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徐志摩罹难殒逝。其身后藏书，多归松坡图书馆。事实上，直到近年，我们才有机会知道，尽管徐志摩曾于松坡图书馆任职数年，主持购藏工作，可他生前并没有捐书给松坡图书馆的打算。一九三0年十月二十一日，徐志摩致信丁文江，称：
昨闻振飞说松馆（指松坡图书馆）今由大哥主持，这是好极了的。我有一点琐事要奉烦，前天松馆来信说，虎馆址（指西单石虎胡同的松坡图书馆）即将移让，我寄存在那里的书橱十二架及衣箱杂件，得想法挪，但一时我在南中，又无妥便可以代劳，闻石虎七号今由王抟沙先生承租，可否请大哥向与商量，暂时仍容封寄，年前我当设法来运或另移他处。王利民兄不知仍在馆服务否？如在，拟请其代为照料，俾弗散失。（《徐志摩全集》第七卷，3页）
同年十一月八日，显然是在收到丁文江的复信后，徐志摩又去信，表示：
书生可怜，书外更无所有，捐助之意恕不能纳，必须迁移时，只有暂行寄存史家胡同五十四号甲金岳霖处。已告知东荪及利民兄，希为招呼，俾弗散失，则感激如何可言！（同上注）
从书信内容可揣知，丁文江劝徐志摩将寄存在石虎胡同的书直接捐给松坡图书馆，徐志摩明确拒绝了。可惜世事难料，一年后，徐志摩即身故，他的书到底留在了松坡图书馆。
近二三十年，部分松坡图书馆旧藏的外文书流散坊间，徐志摩当年心心念念、希望有人照料“俾弗散失”的藏书，也终究散失了。有读者买到徐志摩旧藏。如诗人西川，就曾在散文《与书籍有关》中提到，他在北京的舊书店买到的书里面“有打着‘志摩遗书’蓝色椭圆形印戳的《牛津版十九世纪英语文论选》，徐志摩的圈圈点点跃然纸上”（《深浅：西川诗文录》，166—167 页）。目前，流散在外的徐志摩藏英法文书，可以查考到书名的，约有八九种。它们无一例外，均属松坡、“志摩遗书”序列。从内容上看，它们都是品位不俗的文学著作，包括萨克雷、罗斯金等的作品，符合徐志摩的阅读趣味。
二0二0年，我在网上买到一部精装英文旧书，是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随笔集《人生与文学散论》（Notes on Life and Letters ，1921）。该书书名页正中空白处，钤一方朱文篆印“志摩所作”。我推测，此书为徐志摩旧藏。它不属于松坡、“志摩遗书”序列，没盖图书馆的收藏章。
按说，“志摩所作”这种印文，钤在作品手稿上才合适，钤在外文藏书上未免别扭。我想，理由或许是徐志摩匆忙之际未加细审。就在一九三0年十月二十一日写给丁文江的那封信里，徐志摩曾写道：
早该拜谢你慨赠的名著，我先前在巴黎在北京都买过一册，不用说都教朋友给拖跑。这是第三册到我手，我已题上字盖上章，决不再让它跑的了。
可见，徐志摩平时并不常在外文藏书上题字盖章;也许偶尔钤印，以示珍重，也免得给朋友“拖跑”。由于我购买时，商家并未以名人藏书为招徕，而是当一本普通的英文旧书卖的，因此似无作伪之动机。若欲作伪，仿刻一枚外间习见的“志摩”印，不是比别出心裁刻一方其实并不很切合情境的“志摩所作”更合理吗？此书末页又有中国书店旧书定价章，可知在国内流传颇久了。从纸背观察“志摩所作”印油的渗入深度，可判断此印非近年新钤者。综合上述特征，我认为，此书为徐志摩旧藏，殆无疑义。
既然这是约瑟夫·康拉德的著作，那么徐志摩平日是否读过康拉德的书呢？我遍检《徐志摩全集》，在他的文章、书札中共找到七篇涉及康拉德者，兹按时间先后为序简述如下。
一九二二年，徐志摩在《雨后虹》一文中提道：“我又想起康赖特的《大风》，人与自然原质的决斗。”这里谈及的是康拉德的小说《台风》。
一九二二年，徐志摩撰写《丹农雪乌》，介绍意大利小说家邓南遮，称：“他的笔力有道斯妥奄夫斯基的深彻与悍健、有茀洛贝的严密与精审，有康赖特（Joseph Conrad）禽捉文字的本能……”
一九二三年，徐志摩在有名的散文《曼殊斐儿》中提及：“她问我最喜欢读那几家小说，我说哈代，康拉德……”
一九二三年夏，徐志摩在南开大学暑期学校举办系列讲座《近代英文文学》（赵景深整理），他在讲座中称许“康拉特下笔凝练，愈看愈深”，指出“他善于描写海洋生活”，并列举了康拉德的三部代表作：《台风》《大海如镜》《在陆海之间》。在后面谈到作家威尔斯时，徐志摩又说：“威尔斯和康拉得也不同。康拉得是以人为本位，而他是以社会为本位的。”
一九二七年，徐志摩参与翻译小说《玛丽玛丽》，他在译序中称：“在我翻译往往是一种不期然的兴致……我想翻柏拉图，想翻旧约，想翻哈代，康赖特的小说，想翻裴德的散文，想翻鲁意思的哥德评传，想翻的还多着哪……”
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一日，徐志摩在复女诗人李祁的信中称：“Lagoon 我所最喜，译文盼立即寄我，短文一并寄来。Youth 何不一试？再加一篇，即可成一Conrad 短篇集，有暇盼即着手如何？”徐志摩“最喜”的康拉德短篇小说即《礁湖》，后面建议李祁试译的则是康拉德短篇小说《青春》。
一九三0年，徐志摩在小说集《轮盘》自序中表示，“恐怕我一辈子也写不成一篇如愿的小说”，之后列举他歆慕的小说名家福楼拜、康拉德、契诃夫、曼殊斐儿、伍尔夫夫人等，称“我念过康赖特，我觉得兴奋”。
由上可见，徐志摩对约瑟夫·康拉德的小说非常熟悉、非常喜爱、非常佩服，不但敦促别人加以译介，甚至自己也曾动过翻译的念头。这样一来，他会购读康拉德的随笔集，也就顺理成章了。
英国文人、著名的中国诗歌翻译者阿瑟·魏礼（Arthur Waley，或译魏雷），与留英时期的徐志摩过从甚密，他晚年撰写了一篇关于徐志摩的短文《欠中国的一笔债》。魏礼提及徐志摩在英国时与大作家的交往：“他的顶礼心情和朝圣脚踪，愈来愈指向文学的领域。他访康拉德（Conrad）、威尔斯（Wells）、哈代（Hardy）、毕列茨（Bridges）;在这一连串的谒见中，他创造出一种中国前所未有的新文体，就是‘访问记’。这种文字激情四溢，是因发现新事物而沸腾的一种内心兴奋，与普通新闻式的报道迥然不同。”（梁锡华译，见《徐志摩评说八十年》，93 页）鉴于魏礼所述为“孤证”，我们一时还无法确定徐志摩是否真的拜访过康拉德，不过从情理上讲，喜读康拉德作品的徐志摩有参拜这位文坛耆宿的愿望，是再正常不过了。
《人生与文学散论》并非稀见之书，但有徐志摩钤印的这一册，乃一九二一年的初版本，我在网上淘书二十年，该版本也只见过这么一次。一九二一年，对徐志摩来说，是个重要的年份：正是在这一年，他经狄更生推荐，以特别生的资格入读剑桥大学皇家学院。兴许，人在剑桥的徐志摩，是在《人生与文学散论》刚刚出版时就买来读了;兴许，读这部书，也是谒见他仰慕的大作家康拉德的一种准备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