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建设科学化”抓住了根本
党的建设是一个很专门的概念，20年前，学者中没什么人理会，即使是搞政治学的，对党建也没太大兴趣，相反是避之唯恐不及。作为学者，我也经历过这样一个过程。如果跟别人说我研究党建，人家那眼神就怪怪的，不说话了。不说话我也猜得出来：党建有什么好研究，不就是些“要求、必须、一定、坚持、绝不”之类的东西吗?
现在不一样，很多人都开始关注党建。什么道理?道理简单，就是因为改革进入了深水区，深层次问题开始浮出水面，盘根错节连接在一起，都连在一个点上，那就是党的问题。
党的问题解决得好，中国以后的发展就顺利，就可持续;党的问题解决不好，中国发展就可能遇到大麻烦。干部中有这样一种想法，认为只要把经济问题搞上去，一切问题就都能解决，实际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一个政党，特别是长期执政党，必须把经济搞上去;但经济搞上去之后就确保无虞、地位巩固了?没那事。因为党的问题成了一个单独的问题。从这一角度讲，对政党如何进行研究，显得格外重要。
我认为这些年来提出的最有价值的一个理念就是“党的建设科学化”。党的十八大报告用“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统领整个党的建设部分，很有深意，抓住了最根本的东西。报告的党建部分概括起来就是党的目标、总要求，包括“一个主线”，“两个坚持”，“五个建设”，“四个自我”，“还有三个型”(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个人认为这些都固然重要，但最关键的是，所有这些都必须放到“党的建设科学化”这个概念当中去思考。既然说“科学”，就要用科学的标准去要求，科学化就是要提升到政党活动规律的层面来认识。
政党是干什么的?
党的建设从建党开始就有研究，但往往不被当作一种科学，是因为往往当成一项工作来研究，因此，往往停留在经验范畴，是操作层面的东西。但这并非党的建设研究的全部。一门学问总是分两大方面的研究，一方面是事务性、工作性研究，另一方面还有规律性研究，即基本理论的研究。遗憾的是，我们长期关注第一种研究，忽略了第二种研究，还以为第一种研究就等于党的建设研究的全部内容，造成的客观结果就是党的建设不能提升到规律的高度。
经验在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有用，但如果时代变化了就有局限性。今天我们研究党的建设，就应该从一种研究规律的角度去思考。
一个学科回到它的本源，往往就是常识。政党是干什么的?政党就是搞政治的党，是民主政治的产物。人要组成社会，社会需要管理，管理需要权力，于是就形成一个公共权力，政治就是社会中的个人和公共权力的关系。
为什么民主政治产生政党?因为民主政治对公权和人之间的关系解释，与别的不一样。民主政治的前提是主权在民，天赋人权，生而不可剥夺。因为人要在一起生活，组成社会需要管理，于是人们就让渡一部分自己的权利给公共机关，于是形成了公权力。一方面，公共权力来自于民;一方面，公共权力又施之于民，两者就互动起来。从本质上说，民主政治就是民众和公共权力之间产生互动。而神权政治、君权政治就没有这种互动。
民众与公权力之间的互动需要连接，直接民主很难操作。亚里士多德时代、伯里克利时代的民主怎么没了?因为社会发展了以后没法操作。于是人们继续探索，在历史长河中，终于发现一种可操作的民主，就是间接民主。代议制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的伟大发明。间接民主使民主变得可操作，当然也使民主变得复杂。公共权力倒是可以操作，因为可以强制，但如果权力都放在个人手里，也就麻烦了，公权私用，以权谋私，这样人类就掉到了一种困境中。
人类也正是在摆脱困境的过程中才有所发明、创造、前进。政党应运而生，刚好填补这个空白。一方面，政党就是民众自愿组成的政治组织，但它克服了民众的分散的基本缺点，使得民众组织化;另一方面，政党不是公共权力，但政党的目标就是为了控制公共权力。政党“左牵右挂”，把民众和公共权力连接起来。民主政治是民众和公共权力之间的互动，而事实上这种互动是由政党来实现的。
可见，政党有两个基本前提：第一，从神权政治发展到民主政治;第二，从直接民主发展到间接民主，直接民主不需要政党。有了这两个前提，就可以给政党下一个比较明确的定义。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政党的历史作用：第一，政党是沟通民众与公共权力联系的桥梁;第二，政党是民众控制公共权力之手的延伸。
我们应该确立一个现代政治理念，政党活动是有边界的。很多领域政党不应该介入，但当你要和公共权力接触时，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就非通过政党不可。
从政党发生发展的历程中可以提炼出许多纯粹从工作性党建研究提炼不出的东西。
比如政党到底怎么定位?我们经常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其实，“领导核心”本身不是一个科学概念，而是一个生动的比喻。前面说的政党的作用，实际上也可以看做政党在政治体制中的定位。遗憾的是，过去只有一种定位，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没有将政党进行规律性研究的第二种定位，并且以为有了第一种定位就能解决第二种定位。到现在为止，这个问题没有完全解决。邓小平说党政分开是政治体制核心，如果这方面没处理好，其他也都处理不好。
又如，既然政党在民众和公共权力之间起一种连接作用，那粘力到底有多大，这就是政党的功能要研究的范畴。
政党的功能非常多，我通常概括为四大功能。第一，利益表达功能。既然公权力是民众的，那政党要掌握公权力就必须得到民众的认同，必须准确表达他们的利益、愿望、诉求。
第二，利益综合功能。把民众的利益诉求，经概括、提炼变成党的纲领政策主张。执政时，努力实现这些主张，不执政时，用这套主张对执政党施加影响。
第三，政治录用功能。一个政党通常要把社会中比较有能力的人，千方百计吸纳到党的周围。
第四，政治社会化功能。政党的理论不单自己知道就行，还得告诉民众。民众对这些道理由不懂到懂，就是政治社会化。
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
说到这里，有人自然会问，怎么觉得你讲的是西方政党?没错，我讲的就是西方政党，因为现代意义的政党是西方的产物，对中国人来说政党是舶来品。但是，只有搞清楚它的来龙去脉，才能看清我们的特殊性质所在，一般性都没搞清楚，何来对特殊性的认识?
正如上文所说，政党产生于间接选举的民主政治，但中国共产党不是，其产生的环境是封建专制制度。
马克思主义者有创造性，他们看到政党这样一种组织，就产生了联想：政党可以用来组织民众，那为何不先建立政党，把民众组织起来，推翻专制制度，回过头再建设民主政治?经过在实践中检验，苏联成功了，我们也成功了。
但是，逻辑颠倒了，不是先有民主政治而后有政党，而是先有政党。政党也不是把民众连接到公共权力，而是要和当时的所谓公共权力也就是统治阶级进行斗争，要推翻它。因此，这种政党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党，而是领导人民暴力夺取政权的革命党。但是，一旦取得政权，权力回到人民手中，人民成为政权的主人，政党就又要回到怎么让人民当家做主的位置上。
因此，中国共产党的特点就在于它有一个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所有的优点和缺陷都由此而产生。把握住这一点，就把握了中国共产党的特殊性之所在。
革命自有一套理念，还由此建立一套机制，存在特殊的运作方法。1949年执政后不仅不可能将一整套搞革命的东西扔掉重新来，而且往往产生一种惯性。我们直到2002年才对这一问题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讲到，党的历史定位发生深刻变化。概括起来有两大转变：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与此相应，从领导计划经济的党向领导市场经济的党转变。这两个转变是把握中国共产党基本特点的“钥匙”。
虽说党的十六大认识到了这一问题，但要实现从理念到理论、从体制到方法的全方位转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现在正处于转变过程中，所有主要问题都是转型带来的。
向领导市场经济的党转变
从领导计划经济的党向领导市场经济的党转变，同样重要，某种意义上绝不亚于前一种转变。
政党是连接民众和公共权力的桥梁，居于中间，不是说一建立就自然居于中间，在实践中是一种力的平衡。一方面，公共权力对政党有强大的吸引力，这是由公共权力自身的特性决定的。作为集合的权力，任何组织、个人都想获得，从而放大自己的能量。但是，公共权力的所有者是民众，要掌握公共权力，必须获得民众的足够支持，必须体现民众的愿望和诉求，民众的利益进而构成对政党的强大约束。一边是约束力，一边是吸引力，当两种力大体均衡时，政党才居于中间。
计划经济的特性恰恰是它事实上否认人们对利益的追求，由国家来把民众吃喝拉撒睡的需求统起来。没有民众诉求，自然没有对政党的约束力，而公权力对政党的吸引力依然如故。在这种情况下，政党就会被公共权力“吞噬”，变成公共权力的一部分，就会变得国家化、行政化、官僚化。
只要把满足人们的正当利益追求作为前提，就必然走向市场经济，因为利益通过交换来实现。人们有了利益诉求，不单是推动了经济的发展，而且培养了一个越来越强大的公民社会。有了公民社会就有了民众诉求，民众诉求越来越大，对政党产生强大约束力，政党开始从公共权力的一部分回归到民众和公共权力联系的桥梁，这一过程就叫做从领导计划经济的党向领导市场经济的党的转变。
如果看到这种趋势，主动适应，回到民众与公共权力之间，政党就可以在变化之中依然控制着大局。反过来，如果看不到趋势，不愿顺应潮流，甚至干脆阻碍整个过程，那么，当公民社会力量逐渐增强时，政党很可能会被抛弃。
这两个转变是理解中国共产党现在所处的位置以及将来改革方向的“钥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