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其生前，还是生后，人们之于徐志摩与原配夫人张幼仪的那场婚变的争议从来没有停止过。此一婚变，在诗人人生道路上非同小可，可谓他人生命运的分水岭，因为自此起，诗人执著于茫茫人海中寻访他“灵魂之唯一知己”，并且声称：“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他一生的动荡与悲剧由此展开，直至影响了他人生结局的最终走向。关于这次婚变，赞成者着眼于与封建礼教的对抗，如郁达夫；折中者着眼于“与他人何干”，如梁实秋；反对者则视为“不道德之极”，从传统伦常的角度诟病于诗人的“见异思迁，喜新厌旧，用情不专”，如梁启超。上述言论在关于徐志摩婚变的评论中代表了三种典型的社会舆论倾向，此消彼长，交错同存，余波纷纷之际至今也未能取得统一，可谓各有市场。而社会对于这三种评价的反应也不一，如之于赞扬的就有质疑与鄙夷，之于反对的就有同情与辩护，形成了“莫衷一是，各执一词”的滔滔争辩。由此，笔者觉得有了钩沉斟误的必要，既是关乎现代文学史的评价定位问题，诸如涉及诗人性情时关于作品内涵的分析与诗人的名誉，也是为了从事实出发，还事实一个真相，在具体历史语境中，还诗人一个公正、客观的历史评价。
至于那些以窥探名人隐私为乐的捕风捉影和不够了解诗人婚变过程的歪曲失实之词，因为本身不值一驳，并不在本文的论证之列。
一：婚前没有谋面的包办婚姻
徐志摩与原配夫人张幼仪的那段婚姻，说来有趣，来自一份无心插柳柳成荫式的因缘。那是青年学子徐志摩尚在杭州一中读书时，有一次作为当时社会名流的张嘉墩（张幼仪的四哥）来校视察，看到徐志摩的那篇《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的考卷后大为赞赏，视为奇才。在向校方询问了徐志摩相关情况，得知是浙江硖石镇首富徐申如的独生子后，他不由得动了为待在闺中的妹妹觅佳婿的兴头，于是举动向徐家求亲。此举正中徐志摩之父徐申如之下怀：兴旺一方的徐家家业与当时作为浙江名门的张家联姻，岂不是锦上添花，如虎添翼？再说张幼仪自身状况也不差，徐申如大喜过望之余亲自回信：“我徐申如以聚张幼仪为媳为荣”，一手拍板敲定了这桩婚事。但做父亲的在一手拍板之余并没有征得儿子的同意。“徐志摩当时还只是一个在校求学的青年，虽然有一定的民主自由思想，不大愿意接受这桩婚事，但他年轻，也太软弱，既迫于父威，又被祖母和母亲的慈爱所软化”（徐炎）。-----应该说，这桩婚事从一开始就种下了将来离异的种子。
值得指出的是张幼仪婚前的态度。张幼仪晚年在那本由其侄孙女张邦梅所执笔的自传《小脚与西服》中，详细地述说了与徐志摩由“父母之命”结合而最终离异的具体经过。应该说，她自述的许多事实与史实记载是相符的。他们的婚姻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包办婚姻，婚前甚至没有谋面(张幼仪曾躲在阁楼上偷偷看过来相亲的徐志摩一眼算不上正式的谋面)，更遑论交流与了解。当张幼仪从其哥哥口中得知徐志摩很有才气以及家境人品均不同凡响时，和绝大多数对未来婚姻抱有美好希望的传统女性一样，她对未来丈夫的期望不脱出中国传统伦常的范畴，她说：“我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我以为我嫁了一个和我哥哥一样思想先进却不失传统，拥有一套坚定价值观的男子。我期望他负笈海外，回国后在政府部门谋得一官半职，光宗耀祖。”-----张幼仪的话说对了一半，徐志摩后来的确成了一个“思想先进却不失传统，拥有一套坚定价值观的男子”，但历经欧美思潮洗礼的他所拥有的一套坚定的价值观却不是什么当官发财，光宗耀祖，而是西方文艺复兴思潮的核心理念：民主自由与个性解放。这样的转变与张幼仪的期望显然是相冲突的，追求性灵的诗人后来连现实政治的功利都不肯染指的，更何况强加于自身的徒有其维持形式的“金玉良缘”。
他们新婚之夜初次谋面的情形，是一个尴尬的开局。且看《小脚与西服》中张幼仪的自述：“用人离开洞房以后，我就转向徐志摩。他身上也脱得只剩下一层丝袍，而目光充满期待地站在房间的那头注视着我。初次与他相处，我很想跟他说说话，大声感谢命运的安排。我想说，我现在是光荣的徐家的人了，希望能好好侍奉他们。可是正当的做法是由他向我先开口，所以我也就站在那儿。当时我年轻又胆怯，也许一个新式女子会在这个时候开口，一对新人就此展开洞房花烛夜。可是徐志摩一句话也没有对我说，所以我也没回答他，我们之间的沉默就从那一晚开始。”-----一对懵懂的年轻人，由于从未谋面，在新婚洞房花烛夜，竟然生出了如许尴尬和不知所措。应该说，这样的例子在新婚夫妇之间并不鲜见，但徐张的尴尬初面还是透露出了一些性情不合的端倪：张幼仪固然意识到一个新式女子在这样的场合可以先开口，但自幼就受到的三纲五尊之类的传统教育观念却根深蒂固（《小脚与西服》中她坦承“我学到了像为何必须遵从‘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样简单的道理），所以认为徐志摩应该先对她说话（所谓“夫唱妇随”），而徐志摩也许内心正期望着自己的新婚妻子是一个新式女子，但张幼仪的沉默内敛让他大失所望，不知所措，也不知从何启口-----他们之间，实在缺乏了一个相识相知的沟通前提，以至于陡然面对时，不知如何是好。
二：短暂的相聚与长久的分离
“刚结婚几个星期，徐志摩就离家求学，先是到天津北洋大学，后来又到北京大学，所以你瞧，这是件很悲哀的事，我打从最开始就没法子了解我丈夫。”------据张幼仪的自述，他们结婚成了事实上的夫妻后，只相聚了短短几个星期，徐志摩就因求学而离开了她，而且日后也是离多聚少。而张幼仪婚后在徐家的日常生活，除了老太太坐在一起缝补衣物以外，整日无所事事，而且她牢牢遵守娘家母亲的教诲，把个婚后日子过得循规蹈矩、一丝不苟：每天一大早起床，洗脸梳妆整齐后必先要向公公婆婆请安，谓之“晨昏定省”。作为“大少奶奶”，平日她穿得整整齐齐，不敢随随便便露脸。在徐志摩因学校放假回家而偶尔有限的几次相聚里，他们之间依然生疏沉默。没有经过爱潮洗礼的他们，彼此都还不懂得怎样去关心对方、重视对方，更不懂得沟通的方式和技巧，他们有的，只是照例的沉默，彼此都在对方紧闭的心门前止步，在隔阂和冷对中徘徊。对于其时的张幼仪来说，这份婚姻，她“不求爱情，也不求浪漫”，只是私心底祈求一份长久的现世平安。而其时的徐志摩呢？用张幼仪的话说是：“除了履行最基本的婚姻义务之外，对我不理不睬。”“徐志摩从没正眼瞧过我，他的眼光只是从我身上掠过，好像我不存在似的。”夫妻双方都不懂得怎样去消除这无形的隔阂。张幼仪牢记着母亲给她的忠告：“一个女人和公婆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和婆婆之间的关系，往往比她和丈夫之间的关系来得重要”，于是，她自我交代：“我从没学会向讨好公婆那样取悦我的丈夫”。但即使能做到“讨好”和“取悦”，又岂是夫妇之间平等互爱的正常交流？弄不好反而会因自尊心受挫而适得其反。果然，在夫妻相处的长期沉默冷对中，自幼个性极强的张幼仪感到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她说：“我想，如果他不想和我说话，我也可以好几天不言不语。”这样的自尊受抑引发的无意识的心理对抗，在那次经过漫长的航海和出国求学的徐志摩见面的时候显得最为明显，当她看到徐志摩在岸上等候人群中不耐烦的表情时，她的心中不由得凉了一大截，她说：“等到我站在徐志摩对面的时候，我已经把脸上急切、快乐、期望等种种表情收敛住了。在那一刻，我痛恨徐志摩让我变得如此呆板无趣”-----当时的具体情形我们作为读者的都不在场，所谓历史也只是存在于讲述者的口中，但痛恨对方让自己变得如此呆板无趣的同时，是否也有自身一面的原因呢？我们并不排除徐志摩对张幼仪的冷漠，但张幼仪在徐志摩面前是否也缺乏一种女性的温柔和体贴呢？明明心中很渴盼，很急切见到，为何要压制住不让表露呢？在许多人口中都有生动记述的徐志摩那活泼灵动的浪漫个性（如郁达夫就有关于徐志摩早年读书时顽皮异常的回忆），在张幼仪平淡得近乎冷漠的口吻中全然不见了，而张幼仪在徐志摩的视野中也只是一个观念守旧的没受过高档教育的乡下女子，这样的女子根本进入不到他内心中去。以这样呆板沉闷的婚姻生活，张幼仪固然“痛恨”，但她从女性附属男性地位的中国传统观念出发，又希望可以长久维持下去，但问题是，这样的生活又岂是天性浪漫活泼的徐志摩能够长久忍受的？
在那样的聚少离多，而且是只维持了一份形式而已的婚姻生活中，张幼仪生下了她和徐志摩的儿子阿欢，且看张幼仪这样说：“子息的问题既然解决，徐志摩就得到父母许可负笈海外了。······他和大多数初为人父者一样，好像一方面觉得得意，一方面又有点害怕自己的儿子。然而，他对我的态度还是一样。当我向他告别的时候，他仿佛早已远去，说不定，他从来就不曾呆在那儿。”-----一场婚姻，从开始双方家长的撮合到形式上的维持，竟然只是为了一个结果：繁衍后代，而从来没有渗进当事人双方的感情（即使有也只是亲情而不是爱情）。也许这两个被封建意识裹挟进婚姻围城的不由自主的年轻人之间，没有谁对谁错，一切只因为一个错误的开始，而他们的性情，偏偏又那样的不合。就如《红楼梦》中贾宝玉和薛宝钗出于家族利益联姻的“金玉良缘”，虽然表面上拥有令世人艳慕的荣华富贵，但独独缺少了主人公沉浸其中的真心与灵魂。
三：性情不合的内因与林徽因出现的外因
徐志摩于1918年8月启程赴美，至后来张幼仪赴伦敦与他团聚，这期间分开了两年多，“长时间的不合、分居和通信中断酿成了事实上的离异”------这是一个十分关键而微妙的蜕变过程，之前对这段强加于自己自由之身的包办婚姻敢怒不敢言的徐志摩，此时在欧美自由民主思想的冲击下心理的天枰开始倾斜了。当然这并不是事先预谋，而是有一个量变为质的过程。在此期间徐志摩曾因孤身独处异域而平添想家之情思，写信要求张幼仪赴欧，初衷当在让妻子见世面接受新思想而调和双方的性情，且看书信如此写道：“儿自离纽约以来，过二月矣!除与家中通电一次外，未尝得一纸消息。儿不见大人亲笔恐有年矣。儿海外留学，只影孤身，孺慕之私，不俟罄述。大人爱儿岂不思有以慰儿耶?......从前钤媳尚不时有短简为慰，比自发心游欧以来，竟亦不复作书。儿实可怜，大人知否?即今铃媳出来事，虽蒙大人慨诺，犹不知何日能来?张奚若言犹在耳，以彼血性，奈何以风波生怯，况冬渡重洋，又极安便哉。如此信到家时，犹未有解决，望大人更以儿意小助奚若，儿切盼其来，非徒为儿媳计也。”但后来张幼仪因为种种原因而未成行，徐志摩是带着失落感来到英国的。正是在那里，他邂逅了才貌双全的少女林徽因并一见钟情------一般人往往责备徐志摩见异思迁而导致婚变，更有甚者，甚至认为徐志摩写信催促张幼仪到英国是欲与其离婚的“预谋”，但如上所述，林徽因的出现只是一个外在的诱因，根本的原因在于他和张幼仪长期的不合和事实上疏离的内因。内因是根基，外因是条件，这是不容倒置的。倒置或忽视了这一关键点，则难免对诗人产生误解。任何人处于徐志摩的处境，都有权利去解除那禁锢灵魂的婚姻之枷锁，而去追求自己的幸福自由。从这一点来说，徐志摩后来写给张幼仪的那封离婚信，虽然语带文学的夸张，但并不矫情，而是肺腑之言：“无爱之婚姻无可忍，自由之偿还自由，真生命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幸福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彼此前途无限……彼此有改良社会之心，彼此有造福人类之心，其先自作榜样，勇决智断，彼此尊重人格，自由离婚，止绝痛苦，始兆幸福。”
根据《小脚与西服》而改编的电视连续剧《人间四月天-----徐志摩的爱情故事》，自放映以来，引起了人们的热烈关注，传奇诗人徐志摩跌宕起伏的爱情故事再度引得街谈巷议。但此剧情节的很多失实之处，引来了徐志摩堂侄上海同济大学教授徐炎先生的强烈不满，他撰文进行了全面反驳：
“旧社会对于徐志摩的离婚和第二次婚姻的看法，是根深蒂固的封建观念对他不容，其中还夹杂着不少误会，长时间因袭下来。······直到本世纪，还反映到了《人间四月天》电视连续剧上面。该剧假借诗人的名望叙述他和三个女人的爱情故事，集合了著名演员担任主要角色，但情节许多失实。原来该剧是以张幼仪（徐志摩前妻）的自传体小说《小脚与西服》为蓝本进行编剧和摄制的。张幼仪从1983年开始由她口述请人捉笔，除了申述她本人身世外，还对徐志摩、林徽因、陆小曼提出看法，表达了她自己的婚姻观和情爱观，封建观念很重。而剧本加以艺术处理后显得更具渲染力，把一桩桩故事情节掐头去尾而截取中段，然后串联起来凑成全貌，这就使得不很了解内情的人们看了产生不同程度的错觉-----误以为‘总体上还差不离’。剧本对社会起了误导作用，徐志摩首先是诗人，但剧本未能重视，掐头去尾的结婚和离婚都变了原样。徐志摩变成了一个背弃‘柔弱贤妻’、‘专事追逐少男少女’的‘离经叛道’者，林徽因变成为促使他们离婚的‘主因’，陆小曼则变成了一个‘红杏出墙’、‘背叛丈夫’、‘寻欢作乐’的女性。把女画家表演成在画桌上把画框撕个粉碎，团成一团糟，采用这样蒙太奇的手法来撕毁一个女画家的形象。一时间，媒体报道上面，什么‘休妻’、什么‘弃妇怨’等等都出现了。一些在封建黑暗时代那些封建强汉对待羸弱女性的惯用手段“休”和“弃”都套到了徐志摩头上。无怪有些人，甚至作家、教授在看了《小脚与西服》或《人》剧以后，不由得产生怀疑，怀疑起徐志摩怎么会写出如此天性纯真、人道主义的诗文来。”
徐炎先生还说；“徐张的离异，若指林徽因和徐志摩的亲近关系，明眼人一看便知，此系外界条件，要能认清事实，则内因是根基，外因是条件。”什么样的“内因”呢？徐炎先生强调说是“长时间的不合、分居和中断通信酿成了事实上的离异，性格上的迥异一再得到验证”。并且还对《人间四月天》中的张幼仪形象提出异议，认为如此塑造与史实不符，“明显地专事为博取观众对她的怜悯心”，指出张幼仪性情严肃，不苟言笑，极富主见，很不好相处------徐炎作为徐志摩大陆唯一的亲属，是否出于一种血缘上的亲情而偏袒了徐志摩呢？抛开前面一大段概述不说，徐炎后面的论断与《小脚与西服》中张幼仪的自述却严丝合缝。首先且看他们“性格上的迥异一再得到验证”。《小脚与西服》中记述了张幼仪去伦敦后和徐志摩相处的几件事：有一次徐志摩带她去看电影。他们本打算去看一部卓别林的电影，可是在半路上遇到一个徐志摩的朋友，他觉得范伦铁诺演的电影比较好看，“徐志摩就说，哦，好吧。于是我们掉头往相反方向走。徐志摩一向是这么快活又随和。他是个艺术家兼梦想家，而我却完全相反。我们本来要去看卓别林的电影，结果却去了别的地方，这让我很不舒服。当范伦铁诺出现在银幕上的时候，徐志摩和他朋友都跟着观众一起鼓掌，而我只是把手搁在膝盖上，坐在漆黑之中。”也许是为了调节他们在一起时不调和的气氛，性喜热闹的徐志摩曾让一个中国留学生到家里多余的房间同住，这样一来可以安顿朋友的住宿，二来可以缓冲自己和妻子间的尴尬，但对此张幼仪也是不理解的，认为徐志摩没和她商量就让外人搬进来住了-----二人性情与人际交往观念之差异由此可见一斑。而《小脚与西服》的执笔者张邦梅在书中对张幼仪的性格也有过简明的形容：“幼仪待在我们家的时候向来都很自在，可是一有爷爷（指张幼仪哥哥张君劢）在场，就显得不自然又拘谨，说起话来夹带着尖锐而且比平常用力的嗓音，好像担心爷爷会质疑或讥笑她的权威似的。而事实上，爷爷的确有把她的意见看得微不足道的倾向。我觉得他们的处世风格有极大的冲突，爷爷平时那种幽默、爱说笑的态度（张家每个人都说这点最像徐志摩的个性），似乎被幼仪那正经八百的态度给压了下去。我敢说，这正是徐志摩和幼仪相处时经常发生的情况。”------张邦梅知人论世，出于真实的描述，与徐炎先生关于张幼仪性情的描述不谋而合。由此可以看出，传统严谨、不苟言笑的张幼仪与热情健谈、敏于交际的徐志摩在性情上天生是冲突的，不能相容的，而这正是导致他们离婚的最主要因素。
张幼仪至晚年都认为：“今天，人家问起我是否认为徐志摩要求离婚是革命性举动时，我回答‘不’，因为他有女朋友在先。如果他打从开始，也就是在他告诉我要成为中国第一个离婚男人的时候，就和我离婚的话，我会认为他是依自己的信念行事，我才会说徐志摩和我离婚时壮举。”-------从张幼仪离婚的被动角度来看，她受到创伤的潜意识里始终固执地认为徐志摩是因为“见异思迁”而离开了自己，而始终没有意识到正是他们之间长期存在的不合导致了徐志摩后来的“见异思迁”。在徐志摩逝世多年以后，她仍然仿佛历史上那个闲坐说玄宗的白头宫女般絮絮叨叨着自己不幸的过往，且对徐志摩怨怒犹存，而全然无视当年自愿离婚的事实以及在当时报纸上公开发布的离婚通告，这充分说明了传统的封建观念在她脑海里盘旋得太深，让她终身囚禁在“弃妇”这一可悲的心理角色中而难以自拔。说张幼仪封建观念太深，还有一件事可资证明：当年徐志摩引领同在英国留学的袁昌英回家作客时，张幼仪疑心这是徐志摩所找的女朋友，内心甚至做好了徐志摩纳妾的准备：“我发誓，我要以庄重高贵的姿态超脱徐志摩强迫我接受的这项侮辱，对这女人的态度要坚定随和，不要表现出嫉妒或生气。······我在徐家的地位是不会改变的。我替他生了个儿子，又服侍过他父母，我永远都是原配夫人”。尽管张幼仪有这一想法是很正常的，但事实证明，这在徐志摩不过是一次普通的交际。再者，在婚姻价值观念上，她显然低估了徐志摩所受近代西方性灵觉悟的影响，徐志摩绝不会肤浅到要张幼仪成为他人生的附庸，而是要彼此的独立与完整。后来的离婚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当然，在此并不是说张幼仪的处境不值得同情，作为一个被包办婚姻不期然间裹挟进来的无辜的女性，她在其间付出了比徐志摩更惨烈的代价，例如她和徐志摩的第二个孩子就在他们分手后不幸夭折，其间的抚养艰辛与心灵惨痛可想而知，而徐志摩的一些处理方式在离婚行为中也欠妥当，以至留下了不必要的遗憾。也许是他当时出于对自由与爱的渴望过于强烈，而林徽因在此间又曾暗示过他必须离婚（注：此为文学史上一段疑案）；也许是他因为长期和张幼仪不合而深受压抑，而张幼仪在关键的离婚当口又以怀孕作推诿而行拒离婚之实（徐志摩当时完全没预料到张幼仪会怀孕），以致一种封建礼教对自身性情侵害的愤懑情感的郁积一下子得到了爆发，使他在离婚的前夕断然要求张幼仪打掉肚中的胎儿。徐志摩研究专家梁锡华先生也曾痛心道：“爱的丑恶面就是使人糊涂，使人残忍，志摩不幸竟有这方面的表现！”因为徐志摩这一过于激烈的对抗性举动在中国传统的眼光看来确实是过于残忍和自私（如果张幼仪所说属实)。但话又说回来，如果据此认为徐志摩离婚动机不纯，人品下流，则又是无视他们之间完全没有感情徒有其表的包办婚姻和长时间性情不合的前提事实，而流于另一个极端。为了说明徐志摩离婚期间的真实心理，不妨引录一段他在此间写给张幼仪哥哥的信以作说明：
“对她（张幼仪）的伤害我自知无可弥补，但若要以延续婚姻关系作为内心亏欠的补偿，只恐怕亏欠更深伤害更大，短痛也将成为长痛。----弟在剑桥受其性灵之启发非三言两语能尽述，惟其治学治性的根本都在于尊重人格之自由完整与差异，这在中国是最被忽视的一件事，在媒约之言父母之命的婚姻中更是首先被牺牲的关键！弟与幼仪之婚姻痛苦始肇于此。清醒了岂能再昏睡，觉知了岂能再愚昧。当华美的叶片落尽时，生命的脉络便历历可见。弟之愚情盼兄能体解。”
在五四文坛涌现出来的作家中，拥有包办婚姻的并不止徐志摩一人，例如鲁迅、胡适、郭沫若等人，都有一个被父母包办的原配夫人，但他们大多一边在无感情的痛苦婚姻中无可奈何地挣扎，一边游走于包办婚姻与婚外恋之间，很少有人像徐志摩那样果断挣脱包办婚姻的枷锁。例如鲁迅，在故乡拥有一位原配夫人朱安的他，由于长时间的分离与没有感情，后来终于在孤独中接受了自己的女学生许广平的爱慕并同居。在此并不想涉及鲁迅婚姻观念的价值评判，因为在对包办婚姻的背叛中，一种对自由与真爱的向往并没有错，只是想指出，同样是包办婚姻，同样是极为冷漠的婚姻生活（有资料显示鲁迅对朱安极为冷漠，一天说不上三句话），鲁迅让朱安终身处在一个不明不白的位置，而徐志摩则断然将张幼仪推向了新生，逼使她勇敢走出没有感情的婚姻围城，成为一个事业有成的独立女性。从这点上来说，徐志摩的处理方式比鲁迅远为漂亮。而对于社会上的流言蜚语，徐志摩更是勇气非凡，他大声宣布：“我之甘冒世之不韪，竭全力以斗者，非特求免凶惨之苦痛，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徐志摩固然一方面在西方个性解放的思潮冲击下断然撕毁传统礼教温情脉脉的面纱，一方面却也对自己在离婚行为中给张幼仪造成的伤害深表愧疚。对于张幼仪这位被自己逼走出家的“娜拉”，徐志摩后来不但同意父亲分给了她三分之一的家产，而且在离婚后与她成了很好的朋友，处处体现了兄长般的仁厚。
四：结语：性情与名教的冲突
如上述，“性灵之启发”与“无意义的婚姻关系”之冲突，正是徐志摩离婚最真实的动机。这一曾潜伏在徐志摩内心挣扎的痕迹，让我想起了红楼梦中主人公贾宝玉与薛宝钗之间的一段论辩，那正是贯穿于红楼梦全书的灵魂冲突------名教（人伦本体的良知责任）与性情（生命本体的良知责任）的冲突。对话发生在贾宝玉准备出家的前夕（第118回）：
却说宝玉送了王夫人去后，正拿着《秋水》一篇在那里细玩。宝钗从里间走出，见他看的得意忘言，便走过来一看，见是这个，心里着实烦闷。细想他只顾把这些出世离群的话当作一件正经事，终久不妥。看他这种光景，料劝不过来，便坐在宝玉旁边怔怔的坐着。宝玉见他这般，便道:“你这又是为什么？”宝钗道:“我想你我既为夫妇，你便是我终身的倚靠，却不在情欲之私。论起荣华富贵，原不过是过眼烟云，但自古圣贤，以人品根柢为重。”宝玉也没听完，把那书本搁在旁边，微微的笑道:“据你说人品根柢，又是什么古圣贤，你可知古圣贤说过‘不失其赤子之心。’那赤子有什么好处，不过是无知无识无贪无忌。我们生来已陷溺在贪嗔痴爱中，犹如污泥一般，怎么能跳出这般尘网。如今才晓得‘聚散浮生’四字，古人说了，不曾提醒一个。既要讲到人品根柢，谁是到那太初一步地位的!”宝钗道:“你既说‘赤子之心’，古圣贤原以忠孝为赤子之心，并不是遁世离群无关无系为赤子之心。尧、舜、禹、汤、周、孔时刻以救民济世为心,所谓赤子之心,原不过是‘不忍’二字。若你方才所说的,忍于抛弃天伦，还成什么道理？”宝玉点头笑道:“尧、舜不强巢许,武、周不强夷齐。”宝钗不等他说完，便道:“你这个话益发不是了，古来若都是巢许夷齐，为什么如今人又把尧舜周孔称为圣贤呢!况且你自比夷齐，更不成话，伯夷叔齐原是生在商末世，有许多难处之事，所以才有托而逃。当此圣世,咱们世受国恩，祖父锦衣玉食，况你自有生以来，自去世的老太太以及老爷太太视如珍宝。你方才所说，自己想一想是与不是。”宝玉听了也不答言，只有仰头微笑。宝钗因又劝道:“你既理屈词穷，我劝你从此把心收一收，好好的用用功。但能搏得一第,便是从此而止，也不枉天恩祖德了。”
------我相信，贾宝玉和薛宝钗之间的这段对话，也曾在徐志摩和张幼仪之间发生过，即使没有发生过类似的辩论，思想上也起过类似的冲突。和薛宝钗一样，张幼仪也曾希望徐志摩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在婚姻生活中重视的是名教之礼，是传统观念的以尊重人伦为价值尺度的良知责任和道德承担精神。从这种人伦的良知立场出发，她指责徐志摩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是符合传统道德的充分理由的；而徐志摩讲的则是性情，是以性情觉悟为出发点的人格之自由完整的发展与实现。在徐志摩看来，那种以延续无意义的婚姻关系作为内心亏欠的补偿的选择，恰恰是中国传统现实中以名教为旗号扼杀自我本体价值的种种尘网，他决心不顾一切地冲破这禁锢的尘网。徐志摩的申辩也是有道理的，完全符合充分理由率。在红楼梦中，曹雪芹独具匠心地安排贾宝玉用“仰头微笑”来回应薛宝钗说他“忍于抛弃天伦”的指责，来体现贾宝玉在出家前默认自身罪责的忏悔心情，这种处理方式无形中为贾宝玉卸去了世俗伦理的责问。但作为现实两难处境中的现代人物的徐志摩，则没有那么幸运。他不可能如贾宝玉一样“仰头微笑”，然后在“逃于禅”中飘然遁去，他的痛苦在于：必须要在“金玉良缘”与“木石前盟”之间作一个清醒的抉择。徐志摩最后选择了与金玉良缘决裂。这种决定，犹如贾宝玉离家出走一样，对他的个体生命是一种完成，对自己的灵魂是一种救赎，但对与他密切相关的生命，却是一种“抛弃”。
如何看待徐志摩在离婚事件中表露出来的矛盾性情？是自私残忍还是光明磊落？是善还是恶？这是一个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问题，各个人不同的价值评判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与看法，也是笔者深感困惑的问题。但相信世间事物总要辩证客观地看，不能简单地用黑白或善恶来作泾渭分明的划分。在此，我想借用红楼梦中的一段人物性灵论来移评于现代文学史上以复杂著称的徐志摩：“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余者皆无大异。……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恶者，扰乱天下。清明灵秀——天地之正气——仁者之所秉也；残忍乖僻——天地之邪气——恶者之所秉也。今当祚永运隆之日，太平无为之世，……所余之秀气，漫无所归，……彼残忍乖僻之气，不能洋溢于光天化日之下，……使男女偶秉此气而生者，上则不能为仁入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千万人之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千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千万人之下。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纵偶生于薄祚寒门，亦断不至为走卒健仆，甘遭庸夫驱制驾驭，必为奇优名倡。如前之许由、陶潜、阮籍、嵇康、刘伶、王谢二族、顾虎头、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近日之倪云林、唐伯虎……卓文君、红拂、薛涛、崔莺、朝云之流，此皆易地则同之人也。”可以说，情痴情种徐志摩也是这样一个“善”“恶”范畴以外的异态人物！他拥有艺术上的性灵天赋，然而家国的需要将他安排在一个不恰当的位置上，于是，犹如历史上许多不守传统礼法规范的才人异士一样，他也做出了与制度性的礼法形成冲突的“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给世人留下荒谬怪诞的印象，但同时却也无法让人漠视他对独立平等人格的争取。此情此态，抛弃仕途正道而终身于脂粉堆里写市井恻艳之词的柳永何似？沉迷于风花雪月而终至国破家亡的词帝李煜何似？犹如历史上许多视“礼法岂为我辈而设”的崇尚性灵的文人一样，正邪二赋的特点在他身上已然无法截然区分。
值得指出的是徐志摩不但对张幼仪本人深表愧疚，而且对于自己离婚后不幸夭折的儿子彼得后来也深深忏悔，在《我的彼得》一文中他曾以一个父亲的慈爱和心痛如此写道：
“我既是你的父亲，彼得，比方说，为什么我不能在你的生前，日子虽短，给你应得的慈爱，为什么要到这时候，你已经去了不再回来，我才觉着骨肉的关连?并且假如我这番不到欧洲，假如我在万里外接到你的死耗我怕我只能看作水面上的云影，来时自来，去时自去：正如你生前我不知欣喜，你在时我不知爱惜，你去时也不能过分动我的情感。我自分不是无情，不是寡恩，为什么我对自身的血肉，反是这般不近情的冷漠?彼得，我问为什么，这问后身便是无限的隐痛；我不能怨，我不能恨，更无从悔，我只是怅惘，我只能问!”
------是的，面对徐志摩当年的绵绵心痛和怅惘，我们也只能问道：为什么，为什么？！
（后记：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参阅了张邦梅著《小脚与西服-----张幼仪与徐志摩的家变》一书，文中所引张幼仪自述均出自该书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