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要顾及鲁迅的全人”！——热爱鲁迅的人们总是如此循循告诫。况且鲁迅身处的时代异常复杂险恶，“鲁迅抑制不住地将被压抑在记忆里的东西当做眼下的事物来体验，以致现实与历史不再有明显的界限。面前的人与事似乎不过是一段早该逝去而偏偏不能逝去的记忆而已。他不信任何事物表面的外在的形态，总要去追究隐蔽在表象下的真实，那些洞若观火的杂感中荡漾的幽默、机智、讽刺的笑声撕开了生活中的假面。”（汪晖：《死火重温》） ——这是鲁迅研究专家的循循告诫。但反过来也可说，某些偏激意气的杂感中夹杂的刻薄、机巧与冷笑也暴露了鲁迅心灵中被黑暗纠缠的一面。“鲁迅和他的论敌的关系，不过就是他所创造的那个鬼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整体性的，而不带有私人性质。”——这也是鲁迅研究专家的循循告诫。但请问鲁迅研究专家，鲁迅在其杂文中一再地采取诋毁他人人格的的方式进行谩骂而不需要证据时，是出于民族的公义、正义的立场，还是阶级的偏见与私人的意气？
鲁迅“对其论敌及其言论的批判中，包含了对这些论敌及其言论的产生条件的追问与分析”，以及“对隐藏在自然次序中的不平等关系及其社会条件的不懈揭示”（出处同上）——鲁迅专家说得更加深刻了，一般听众也只有在洗耳恭听之余愈发对鲁迅产生崇拜的份，但愚钝如在下者仍然不误天机，仍想不识时务地问一句：当鲁迅将胡适、罗隆基等人向国民党统治政权争取人格独立的斗争行为称之为“奴才”对“主子”的谏言而气度雍容地捻出“正人君子”一词予以痛砭时，他是将自己置身于一个“超然物外”超然地位的，请问，这样的姿态就是所谓“民族魂”硬骨头战斗精神的表率？
林毓生先生曾说：“鲁迅在他的左倾时期所写的许多杂文，多是论驳性的，主要目的在于为左派政治服务或击溃他的论敌，而不是找真理。在许多杂文中，他如往常一样，经常表现了不凡的博学，但他的警句、反语、嘲讽性的暗讽，表现出来的有时是聪明多过自由的探讨或开放的精神。从历史的事后回顾的角度来检讨，有些杂文所表达的态度与思想是站不住脚的。”——这倒是说了一些真话。不管鲁迅的形象曾被塑造得如何光明伟岸，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去追溯具体的人事论争，我们会发现，那些被书斋的学者们堂皇地涂抹在鲁迅身上的图案，就近一看，不过是些斑驳的油彩，用手一摸，还会簌簌地掉下来，而现出一个并不那样完美的真实鲁迅来！也许，这样的鲁迅，更能让人重新接近。
是的，要顾及鲁迅的全人，却也不能一味仰视神坛上的鲁迅，似乎他是一个神话世界里怒目金刚的战神，而被他痛砭狂扁的对手全都是卑琐下流的屑小群丑。鲁迅自有他自身的局限，这是再崇拜鲁迅的人也必须得承认的事实。
二
“痛打落水狗”的命题，出自鲁迅的《论“费厄泼赖”应带缓行》一文，是鲁迅当时对辛亥革命失败后所总结出的教训：他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乃是革命不彻底，今后的出路应当是用一场更彻底的革命来代替这场不彻底的革命。但问题是：革命的暴力方式所导致的必然是专制主义的轮回，鲁迅所期望的彻底革命，只会导致他曾经说的“城头变幻大王旗”和“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的恶性循环中，而这，正是20世纪中国动荡政治局面的悲剧根源。很显然，鲁迅的思维出了问题，正是激进化的“文革思维”的原型。
所谓“文革思维”，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即是：以斗争为纲领，以不妥协为态度，在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残酷阶级划分中，把树为敌人的对方恨之入骨，对方的任何一个辩护意见都是反抗，而真理永远在我手。这样的斗争思维方式，在鲁迅生平的论战中比比皆是。譬如他与梁实秋的那场著名论战。
在关于“文学是否有阶级性”的论战中，冯乃超是这一话题的正常论争导致激化的始作俑者。针对梁实秋的《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一文，他写了一篇反驳文章说道：“对于这样的说教人，我们要送‘资本家的走狗’这一称号的。”面对这样的讽刺，梁实秋辩驳说：“大凡做走狗的都是想讨主子的欢心，因而得到一点点恩惠。《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哪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份杂志到主子面前表功……”，这种为自己洗刷嫌疑式的辩诬，让在一旁观战的鲁迅看了眼前一亮，他敏锐地抓到了一次出击的绝妙战机，他说：“我帮乃超一手，以助他不足”，这一出手，就是那篇重磅式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这正是‘资本家的走狗’的活写真。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圈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他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圈养，饿的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关于鲁迅的这篇著名“檄文”，中国教科书几十年来一直誉为经典杂文，人们围绕着它拍手叫好，既欣赏着鲁迅论战时对论敌出手又准又狠的犀利手段，又连带着观赏梁实秋在鲁迅痛骂中不堪羞辱的快意，所谓的“痛打资本家走狗”的经典活剧几乎尽人皆知，革命主将鲁迅宛如“鲁提辖拳打镇关西”般的威猛形象更是深入人心。然而，在“文学是否有阶级性”已经不成为一个需要争论的问题的今天，我们再回头来看，不得不遗憾地看到，鲁迅与梁实秋的那场争论，从一开始就溢出了正常的文学批评的范畴，而在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中上升到了人身攻击的地步。这无疑是一场“错位的对话”，正如１９９７年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所指出的：“这场论争涉及面甚广，新文学的政治选择、文化选择、审美选择诸问题都在论争中被提了出来，尤其是关于文学的本质、功用、价值等问题，更应认真讨论、深入论争。但是，由于当时你死我活的阶级搏斗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因此这次论争基本上只停留在政治层面上，而忽视了其他层面。梁实秋否定无产阶级文学存在的结论，在政治上自然是荒谬悖时的，但他立论的理论基础——新人文主义却主要根植于文化范畴和审美范畴，在中国未来的文化建设和文学建设中，自有其参考性价值，绝非一无是处，比如追求审美的普遍性、永恒性，就本是古今中外文学的一个共同目标。左联迎战的只是梁实秋的局部性政治结论，而对于梁实秋的理论基础却触动不多，这颇像文学批评上的用政治批判代替审美分析一样，虽然胜者自胜，败者自败，但终究不过是一次错位的对话。”而且，鲁迅的驳斥文学无阶级性，还无意中播下了一个恶劣的政治导火索：从文学的有阶级性推而广之，认为人性也有阶级性，这也就随着鲁迅身后政治地位的上升而演变成为一种成燎原之势的政治暴力。这种把情绪推向极致的偏激言论，在语言中存在时的确可以作为杀伤论敌的策略技巧，但一旦诉诸社会政治理念，就为激进革命者把复仇情绪合法化提供了堂而皇之的理论支撑。在以阶级性取代人性，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简化为“你死我活”的阶级对立的文革时代，被推向神坛的鲁迅生前的“痛打落水狗”上升为一种基本口号，成为造反者迫害无辜群众的“专政武器”。钱理群先生的《青春是可怕的》一文曾记录下这样触目惊心心的一幕：
“1966年8月18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北京101中学的红卫兵从天安门游行回来，激情满怀地要干一番惊天动地的革命大事业！怎么干呢？斗坏人！于是，一群红卫兵狂叫着，把出身于旧军阀家庭，因画过裸体像、又因‘侮辱女同学’等罪名判过刑的美术老师陈宝坤揪了出来，从腰上解开牛皮武装带，劈头盖脸地抽了上去，打得半死之后，又将他扔进学校莲花喷泉池里。遍体鳞伤的陈老师在污泥中挣扎着，全校红卫兵与师生里三层外三层地围观着，一群十多岁的孩子围着池边狂喜地笑着，一边叫嚷着‘造反有理’、‘痛打落水狗’，一边扔着石块。就在陈老师拼命地躲避开水花，咬着牙抓住荷花池栏杆的刹那间，‘通--’一块石头砸在他的身上，‘通！’又一块石头重重地正好落在了他的腰部，他刚刚触到栏杆的手松开了，‘通’--像一块大石头，一下扎到了水中，当他沉入水底时，水花息了。这正是下午4时 14分（请永远记住这历史的一刻！）他死在围观的人群心满意足的目光下，死在一片欢乐的狂呼声中…… ”
——不知读者诸君读完这个真实的悲惨的故事，是否从中嗅到了鲁迅当年“痛打落水狗”那一话语中所潜藏的某种阴狠暴虐的气息？！那围绕着池边狂喜地笑着嚷着“痛打落水狗”的仅有十多岁的学生们，不正是喝着鲁迅的墨汁长大的一群么？当年批判国民性的“真的猛士”，无意中以一种激进的思维方式，使曾被他那样激切沉痛地批判过的充当看客麻木欣赏屠夫手段且轰然叫好的国民劣根性，变异为一种新的集体无意识深处的"精神奴役的创伤"。——这种吊诡的历史现象，不是值得深深思考的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