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感觉与宏大结论之间，究竟有多大的空间、时间长度和演绎的过程，在一般国民的心里，有多少人注意过或者重视这个问题，这个比例或许会决定了一个民族文化知性的总体质量。在很多人看来，得出一个结论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径直跃过从感觉到宏大结论之间的过程，或省略掉所有的知性环节，由此表达一个反应和让感情喷薄而出，是合乎人性人道的习惯，无可厚非。然而如果在一个不断经历重大变化的“政治社会化时代”，多数国民都沸腾在这样的一种心智水平上，则大家在这样的知性水平上的合力所造成的社会思潮，可能带有无法为理性和智慧所左右的盲动性。这是否是一个堪忧的大问题呢？
一、广场效应下不需要实事求是
首先看看2013年年初全国国民关注的一个事件：唱歌将军李双江的儿子李天一涉嫌轮奸少女事，为此媒体上多数人参与表态。以下是某网络作者的考察记录：
2013年2月24日19时30分，我想了解一下新浪微博话题【听闻李双江儿子涉嫌轮奸，你的反应？】的投票能否说明一些问题，我的票投向了—— “冷静！ 事情没清楚前，不妄下结论”，等投票结束后查看结果时，才发现已经有18万7129人投票。其中有10万5575人的直接反应是 “愤怒！明星子女就可以违法乱纪么？”，在总人数占比56.4%；比例稍大的还有 “同情李双江！子不教父之过” 的为5万0719人；而和我投一样票的人只有1万多一点人，约占总人数的5.7%。（独园居士：《“随笔琐记” 你丫是谁》，一五一十部落 2013-2-27）
独园居士的考察表明了一个大问题：在一个广场式事态中，多数人都会带着偏见和先入为主的观感去参与其事，而极少人会注重以冷静和追究事实真相为前提，至于和人们讲法治，并要求合乎常识政治，理性至上，实在是很不讨好的事情。在广场上，大家都在呐喊的时候，少数几个人呼吁“要冷静，先弄清事实真相，要通过法治程序行事！”——这个声音比一颗石子扔进黄河，还要不堪。随波逐流跟随舆论互动，推波助澜疯狂煽动，让事件获得快意江湖的结论，是一般国民的普遍心态。独乐乐不如与人乐，此种非理性运动方式，在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总是以“革命”的名义一而再再而三以至N次重复，但是至今依然没有引起全民反思，因为历史再一次把全民带到了一个“中国怨气”的时代。
我们面对的国民心理状况是：只要符合我的习惯趣味的，其言论就是真的。按照站队形势来论取，只要是自己一直倾向的观念意见偶像，他们说的自然都是准确的。一事当前，快意表达最重要，真不真谨慎不谨慎不重要，重要的是舆论一律立即见效。这是一个讲求实效和业绩的时代，慢慢追究真相和权衡各方利益，斟酌理性处理方案，那不符合这个焦灼时代的心理。中国人的文化习惯是：当一件大事出来之后，凭着感觉更多是直觉，立即根据经验做出结论甚至是宏大结论的决定，于是群情汹涌，在排山倒海的兴奋激情下，我们四海翻腾五洲震荡了，至于事实如何，复杂状况如何，那个更周详的策略如何，who care that？文革就是这样发动起来的，种种运动也是这样发生的。所以今日发现99%的宣传和所知道的结论都是谎言。然而很多人宁愿继续在谎言造成的记忆里生存下去，因为你要他全盘否定几十年里习得和获得的文化结论与记忆，那是彻底空白完全失败的状况。一个人要承认自己所有的所知和习惯完全是错误的受骗的，他的自尊心很难接受。宁愿拒绝，被颠覆毋宁被欺骗。中国人又一向是一个重视直觉的偏向女性化心智的族群，诗意感觉最讲究美妙，直觉通顺最紧要，赋比兴就是我们习得最圆熟的思维方式。被煽动起情绪反应的人，渐渐沉沦在不加思索的接受中，而绝不会去挑剔、审度、辩识一下一条信息的可信度。
今日网络形式的社会化媒体促使广场式思维变本加厉：“Twitter的出现，给社会化媒体打上140字符的标签。即便之后出现的各种社会化媒体未必严格按照这个标准来，但统一的思想就是限制人的发表字数，力求快捷明了。并且，更重要的是，人们享受这种随手就发几个或几行字的便捷。不需考虑语言的严谨，不需考虑词语的排列，也不需太过考虑文字的顺畅。 140字给人找到了许多可以“偷懒”的借口。但却不知道，这种长期对简短和迅速的训练是一种 ‘甜蜜陷阱’。它让我们的写作技能每况愈下，让我们的思维方式变得简单，让思想变得浅薄。并且社会化媒体上爆炸式的海量信息，让人们一切以‘快’为目的。他们没有耐心细细阅读和慢慢思考，对一些现象和事实只看表面便人云亦云或贸然下结论。所有的问题都可以靠搜索找到答案，随手‘剪切’和‘粘贴’ 就变成了‘自己’ 的观点，不再深究事实真相和内部的关联。而这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思想不断变浅薄。”（《深度反思：被异化的社会化媒体也在异化社会》，钛媒体 2013-2-20 ）
二、心理需要与心理缺失
多数人其实就是“直觉思维习惯者”，即不具备反思批判思维和证伪主义观念者，在心理上没有疑问地信任自己的直觉思维，任由自己的直觉在任何事情上立即做出反应，而且从来没有感觉到不妥。更甚者，只要有人和我的意见不符者，便是我的意识形态敌人或异类，最少是一个对手，于是采取对立斗争的态度。直觉思维习惯者，从感觉便一步跨到宏大结论的Ending，他们既没有追究事实真相的思维习惯，也从来没有“必须首先认知整体详尽的事实真相、掌握全面信息以后，才可以通过推理和归纳做出判断和结论”的文化知性观念，那么，在一种感情动力、心理需求的支配下，便完全任由直觉思维导出最接近自己习得观念和兴趣情感的判断。在任何一种“心理需求”的背后，我们都可以看到一种对应的“心理缺失”。
我们来看看历史学家秦晖对文革历史与今日社会群众心理思潮的一段关系分析，看看其中今日社会很重要的一种心理需求与心理缺失之间的关系：
“（80年代）当时虽然否定文革是一个共识，但是否定文革的具体表述还是有非常明显的立场导向的，基本上就是站在当权派的立场上来否定文革。他们认为文革是该否定的， 但是否定方式是集中的讲文革中的老百姓整当权派的那些东西，一切坏事都是造反派做的，造反派做的最大的坏事就是整了当权派，这种否定讲多了以后，就成了一 个非常可怕的现象，因为现在大家知道我们现在的老百姓对现在的当权派也有很多看法，按照这种解释，就把文革解释成为了一个老百姓反对当权派的十年史。假如这么描写文革的话，现在很多年轻人对文革有好感，我觉得这一点都不奇怪。你这么描写其实也是否定，只不过是站在当权派的立场上否定，但是你越站在当权派的 立场上去否定，大家就觉得这个文革越可爱了。现在很多人就说需要有造反派来教训教训他们。而且那个时候的否定文革又制造了一种说法叫做：毛泽东支持造反 派，邓小平上台以后才搞掉了造反派。如果这样一讲，当然结果更是这样：当权派坏，我们要喜欢造反派，而造反派又是毛主席支持的，那么我们当然就拥护毛， 实际很多人是这个逻辑。后来当局其实也感到不对了，所以到了90年代以后，彻底否定文革的话就不怎么讲了，因为他们也觉得讲来讲去效果是越讲越糟糕。他们站在当权派立场上搞否定文革的那一套东西，但是又不准站在老百姓立场上反思文革的那些东西出现，久而久之文革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大家都忘记了，即使记住的也只记住了官方宣传的80年代的所谓造反派迫害当权派的那一套说法。这套说法放在现在，反而增加了当权者的风险。”（秦晖：《遮蔽文革历史会让所有人受害》，共识网 2012-11-8）
当下中国社会群众心理最大的心理需求是什么？惩治权贵集团。权贵集团的贪污腐败和侵吞公共财富已经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但是无论当局如何惩处，都无法稍减权贵们疯狂掠夺之劲头。不仅仅是一种严重的不公平之马太效应感觉，更是一种羡慕嫉妒恨的心理缺失症。在一个人人急于致富而渴望过上人上人生活的时代，不是物质缺失造成的心理缺失症状肆虐，而是计较之下羡慕嫉妒恨的心理缺失症泛滥。所以网络上像病毒传染一样的仇富心态、反贪心态与拥护文革的心态一拍即合。那么对于真正的文革事实真相，群众有愿意探究的愿望否？那肯定是没有的。至于进一步地探究历史原因，由此引导去解决现实制度问题，更是没有多少人会感兴趣的。因为没有人会有对着尸体饕餮酩酊的嗜好，面对强权，柿子捡软的捏，谁是落水狗，谁就是快意泄愤的对象。知己借酒发牢骚倒是天天可以见到的情境。
真正的事实真相往往会令人沮丧，所以一般人宁愿跟着感觉走，满足自己的感觉与宏大结论的和谐对应，而不会艰难困苦地去追究事实真相，何况还有权势集团禁止社会暴露真相呢。继续看秦晖的叙述分析：
“美国有一位学者编过一本书叫做《文革大屠杀》，里面讲了文革中最骇人听闻的八起屠杀事件，其中除了内蒙的内人党，其实内人党也有整造反派的东西，但是不太明显，除了内蒙的内人党和云南的沙甸事件基本是民族矛盾以外，其他的六起都是在屠杀造反派，包括广西当然是最明显的，全国各地的当权派都曾经一度失势，但是只有广西是当权派没有失势过的，广西的当权派屠杀造反派就没法说了，大家可能都听说广西文革期间有十多个县发生吃人的事，是吃谁？不是吃当权派，也不是吃保皇派，就是吃造反派，而且广西镇压造反派是出动了正规军和官方民兵的。8月一个礼拜杀了3000多人，打死的只有1000多人，另外2000多人是屠杀俘虏的结果，就是攻下来以后再杀的。包括我们知道的湖南道县大屠杀，公布的原因是"杀四类分子"而且是满门抄斩，但是杀四类分子是以什么理由呢？就是说四类分子是造反派的社会基础，当时是说湘江风雷要跑到道县去活动，道县的县武装部和民兵，把他们认为对他们可能不满的人全部杀绝。这样骇人听闻的事，你能够把这个黑锅背到造反派的头上去吗？其实中国有很多很荒诞的事，比如说小平同志一直说反右还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但是一扩大化就扩大了99.99%。大家知道右派，好像全国只有几个以外都说是错了，但只有几个是对的。毛主席说造反是对的，但是实际上在毛时代，中国的造反派大概90%都被整了、中国的造反派一直得势到毛死了以后还在台上的像王洪文这样的造反派，大概只占造反派总数的极少数，事实上绝大多数的造反派都是在毛时代被镇压和屠杀的。”（同上引）
人性有一个不自觉的“情感优先心理”：为了满足自己最强烈的心理缺失和心理需求，于是会下意识地滑向“选择性偏见倾向”，凡有利于我的观念和感觉的，就兴趣阀开张接纳，凡与我的感觉和意见冲突的，就自动忽视、排斥甚至删除。越是“自然人”（没有经过严格的专业训练和逻辑思维训练者，缺少科学意识者）越是如此。假如当这种心理缺失和心理需求涉及到利益和政治得失，这种情绪性的偏见倾向越加严重。事涉失败感觉，偏见倾向的感觉越会直接跨向宏大结论：敌对、仇恨和颠覆、革命！
“情感优先心理”源自心理学家扎荣茨（Zajonc）的一个认知理论假设（情感优先性假设，1980）。他说：“我们经常会对人和物进行情感性评价，尽管我们很少加工关于它们的信息。” 之后心理学界在这个领域继续发展实验研究。实验发现，焦虑水平与积极词语的记忆有显著负相关,焦虑水平越高的被试对积极词语的记忆效果越差。愉快的被试回忆了更多令人愉快的内容，伤心的被试记起了更多令人伤感的故事。情绪对个体的判断偏好往往有很大影响。当人们感觉愉快时, 他们对别人的看法比较积极, 对目标个体的分类较为宽泛,对自己所处情境给予更多的积极联想, 对问题的解决也更富创造性, 以及在作决定时也更为自信。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情绪一致性评价效应。被启动了愤怒情绪的被试，对愤怒面孔表现出了注意偏向。一系列相关的研究表明，当无关信息带有情绪色彩时，个体的加工过程会受到这种无关刺激的干扰，产生注意偏向。Bargh和 Pietromonaco（1982）在一个研究中，向不同组的被试阈下呈现含有不同比例的表述敌意的词的词汇表，词汇呈现完毕后，要求被试对一个并没有表示敌意的人物进行评价，结果发现，随着词汇中敌意词汇比例的增加，被试对他人的评价更加消极。
“情感优先心理”表明了当下许多国人正在重复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心理习惯：“厚古薄今”。对当代直接刺激自己的种种困惑矛盾难题产生以致积聚了很多以及无法消解的负面情绪，而对渐行渐远的历史进行了“遗忘加工记忆”，对过去的悲剧和苦难采取选择性失忆，完全是为了满足人生逃避历史记忆压迫的心理需要。因此，对过去的安慰心理需要和对现实的心理缺失而产生的怨怼，二者合力构成了不能经得起理性追究和反思批评的负面直觉，凭藉这种直觉得出的宏大结论，往往使人感到匪夷所思的荒谬。以下试举一例看看。
郭贤源在《毛泽东是最讲民主的吗？》一文中说了这样的一件事：我在昨天（3月1日）听到一个私企公司的行政经理说了一番话。当时我们闲聊交谈，他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刚刚从大学出来不久，太理想主义，对很多事情并不清楚，天天喊民主啊，自由啊，就知道批评，甚至否认毛泽东，你看，昨天人民日报发表的毛泽东的文章，就有“文章毛泽东”之说。其实，毛泽东是最讲民主的，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了不起的人物。接着，他借助了几个例子进行论证。他说：你看，毛 泽东时代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当家作主，工人、农民的政治地位被提到最高，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你看陈永贵是农民出身，他居然成为了国务院副总理。还有很多个人也是这样的。你们说美国、英国、法国民主啊，人权啊，我看哪，他们最不民主，不讲人权，如果讲民主、人权，为什么这些国家天天、年年在中东一带的国家搞侵略，把那些国家的人民搞得不成样子，杀了那么多人…（一五一十部落 2013-3-3）
我得承认，这位私企经理是努力学习和不同意见者讲道理的，比起网上那些破口大骂权贵捎带着狠狠地贬损公知的愤青，他是想显得他是讲道理的。今日在中国，这类宏大结论的纵谈国事无日无之无地无之。然而，不客气地说，除了骂街派不在可以讨论范围之外，那些许多的试图讲道理的关心国事者，其实都不是讲道理，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从感觉一步跨到了宏大结论，被自己的情感引导，以非理性的方式试图参与理性的话语场表态。可惜，他们的教育背景里缺乏怎样讲道理和怎样得出站得住脚的推论那样的训练课程。国人没有这种讲道理的逻辑习惯。
分析一下私企经理的话语结构，可以看到：他先摆出所谓论敌的论点，然后否定之；于是便堂而皇之地提出自己的论点，接着用概括判断，得出又一个宏大结论：“毛泽东时代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当家作主”，再接着用举例法。然后话题一转，说到美国等，都是一个大判断接着一个大判断。打个比方，他的地基是陈永贵做副总理的例子，这个例子相当于一根柱子，支撑起“工农当家作主”的大厦框架；这个框架再支撑起“毛是最讲民主”的帝国大厦。这个帝国大厦不用本·拉登派飞机去撞，自己就立刻倒了。——这种话语结构方式在中国比比皆是，我们多么熟悉啊，这是文革时期语文教育留下来的杰作：写议论文就是三部曲格式：提出论点-举出论据（往往就是例子）-得出结论。流毒甚广啊，今天我所认识的同龄人都是这样的话语结构方式，我想今天的语文教师也不会有多大的差别。我们这些为人父母者，在家里也是这样和子女说话的。直接从感觉和情绪跃进到大结论。对许多唬人的严肃大问题大事情一点儿敬畏之心也没有，直接就下大判断，丝毫不觉得有逻辑上和事实上的空洞荒谬，所谓大言不惭，不仅仅针对自我夸耀方面，也是指一个人做出大判断时没有一丁点的谨慎严肃的态度，过后也不会有反思的习惯，说过了，也不会想到有“话语责任”的问题。
三、文化人也会不讲逻辑
对于这种“逻辑常识稀缺”的从感觉直接得出结论的表现，我们是见识得很多的。下面我也用例证法来看看我们缺乏常识思维的惯性谬误，不过我会严格分析例子，从这个例子只说明当事人的思维方式，不连坐到其他人。——我亲耳听到过这么一个小片断的闲话：某公司，某天几位女士在议论：怎么我们女厕的卫生纸总是没了？是谁拿走了呢？一女士说，是不是男生进来拿的呢？另一女士说，应该就是男生进来拿的，我们都不会拿的，是吧？第三个女士说，是的，我就从来没有拿过，应该就是男生来拿的。第四个女士说，我也没有拿过，肯定是男生拿的！结果一致进一步声讨男生的卑鄙贪小便宜作为，然后开始猜想，究竟是哪一个男生会拿呢？——这一类共同猜想案件的故事，在中国常常会见到。
这几个女士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白领，真是越是读过大学的，就越是不会用脚后跟想问题。分析她们推理的逻辑很奇怪：“是不是某某某？”大胆猜想。“我们不会，应该是某某某！”排除法，觉得前者的猜想有理，附和。“我也没有拿，肯定是某某某！”再排除，加重坐实。我不敢说女人没有逻辑，但是中国人都喜欢这样以举例求普遍结论的思维方式，因为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都是这样一种正面例证以概其余，由个别得出全体结论的“党式推理法”，这已经是我们大家习焉不察的“异化常识”。所以者何？第一，常识思维要求，凡事要有事实证据，现在没有证人证据，推波助澜的猜疑都是自作多情的。第二，凡事要用常情常理常识来推想，一个男生为了贪几卷卫生纸的便宜，跑到女厕来偷卫生纸，其中风险之大，不亚于盲目把整副身家投资股市，因为随时冷不丁地就会有某位女生哇呀大叫一声“有流氓啊我的妈！”那就是一世英名尽丧的勾当，捡芝麻扔西瓜的算式。第三，从动机可能性的常识来看，男生为什么要冒着声誉危险到女厕来取区区的卫生纸呢？向清洁女工要不是简单得多吗？第四，波普尔说过，正面求真是不可能的，因为你不可能穷尽所有的个别。你只能够证伪。用简单归纳法普通排除法简单推理就会得出简单冤案，自己没拿不等于在场的其他人没拿，在场的没拿不等于不在场的女士没拿，白领没拿不等于其他员工没拿，人人都没拿或者清洁工根本就忘记添加新的卫生纸！还有任何的可能性没有得到证伪的话，就不能够肯定你的猜想。——唉，可惜中国人好像没有学习过常识证伪的基本逻辑方法。没有。于是整个网络上普遍盛行同样性质的大胆判断法，结论很大、很多、很刺激，但是都不符合常识。
没有环环紧扣的整体细节和充足直接的事实证据可以证明的判断结论是很有中国特色的“感性判断法”——成见，感觉，猜疑三者是国人判断事情的基本出发点，不需要任何值得考证的“细节证据群”和“事实因果链”。这种思维方式的特点是，不会在常识和基本事实方面寻根究底，只要直觉上对头就开始执着不移，连稍微拐个弯的质疑都不要，“问题链条式的追究”更没有。直接就得出宏大结论，言之凿凿。这叫“常识稀缺的推导结论法”。在此基础上的思维习惯是：直觉-类比-例证法。从感觉到宏大结论之间，轻浮滑过。这是两三千年政论对策文学化的产物。一个没有科学传统的国家，它的科学素养是最难建构起来的，有时候文化人比老百姓还要可笑：因为他们没有常识，又习惯发表轻薄夸张的大话，以博世界的关注。
有一个知名的美籍华人文学教授颜元叔（1933—2012），在美国讲授英国文学史、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著作等身。他的特点是推崇西方现代派文学，而批评乡土文学。他是一个极端的爱中国的学者，声称“看我的背景，我应该是个亲美分子，亲西方分子，可是，恰恰相反，越了解美国，越了解西方，我就越反它们。相对的，我就越热爱中国。”——看到他这样说话，我就觉得他也是一个极端思维分子，被“情感优先心理”驱动的爱国者。和“毛式思维”的对-错、敌-我、左-右、爱国-卖国、革命-反动二元对立文化观相通，不是东风，就是西风，不是亲美，就是反美，由背景决定立场，由立场决定态度，由态度决定人品，根据站队划分派性，根据派性决定生死。所以血统论、血缘论是最后的道理。一事当前，首先起人老底，因此中国人最感兴趣的就是打探识者的隐私：背景就是本质。知己知彼。
颜元叔有一篇文章《不要亲美》，一看题目就知道情感用事。它的逻辑就是美国人和我们不亲，有排华倾向，美白至上（他可以不管美国人里很复杂的多元文化融合多民族混居以至奥巴马做总统的事实）。文章一开首，就是一个例子：
今天住在美国的华人很多，在美国成功的华人也有一些。但是，试问他们能做一个完完整整的美国人吗﹖像美国人那样的美国人﹖我看是很难很难。美国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表面看来很开放，其实它内藏许许多多的歧视玄机，不是亲身经历你是感觉不到的。那年我在北密西根大学教书，一位老教授的中年太太（也在同校教书， 她弟弟还在台中东海大学教过书，所以对我特别亲切）居然生了一个儿子，同事们大家很高兴，凑了份子去她家给她庆祝。到了她家，她当然抱出新生儿展示，每个人都抱抱逗逗；可是，当一位同事把婴儿传到我手中时，几乎是立即的，这位做妈妈的同事就从我手中把婴儿抱了回去（大概是怕我有东方细菌会传染给她的婴儿！）而她平常对我那么亲切，叫我Leo，像兄弟一般，好像我们间有着一层特别亲密的关系。而且，她还是一位虔诚的耶和华教会的会员！（信神应该不歧视，信教就是为了歧视 — 你不懂此一矛盾命题的话，那你就不懂好了。）（颜元叔:<不要亲美>，爱思想网 2013-2-18）
颜元叔作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却根本想不到自己做文章这样的不讲道理不合逻辑：“大概是怕我有东方细菌会传染给她的婴儿！”——这是没有根据的敏感猜测，“大概”！如果没有得到确凿事实证明的猜测，却作为了接下来一切推断以至劝人“不要亲美”大结论的一句启动，那么这个冤案就太大了！还有什么其他可能性导致这位妈妈要立即从颜老头手里接回自己的孩子？你一个大佬爷们或许抱孩子笨手笨脚，或者。。。？完全因为颜老头自己心理过于自卑、充满民族隔阂心态，于是马上就从这样的负面情绪导出那样一种“负面认知”结论。唉，从感觉到宏大结论，这样的情感优先心理害人不浅，甚至连人家的人品虚伪、宗教矛盾的大判断都立即定案了！忽然我想起刘瑜小说《余欢》里的周禾：“他对人多么慷慨——来到美国的中国人，大多变得抠抠缩缩，小里小气，而周禾是极少见的几个保留了‘哥们’这个概念的人，他心胸宽广，有情有义，仁、义、礼、智、信。。。”周禾遇到乞丐向他要钱，他会给，但不会由此想到贫穷和社会正义的重大关系；碰到一个美国人侮辱中国人，他会和他单挑，但不会由此产生悲愤的爱国主义；他对人好，但没有兴趣感动自己或者别人；他刚正，但并不愤世嫉俗；他想发财，但不至于两眼发光。——一个正常人就是这样，不会因为一个人歧视过你，你就认为整个民族与你有仇；不会因为你想念祖国，就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何况那个教授太太同事何曾有歧视过你呢？她平常对你的亲切、像兄弟一样亲密的多数态度，都比不过一次把孩子从你的手里要回去更有说服力？总之，颜教授如此不讲道理、如此没有事实根据的敏感推测得出的宏大结论，着实让我惊讶。
读到哲学家赵汀阳先生的一篇访谈录《是什么让中国人“不讲逻辑”》，恰好它提供了一些现成的答案，转录一段如下：《南风窗》：不讲逻辑好像是现在中国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公共领域的争论，多自立场开始，以人身攻击结束。而某些政府部门“你和他讲道理，他和你耍流氓；你和他耍流氓，他和你讲法制；你和他讲法制，他和你讲政治……”的背后，其实也是耍赖，不讲逻辑。还有另一种不讲逻辑的方式。大家习惯了玩类比、玩隐喻、玩象征、玩暗示来“讲道理”。我们从小就被训练玩各种文学的修辞手法。 。。类比估计是很多人最常用来“讲道理”的了。比如“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的谚语。这样干时，我们好像没有注意到有一个“赖尔峡谷”：不同范畴的事物，比如A和B，你要从A的成立证明B成立，必须先证明B和A在某些方面具有相似性或等同性，有了一座“在逻辑上可以等值”的桥梁，才可能通过这个“赖尔峡谷”。 赵汀阳答：现在为什么许多人不讲逻辑，我无法充分了解其原因，也许是为了饶舌，为了有趣，为了胡搅蛮缠，为了回避真相，为了欺骗，等等，总之是故意不讲逻 辑。。。 拥有逻辑知识并不能保证有效地应用。我见过一些逻辑学博士，惊讶地发现，他们熟知逻辑定式和推导技术，但似乎只在进行抽象符号演算时才显示出思维的逻辑性，而在思考其他问题时却并无优势，甚至有时很不讲逻辑。这个怪事使我意识到，逻辑不仅是一种技术，而且还是一种态度，准确地说就是理性态度。如果缺乏理性态度，多高的逻辑技术都无以致用。（爱思想网 2012-5-4）
四、敬畏之心与话语责任意识
人类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很多很重大严肃的事情，却常常由最轻性浮躁不可信任的感觉甚至是直觉来决定，而且是大家都共同倾向于感情色彩很浓热的结论。人的非理性在多数事情和一生的大部分生涯中所起的作用非常之大，多数人如此。真正养成科学理性思维习惯的人其实很少。因此，涉及公共事情，民主决策制度和公共知性平台的设立是极其重要的。认知假设与管理假设理论如是说：全知全能式的管理是计划管理和中央集权管理的理论预设。按照哈耶克的知识分工论，完全否定了任何人的完全理性之可能性。如果承认人的“无知和有限理性”，民主决策管理就变得极为重要，参与式管理就成为必要。民主决策制度规定任何的判断和决策结论都需要经过一个不同利益集团代表之间的“辩论研究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判断和分析有交锋、互相证伪的考验，要有充分完整的证据和背景真相考察；而公共知性平台恰恰是为了暴露、揭示背景真相以及让种种声音得到自由公平发布而设置的，还要规定辩论和探究需要“延缓判断”，让真相逐步浮出水面。苟如是，可以保证关系到全体人利益的判断和宏大结论可以具有冷静理性的反思，公平公正的量度和监督，而不会被权贵则团的私自操控或者少数人的非理性拍脑袋决策作祟。——逻辑虽然抽象，却是人人都必须遵守的法则。法治就是逻辑的政治制度，法治的逻辑同样转化成理性人的判断和结论所以形成的基础素质。在感觉和宏大结论之间，除了实事求是，逻辑是不可或缺的。
这个时代偏见会越来越多，因为情绪和意见得到了史无前例的释放，更因为有了网络形式的社会化媒体。越是在这样自由和民主发言的时代，人应该要有敬畏之心和话语责任意识。中国当下的形势在历史上会留下一个深深的记忆：权贵集团绑架国家大势已成，当局固守自我立场和原有管治制度不动，社会矛盾和问题积聚堵塞无处消解，生态、世态和心态环境日益污染恶化——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怨气的沸腾，竟然导致不少民众怀念毛时代和文革。在这样的负面情绪主导下的情感优先心理，使国人的公共知性常识和理性态度严重缺失。这是一个特别需要“讲道理”的时代，可是现在讲道理是多么困难啊，骂人和诅咒盛行的国度，首先受侮辱和受损害的，就只是普通人了。在中国追究真实真相实事求是是艰难的，这个国民性难题恐怕是阻碍中国现代性转型最严重的心理思维障碍。党文化根深蒂固之影响力、后现代信息时代的混乱症，再加上全社会焦灼病态的怨气，都混搭成一个非理性的社会思潮。
在感觉和宏大结论之间，究竟有多大的空间程序和时间进程？这是值得有理性的公民认真对待和审慎思考的。做一个“理性人”，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也是大家获得共识的基础。只有人人学会讲道理了，我们才会在共同的公民素质基础上，建构属于大家的公民社会，向当局争取我们的民主自由空间。学会互相尊重，我们才能合作。总之，延缓判断，冷静对待，实事求是，崇尚反思，学会证伪，大家都讲道理，让逻辑变成我们做人的底线，是我们民族理性进步的基本条件。当你要发表意见的时候，是否多一点敬畏之心，考虑一下你的话语责任？准此，我们大家都会变得比较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