占有。移民只作为人力输出，而很少同时输出资本。因此，社会的剩余人力和积累的财富主要是在国内消费的。
“海龙王”的业绩
开掘运河、渠道，修筑堤岸、水坝、闸门，以及水利设施的日常维护，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但这项开支在总量中往往只占很小的比例。
一些小型、中型的项目由于涉及的范围小，需要的人力、物力有限，分裂、分治政权甚或地方政府就能办到。而且分裂、分治政权因为辖境小，水利工程对自身的利益有更加直接的影响，所以往往更加重视。五代的吴越国主钱谬，对筑海塘、疏浚河道、农田水利投入了很大的人力物力，还专门设置了“撩湖军”，负责疏浚西湖。吴越国的这些水利设施对长江三角洲的农业经济的持续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钱谬也被民间称为“海龙王”。
大型的或全国性的项目则由于涉及范围广、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只有在统一政权或较大政权才有可能完成，如黄河、长江大堤的修筑和维护，黄河水灾的预防和救治，京杭大运河的开通和水运的维持等等。而在分裂情况下，不仅这些大型水利设施的日常维修没有保证，还会制造人为的破坏。但是这类大型的项目为数不多，其中有的还是以为朝廷服务为主要功能的，如京杭大运河主要是解决漕运，民用不大，对农业更是有害无益。
太仓陈陈相因
太仓是王朝用于粮食储备的，包括分散于全国各地的和集中在首都或某些地区的，主要用于应付自然灾害和战争。在一般性、地区性的灾害发生时，地方的储备就能够解决问题。但如果灾情程度严重、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大时，就必须依靠大范围的调剂。统一政权可以通过动用储备、丰歉地区间的调剂以及安置灾民易地就食等办法解决，统治区狭小的政权就缺乏回旋的余地。但统一王朝往往储备过多的粮食和物资，或者置地方的灾害于不顾，不愿动用朝廷的储备，或者过于注重在首都或近畿地区的储备，造成很大的浪费。
在西汉初经济恢复以后，历年积累下来的陈粮还没有用完，新粮又进了仓；当新粮成了陈粮，又有新粮储备进来；仓库放不下，就堆在露天，结果都腐烂了，无法再食用。国库中的钱数以亿计，由于长期不动用，穿钱的绳子烂了，无法进行统计。但实际上，西汉整个社会并没有富裕到如此程度。就在积聚大量增加的这七十年间，百姓平时的贫苦生活和遭受天灾后流离失所的记载在史书上不难见到。
隋末天灾战祸频繁，无数百姓衣食无着，嗷嗷待哺，但统治者却不愿意动用储备。直到隋亡，在洛阳的含嘉仓中还有大量的屯积。这些国家级的巨仓中所储备的粮食，都是从各地长途运输来的，沿途的消耗也是相当大的。
弛道和宫殿陵寝
一般说来，统一政权为了保证政令的下达，下情的上报，物资的征集，军队的调动和皇帝的巡游等，比分裂政权更加需要便利的交通，会投入更多的人力和物力。当然其主要目的是军事方面和政治方面的，所以优先考虑军队的调动、军情的报告、粮食的供应、人员和公文来往的需要，一般是以首都为中心，连接军事要地和地方政治中心，对商业的需要考虑较少。民间的或地区性的交通设施，主要还是由地方或者个人捐资兴建的。
在修建宫殿、陵寝方面，大多数君主都会费巨资，很难说统一政权的君主一定比分裂、分治政权的君主更奢侈挥霍。但由于前者所拥有的人力、物力更多，辖境更大，可以获得的特殊材料和用品更丰富，所以耗费往往更大。
如果将这些当作单纯的物质享受，那还有一定的限度，但宫殿陵墓的建造也是皇权和礼制的体现，为了突出皇帝的至高无上，本朝的超迈前代，宫殿陵墓的规模往往会不断提高。出于迷信，往往还要将前朝的宫殿平毁，即使是英明的皇帝也在所难免。当刘邦见到未央宫造得过于壮丽，指责监工萧何“治宫室过度”时，得到的回答却是理直气壮的：“天子四海为家，不建成天下最壮丽的就显不出皇帝的威风。况且不能让后代再超过您呀！”一席话说得这位开国皇帝龙颜大悦。隋文帝个人生活并不铺张，但在灭了南方的陈朝以后，却下令将自孙吴以来历代经营的建康城彻底平毁。项羽之焚烧阿房宫，除了为了劫掠外，显然也有迷信方面的原因。这一方面的浪费比帝王日常生活的奢侈不知要大多少倍。而分裂政权限于人力物力，有的自知属于“僭伪”，有的表明处于“播迁”，只能以“行在”（临时首都）的规模设计，相对受到限制。
如果说宫殿的修建由于能长期使用，因而耗费有一定限度的话，陵墓的建造却是项经常性的庞大开支。秦始皇筑陵墓和阿房宫所动用的人力物力，比用于筑长城的还多，从保留至今天并已经出土的一小部分遗址和文物中，不难想象这位皇帝的侈靡和迷信。如果有可能带走整个世界的话，他也会毫不犹豫地这样做的。
秦始皇为修陵墓花了多少钱已经无法估算了，但西汉却留下了一项惊人的数据，即朝廷每年收入的三分之一是用于修筑皇帝陵墓的。在位５４年的汉武帝修了５３年的茂陵，陪葬品多得入不下了。他不仅要带走金银财宝，而且要放进１９０种“鸟兽鱼鳖牛马虎豹生禽”，足以设立一个地下动物园。西汉末年赤眉军打开茂陵的羡门后，数万士兵搬了几十天，陵中的陪葬品还没有搬走一半。直到三百年后的西晋时，陵中的珠玉还没有被盗完。连号称最节俭的文帝霸陵，盗墓者也可以获得不少珠宝。其余的三分之二岁入中，也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用于皇室的挥霍性开支的，宫殿、苑囿、宗庙的修建等；真正用于行政管理的只占少部分。
上行下效，大批皇室成员、贵族、文武大臣、地主、商人，也动用巨大的财富来经营自己的地下乐园。西汉这个拥有数千万人口、几百万平方公里领土的大帝国竟以它的大部分的社会财富去修造大大小小的坟墓，看看保留至今的唐帝诸陵、含元殿和大明宫的遗址、明十三陵、紫禁城、清东西陵、避暑山庄、圆明园遗址、颐和园就可以想象统一王朝在这方面的花费了。
军队和佛寺
军队对任何政权来说都是必须的。统一政权和分裂、分治政权为了保存或并吞对方就要保持重兵，对峙中的政权往往要大修军事设施，分裂时期的军队数量和用于军事目的的物资往往是和平时期的好多倍。
一般说来，统一政权在和平时期没有必要在军事上花费太多的人力物力，但由于统一政权能够获得的人力物力相当丰富，不少王朝还是保持着庞大的常备军。如北宋初年仅养兵２０万，至至道 时（９９５－９２７年）为６６万，增加了二倍；庆历年间（１０４１－１０４８年）为１２６万，又翻了一番；八十年间增加到原来的六倍多。《水浒》中所称“东京八十万禁军”也非完全虚构。一旦皇帝穷兵黩武，造成的破坏就特别大。像汉武帝远征大宛，隋炀帝征朝鲜，都曾造成生命财产的极大损失，对社会经济产生了巨大的破坏作用。
用于宗教活动的开支通常不如以上几项，但当皇帝信仰宗教，热衷佛道时，或一个政权以某一宗教为国教时，就会投入大量社会财富。南朝梁武帝的私人生活极其俭朴，但却将巨额钱财投入佛寺，不仅建造了大量奢华的寺庙，而且四次到寺中“舍身”，朝廷为此而付出的赎金就高达四百万。唐朝好几个皇帝都信佛敬佛，还搞过大事铺张的迎佛骨活动。１９８７年在陕西扶风法门寺出土的大量精美绝伦的器物，完全证实了史料的记载，当时耗费的珍宝钱财是非常惊人的。西藏地区从吐蕃信奉佛教以后，为寺院投入的财富越来越多，大批人民为寺院服务或直接成为僧人，到清朝时，寺院已占了绝大多数当地财富。在宗教方面投入多大的人力和物力，显然与政权的规模、统一还是分裂无关，而是取决于统治者对宗教的信仰程度和该宗教在国民中的普及程度。
挥霍性的“赏赐”
中国的帝王以天子自居，处处要表现自己的最高权威，把他所统治的国家当作世界的中心，人间最富庶、最文明的地方；而一切外国都是夷狄蛮貊，照例是贫穷、野蛮的地方，只能接受天朝的赏赐。
越是统一的、疆域辽阔的政权的君主，就越有条件显示这一点。游牧民族或非汉族的首领一旦入主中原，也无不以真命天子自居，效法汉族皇帝的作为。分裂、分治政权在物质条件方面受到种种限制，名义上也觉得不大合适，因此一般不会有这类举措。历来的中原王朝在与外国或游牧民族的交往中，即使在军事上处于优势，也往往不惜拿出巨额的黄金、白银、绸缎、茶叶等物品作为赏赐，以换取对方的归附，却毫不考虑国家的实际利益。在军事上处于劣势时，只要能够维持名义上的至尊地位，就会毫不犹豫地答应条件苛刻的“岁赐”，“岁币”，甚至置割地赔款的惨重代价于不顾，而在一些微不足道的礼仪枝节上斤斤计较。中国封建统治者这种妄自尊大和对外部世界的一无所知所产生的虚荣心理，使中国人民为之付出了惊人的代价。
汉武帝派往外国的使者一年多达十几批，每批自数百人至百余人不等。这些使者除了搜罗珍宝、编造异闻来引起武帝的新的兴趣以外，就是跑到外国招摇过市摆阔气，把大把大把的钱扔掉。由此而招来的“外国客”受到武帝的格外优待。为了表示汉朝的“富厚”，武帝让他们跟着自己到处巡游，发给他们大量财帛作为赏赐，给予很高的物质待遇。甚至搞起洒池肉林，大演杂技、魔术、摔跤，观看者人人有赏。又让他们到处参观粮仓库房，好使这些外国人在庞大的物资积累面前吓得不敢动弹。人们大概永远无法找到当时首都和各地如何对付这批“外宾”参观的具体记录，但史籍上明明记载着在武帝在大肆挥霍和水旱灾害的袭击下，府库已经开始空虚，百姓们已大批流亡，所以为了完成这种任务，大概少不了要弄虚作假吧！
隋炀帝为了在外国人面前显示本国的高度富足，竟下令将许多丝绸披悬在树木上作装饰，以证明如此昂贵的东西在中国已经多得无处可放了。他还让人领着外国人进饭馆在吃大喝，当客人酒足饭饱要付钱时，得到的回答竟是：“在我们这里吃喝向来是不要钱的。”为隋炀帝这种“吃饭不要钱”的摆阔付出巨大代价的自然是倒霉的老百姓，就在洛阳的外国人正在称赞（或许只是在讥讽）隋朝人伟大富裕时，为饥饿所迫的百姓已经准备揭竿而起了。
著名的郑和航海更是中国皇帝炫耀国力的新招。这次空前绝后的壮举除了负有一项秘密使命－－寻找在南京宫城起火后失踪的建文帝的下落之外，就是要把大量赏赐品发到海外去，以换取外国对明朝名义上的尊崇和效忠。专家们已经详尽地考证出了这七次下西洋的舰队的规模、人数、所载物品、航行线路和到达地点等，５００年前的中国造船和航海技术实在足以引起我们的自豪。但这些物资和技术却被一位专制统治者用于一场莫名其妙的出国布施和展览，所以七次航海的直接收获只是几种动物和几件土产。
在清朝，连越南等国的贡使来到时沿途都要装饰布置，隆重接待。今天我们当然可以解释为对外友好的象征，但当年皇帝和大臣们的出发点却完全是显示天朝大国的泱泱风度和富足强大。直到列强的炮弹已经落到紫禁城内，国势已江河日下，皇位也摇摇欲坠的时候，在清朝统治者的眼中，外国人还只是一群贪婪的商人和乞丐，只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多给些钱物就能使他们款服。而只要大清国皇太后和皇帝不失体面，赏赐洋人一些土地白银又算得了什么？
由于历来的统一政权一般都国地辽阔、人口众多，所以即使人民生活水准很低，便把可以搜括到的人力财力集中起来，数目仍然是相当庞大的，这就造成了中国“富厚”的假象。由于统治者将这笔财富视为私产，所以大多被挥霍浪费，真正用于国家管理和社会进步的反而是少数。想当然地认为统一政权必定会投资于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大工程，有利于发展生产等，显然并不符合中国的历史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