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逆反逻辑思维可谓是巴赫金思想中一以贯之的思维方式，而这种给世界以颠倒的和错位的方式处理的思维方法，在他对拉伯雷创作的研究中更是得到了全方位的体现，逆反逻辑思维昭示出的是一个多元价值共存的狂欢与对话的世界。在研究当下的大众文化现象时，笔者认为逆反逻辑式的思维方式对我们的研究是极富启发意义的，它有助于加深对大众文化的解读。由此出发，笔者对大众文化中的逆反逻辑思维、两种逆反逻辑思维的异同、大众文化内部蕴育的新生力量、大众文化的未来走向等互相勾连的问题都做了相关的尝试性论述。全文旨在通过在巴赫金的狂欢理论中吸取一种思维方法，将大众文化研究推向一个更高的水平。

关键词：狂欢 逆反 逻辑 巴赫金 大众文化

问题意识的源起：巴赫金思想中的逆反逻辑

巴赫金在研究拉伯雷的创作时指出，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相互交叉的拉伯雷时代，中世纪的神权等级秩序几乎是业已崩溃，而新世界的图景仍旧尚未形成和展开。在这个社会的转折点上，拉伯雷的作品以狂欢化的形式颠倒上下等级秩序，混淆高低等级差序层面。

在对狂欢化语言形式和体裁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巴赫金概括出狂欢化语言粗鄙化、戏谑性和褒贬双重性的特征。然而这些语言特征都有一个共同的指向：即对于既定官方系统秩序和神圣宗教事物的逆反。用巴赫金自己的话说便是，“狂欢节语言的一切形式和象征都洋溢着交替和更新的激情，充溢着对占统治地位的真理和权力的可笑的相对性的意识。独特的‘逆向’、‘相反’、‘颠倒’的逻辑，上下不断易位，面部和臀部不断易位的逻辑，各种形式的戏仿和滑稽改编、降格、亵渎、打诨式的加冕和脱冕，对狂欢节语言来说，是很有代表性的。”[1]狂欢化语言在杂糅、颠倒和错位的逆反逻辑中获得了再生的可能性。

其实巴赫金对事物做逆反逻辑式的处理的思维方式，是绝不单单仅限于狂欢化语言方面的。在巴赫金看来，拉伯雷那种民间诙谐文化与怪诞现实主义相交汇的创作风格指向的都是将世界给以一种颠倒的、错位的方式处理。拉伯雷是将怪诞的人体形象展现给人看，将多种语言形式杂糅起来给人看，将宇宙的等级秩序颠倒开来给人看。肉体下部形象获得了再生的合法性，粗话、脏话、吆喝、吹嘘的声音都能够与“官方”语言一道发出，“地狱”成为了自由和欢乐的狂欢场所。这种逆反逻辑在巴赫金那里体现的最为鲜明的就是他对于物质——肉体下部形象的分析，肉体形象的彻底颠倒是在昭示着人类自身快乐和未来再生的实现，“对拉伯雷来说，他的一切形象的向下运动归根到底指向的是人类欢乐而实在的未来，在物质——肉体下部形象中，肯定再生的一极比脱冕死亡的一极占有明显的优势。”[2]巴赫金正是通过对拉伯雷的创作进行这种逆反逻辑式的处理，使得读者在拉伯雷的小说世界中能够感受到纷繁复杂的原生态生活和多元价值观念的并存，使人们能够感受到被官方话语或宗教话语所遮蔽的那些话语发出的欢快的声音和语调。因此，逆反逻辑指向的绝不是一个单维化的平面世界，而是一个多维的立体世界。狂欢理论对世界做逆反逻辑式的处理，从而打破了“一元权威论”和“独白主义”的专断性格。亚文化、俗文化、民间文化、官方文化这些文化形式在这个时候实现了差异化的共存。

由此可见，对官方所代表的神圣真理进行戏仿笑谑和滑稽改编，对一切严肃的和正统的东西都加以嘲笑和否定在巴赫金那里是一以贯之的，不过这种否定一定是建构中的否定，在否定的同时却又包含着对再生和革新的希望与期待，这也是巴赫金逆反逻辑思维的真正意义指向所在。巴赫金在对狂欢节的分析中，逆反逻辑的背后处处透漏出的都是这种有待建构的未完成性，世界上的善与恶，黑暗与光明，赞美与辱骂，高尚与卑贱，凶残与温柔，生与死在巴赫金的思维世界中经常是处在一种混合交融的状态中的，这其实也就昭示出巴赫金逆反逻辑思维生发的多种可能性，对呆滞而且单一的官方声音的嘲弄，对自由开放与充满活力的世界的向往在巴赫金那里是不可分割的。

这种逆反逻辑的思维方式不光是出现在巴赫金的狂欢理论中，可以说巴赫金的几乎所有理论都或多或少地带有着逆反逻辑的底色。如对话理论、复调理论、超语言学理论、小说理论，逆反逻辑思维可以说在这些理论形态中也是均有发挥的。可能这才使得巴赫金的各种理论能够形成一个多元价值观念并存的世界，逆反逻辑思维则是促成这个世界的一个契机。对某个事件做逆反逻辑式的处理也就决定了巴赫金思想对话性的基础。

于是，在研究我们当代大众文化现象时，尤其是深入探讨大众文化内部所蕴育的新生力量时，巴赫金对拉伯雷、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些作家的研究对我们究竟有什么启发？是不是说被冠之以娱乐化和时尚化的大众文化中也存在着某种对其它类型文化的逆反逻辑思维？我们的大众文化中会不会因为这种逆反逻辑的作用而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出现于世人眼前？还是说我们的大众文化以另外一幅异于巴赫金的逆反逻辑思维的面貌呈现出来呢？这些问题便是接下来笔者所要着重剖析的。

跨文化对话：逆反逻辑在大众文化中的体现

一谈到大众文化现象，各家学说众说纷纭，于是我们必须首先对大众文化进行一番概念上的梳理。有的学者结合西方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的有关理论来解释中国的大众文化现象，虽然也有一定的理论说服力，但往往却忽视了我国大众文化的实际情况。在笔者看来，中国的大众文化是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实施而逐步形成一定局面的，这是谈论问题所必须考虑到的。中国的现代工业化带来的是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和审美层次的更迭。因此大众文化兴起于新时期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在九十年代伴随着市场经济的突飞猛进而迅速增长。在这短短的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大众文化一步步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化形态。而且大众文化与来自官方的主流文化、与来自学术界的精英文化形成了一种并驾齐驱，三足鼎立的社会主干性文化形态的局面。

由于受巴赫金的逆反逻辑思维的影响，我开始关注大众文化的一些基本特征，而这些基本特征的深层次内涵则是对其它文化类型构成了一种逆反逻辑思维。由于大众文化活动是伴随着市场经济而来的一种文化活动，因此大众文化必然会与商品买卖关系这种消费行为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就是说大众文化在接受和传播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消费领域。在传播和接受的过程中，媒介的意义便随之凸显了出来，笔者将文化媒介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包括报纸、杂志、书籍等纸制的印刷媒介，一类是包括广播、电影、电视、网络等这些新型传播手段的电子媒介，这两种文化媒介在不同的环境和情况下发挥着其各自不同的功能。由此可见，大众文化的传播媒介首先是多样化的，多样化的文化传播媒介使得大众文化带有与生俱来的流行性，传播渠道的广泛多样也使得大众文化自然而然带有老少皆宜的通俗性质，于是大众文化的流行性和通俗性就造成它的接受对象绝不会局限于某一特定的文化阶层，而是为社会上散在的众多的“一般个人”所准备的一种文化形态。除此之外，大众文化的紧跟时代潮流的新颖性和前瞻性又使得大众文化具有追求时尚的特点，可以说商品性、大众媒介性、流行性、时尚性和通俗性这些属性都可以看做是大众文化的基本性质。

然而这些基本属性也只是大众文化最为表层化的特征，我们从中很难看出大众文化内蕴的逆反逻辑。而巴赫金的思想学说与大众文化的内在切入点也不是十分明晰。然而透过这些基本特征，进一步追问大众文化的深层内涵，我们就会逐步发现大众文化中的逆反逻辑因子渐渐地浮出了水面。大众文化的逆反逻辑思维起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大众文化打破了文化传播中的阶层化和等级化的趋向。在以往的文化形态中，不管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官方文化，还是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它们的接受面都是主要集中于与之相关的一部分少数人。于是众多的人作为局外人和旁观者的角色就自然被排除到文化范围之外，这部分人往往是通过假想和臆测的途径对官方文化和精英文化做虚构式的处理。在这种情况下，与官方文化和精英文化的隔膜带来的是民众的“失语”，而官方文化和精英文化却仍占据着话语的绝对权威。面对着官方文化和精英文化带来的阶层化和等级化的压力，大众文化传播媒介的畅通、传播内容的通俗易懂都对文化独断的局面是一个挑战和冲击，而且这种冲击背后是大众文化全民性的指向，一方面是对原有文化形态的冲击，一方面是对其自然而然的一种渗透，大众文化不是彻底排斥官方文化和精英文化，而是对其有着潜移默化的渗透力量。

其次，大众文化种类的多样化实现了大众文化的“多声部”局面。和以往的文化形态单一化的表现方式和传播渠道不同，大众文化可谓是各种文化类型的多元杂糅的共同体。畅销小说、街头广告、电视剧、流行音乐、时装、网络漫游等形式的杂糅是对以往文化类型单一化形式的挑战，而且任何一种类型的大众文化都夹杂着其它类型的因素，大众文化形态总是以几种类型融合的面貌出面，几乎很少看到单一类型出现的大众文化形态。进一步说，在这种多种类型互相融合的基础上，流行文化、快餐文化、亚文化、民间文化、网络文化、民俗文化、影视文化等不同的文化形态在大众文化这个综合体上实现了一种“多声部”的对话。

再次，大众文化改变了以往文化功用的格局。可以说以往的精英文化主要是在于提升人的知识素养和审美层次，而官方文化的主要功用在于一种劝导世人的教化作用。这两种文化都不是以消遣和娱乐为目的的。然而时尚性和娱乐性却正是大众文化的双轨，这样的话就冲破了传统的文以载道和文以言情的模式，大众文化向人们开拓出了一个为娱乐而娱乐，为时尚而时尚的新型空间来。

然而，伴随着大众文化的这些逆反逻辑的实现，很多问题也显现了出来。细察巴赫金的逆反逻辑指向，再来看大众文化的逆反逻辑指向，我们就会发现其中很大的区分。

此“逆反”非彼“逆反”——两种逆反逻辑之比较

纵观巴赫金对民间狂欢节和拉伯雷小说的研究，逆反逻辑的指向都不是单纯的日常生活，民间节日形象体系本身就是同生、死、斗争、胜利、喜庆、更新这些理想化的精神价值联系在一起的。“节日拒绝任何实用的考虑（如休息、放松等）。节日恰恰摆脱了各种功利性和实用主义；这是暂时通向乌托邦世界之路。不能用确定的有限的内容（如以节日为标志的历史事件）去规定节日，它挣脱了各种有限内容的羁绊。不能将节日跟肉体的、土地的、自然的、宇宙的生命割裂开来。在节日中，‘太阳在天上游戏’。仿佛存在着一种特殊的‘节日天气’。”[3]巴赫金的目的是通过狂欢节将人导向自由的、欢快的和敞开的节日化艺术生活，其间总是带有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状态的，它最后实现的是人的精神和肉体的真正提升，神圣的习俗在巴赫金那里获得了理想化的表现方式。

而大众文化则不然，它不像民间狂欢节和诙谐文化那样有其深厚的历史根源，大众文化主要是现代社会以来的产物，它是靠着现代文化工业和传播媒介合力打造起来的。而且，大众文化文本无论其结局是悲是喜，总是追求广义上的精神愉悦和时尚诉求，从而使公众的消费、休闲和娱乐渴望获得轻松的满足感。无论是娱乐化的消遣，还是时尚化的求新，它们基本上都是指向日常生活的，相对于巴赫金对狂欢节和诙谐文化的论述，大众文化显得较为平面化，缺乏一种鲜活的立体感。可以说大众文化的一切都是在日常生活的世俗环境中进行和完成的。单纯的娱乐消遣和时尚求新最终仍旧是使人徘徊于现实的地面，而没有超越于另外一个精神世界里面，因此也没有达到精神和肉体的真正提升。

总体来说，巴赫金的逆反逻辑思维有着强烈的反叛性和颠覆性，它对一切的人身霸权、语言霸权和文化霸权给以批判和嘲讽，巴赫金强调的是文化的差异共存和人的精神与肉体的平等自由。而大众文化一面对官方文化和主流文化实施渗透，一面又依附于这两种传统文化形态，甚至有时大众文化在传播和消费上与这二者还成为了其盟友。在巴赫金那里，狂欢化的过程虽然也将严肃的官方文化和神圣的宗教文化纳入到它的狂欢节之中，但是官方文化和宗教文化则是以一种滑稽诙谐的符合狂欢节仪式的形式出现的，巴赫金在无形中消解了官方文化的原本特质。而当大众文化和官方文化融合时，大众文化自身通俗化、娱乐化、时尚化的特点却变得不太重要了。而且大众文化与学院精英文化的合谋也是双向的，比如说学者在电视和网络媒体上的频频亮相，周星驰、金庸、赵本山等大众明星对学院的纷纷进驻。对于这种现象，虽然妄下价值判断可能有失公允，但也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由于大众文化本身就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和传播媒体的合力打造下催生出来的，它天然就缺乏一种独立自由的品格。在这里，巴赫金笔下逆反逻辑对个体自由的诉求，对整个人类精神提升的诉求就显得岌岌可危。

除了来自外部官方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压力，其实大众文化内部也存在着很多问题，也就是说大众文化对官方文化和主流文化的逆反逻辑只是第一步，然后是怎样处理自身内部的遗留问题，怎样建构大众文化自身的思想体系。

借用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的能指（signifer）和所指（signify）的概念来考察大众文化的内部体系，便会发现大众文化的所指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大众文化很难说有一个最终的意义指向，而其更多的是能指本身的一种嬉戏与狂欢，这是由大众文化无目的和无方向感的日常生活化的诉求决定的。能指的嬉戏与狂欢削平了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连接。如果说巴赫金的狂欢理论是能指与所指的一种巧妙契合，而大众文化则更加接近德里达笔下“能指的漂移”，能指成了一个无确定所指的嬉戏与狂欢的空洞符号。于是便形成了这样一种景观，精神的深度被单纯的娱乐性、时尚感和生活化的审美趣味削平了，所指成了一个悬浮在空中若有若无的幻影，而嬉戏与狂欢也就只能停留在单面化的现实世界，再没有深化的可能。从这一点上说，大众文化始终是带有着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的质素在里面的，只是还没有彻底地后现代化而已，然而时尚化的狂欢已经是围绕着能指本身的一种游戏方式却是无疑的。能指的嬉戏与狂欢使得大众文化的精神内涵和意义维度严重缺失，留下的只是一个形象化的外壳，文化有着被物化的危险，久而久之，剩下的就只是对物质的崇拜和对形象的戏拟。比如一些大众文化明星他们在外形上面下的功夫远远超过其在自我精神塑造上的努力。

进而深受大众文化影响的当代文学也多多少少具有着“能指的狂欢”的质素，“置身在这种能指盛宴年代的汉语文学，正遭受来自外部和内部两股力量的双重挤压（尽管这种内外之分其实很牵强）。从外部看，在文化消费浪潮中如鱼得水的上述大众语言，正在显示其突出的能指扩张力量。广告、流行歌曲、网络文学、手机短信等语言却是在能指扩张上做足了功夫。而从文学语言内部看，随着90年代初以来高雅文化的大众化进程，通俗文学、‘电化文学（指为影视改编而写作），甚至某些严肃文学也被逼上梁山，半推半就地开始了其能指的扩张历程。”[4]当代文学在这时其实是在向着大众文化倾斜，纯文学的理想也就成了过去式的一个梦幻泡影，文学已经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大众文化的潮流中。巴赫金给拉伯雷及其创作以极高的评价，“在近代文学的这些创建者中，他是最民主的一个。但对我们来说，最主要的是，他与民间源头的联系比其他人更紧密更本质，而这些民间源头是独具特色的；这些源头决定了他的整个形象体系及其艺术世界观。”[5]而大众文化则更像在市场经济和消费文化的双重包围下一个无根的”能指的狂欢”，于是也便决定了这种“能指的狂欢”是没有更为深远的意义指向，而只能在日常生活中漂浮的一个符号而已。

大众文化是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物，因此它一定是有别于与之相似的通俗文化和民间文化的一种文化形态，而这种差异很重要的一点就表现在大众文化是和消费扭结在一起的。而且这种消费不光是对物质的消费，还有对精神、情感和文化的消费。由于大众文化的“能指的自由嬉戏”的特点，随之而来的也是对于每个人的感觉甚至是思维方式的影响。大众文化无疑带来了各式各样的情感享受，然而如果这些情感没有理性的反思，没有知识的引导的话就是一种情感的泛滥，过于单调的情感等同于感情的宣泄，如果情感生活占据了整个生活空间的全部，那这样的生活一定是平面化的和单调的。大众文化带来的娱乐消遣和时尚求新的追求这时恰恰成为这种情感宣泄的催化剂。此时，情感已经成为了一种浸透了消费主义特征的文化符号，而符号的象征意义是渗透在日常生活中的。情感被符号化，进而被商品化，最终情感成为了一种供消费和牟利的手段，这样的话情感就很可能丧失其本真的意义内涵。因此，大众文化中相应的逆反逻辑带来的很多都是我们面临的有待解决的问题。而巴赫金的思维方式无疑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分析问题的理路。

由于大众文化时尚化的诉求，所以大众文化是极为注重外在形式化的装饰效果的。然而时尚化又是被流行性和时效性相互裹挟在一起的，因此大众文化便不得不总是不断地更新换代，以求达到其时尚化的目的。在这种花样不断翻新和节奏不断改变的过程中，外在的新鲜感成为了大众文化决定性的因素。一件艺术品的精神内涵已经不是首先要考虑的对象，而是首先看它是否最流行最新鲜，最能吸引大众的眼球。即使这种时尚化真的给人带来了精神的满足，这种满足也很难发生长久的稳固的效能，还来不及体验这种满足感可能就已经被更新一轮的时尚化所包围。因此，时尚化带来的精神影响更多的表现在一种暂时的刺激上，在受众不断的被刺激的过程中精神也开始变得越来越虚幻，最后剩下的很可能是一具徒有外形的精神空壳。

究其原因，我们就会发现，巴赫金的逆反逻辑思维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统一，它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是具有着很强的延展性和收缩性的，民间节日形象体系一方面自有其民间狂欢文化的深层原始根源，另一方面狂欢化也是对现有官方文化的逆反，它内部就蕴育着变革的力量，从而在时空上成为一个整体。然而大众文化却是单维的，它只是一味地趋向于未来和更新，而没有了过去本有的一种力量的推动。这样的话大众文化既是无根的，又是缺乏盲动而无力的。时尚化便是大众文化这种特质的一个表征，时尚在不断求新和求变的过程中却没有内在的原始精神力量为其做强有力的后盾，没有理想、信仰、意义、价值这些始源性的东西做内在的支撑，因此也只能成为一种表面化和形式化的创新。外部的丰腴和壮大并不能掩盖其内部的干瘪与枯槁。这是大众文化的逆反逻辑面临的问题，也是大众文化进一步深化和完善的可能。

变革与新生的可能：对大众文化的期待

巴赫金的逆反逻辑思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逆反逻辑思维内部蕴育的是一种变革的力量。比如巴赫金在谈论小说的时候，他将小说视为二十世纪最重要文学体裁和最具生命力的文学形式，其原因就在于小说本身蕴含的对话性、开放性和未完成性的特质，从而使得小说不是将我们引向一个固定点而裹足不前，小说本身就是一种变革的力量。其实巴赫金的小说理论提示出一种基本的观点，即是但凡禀有逆反逻辑思维的事物它本身都蕴育着一种有待变革的力量，这种事物不是滞后的、封闭的和指向过去的，而是向前的、敞开的和指向未来的。这种建构的力量决定了拥有逆反逻辑思维的事物一定不会简单地局限于当下，它总是在力求更新，力求完美。

大众文化也是如此，大众文化作为一种具有强烈逆反逻辑诉求的文化形态是不可能局限和停留于此的。其实细究大众文化，我们便会发现大众文化内部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和多样得多，这不仅表现在其外在形式化的层面上，更表现其内在的精神根源上。“大众文化有各种成分在，其中有欲望的表达、情感的宣泄，有文化习俗的惯性，更有利润作为直接动力。”[6]由此可见，大众文化其实是以多幅面孔出现的一个复合体，可能我们现在只是开掘出了其中的一个侧面，而大众文化的很多个方面还仍旧深埋于地下没有被挖掘出来，于是在这个时候给大众文化妄下一种价值判断便显得为时尚早，我们应该做的是挖掘大众文化内部蕴育的逆反逻辑的发展潜力。

相应的，对大众文化的研究方法也就应该发生一定的变化了，“文学是平面的，印刷文本是平面的，传统艺术的架上绘画是平面的，批评相应是平面的，一切均圆满。但是当电子传媒和各种新媒介技术的大规模介入，情形就改变了，当下许多文化行为是立体的......批评如果还是拘泥于以往的范式，那就会南辕北辙，至多取得隔靴搔痒的效果。”[7](同上)批评是这样，与此同时比其高一级的对大众文化的深入研究就应该更是这样的。

具体来说，对当下的大众文化应该采取跨学科的研究姿态，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甚至是经济学都应该包括在内，这是由大众文化本身跨学科的性质所决定的。大众文化从刚开始就有着打破学科界限的诉求，现代社会受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影响，分科制度变得越来越严密，一个学科有着自己专用的学科术语，而这套术语对学科之外的人却是极其陌生的。大众文化则是民众的欣赏趣味和审美方式的外化，自然就有着广泛的非学科性的诉求。大众文化这种打破分工严谨的专门学科的要求，很可能使得大众文化兼有多门学科的整合力。原始文化是一种混沌未分化的整体，这也是巴赫金的狂欢理论的原始根源形态。大众文化虽然有着“去学科化”的企图，但是其仍旧是建立在现代社会基础之上的，去学科化不是否认现代学科的存在，而是将其整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大众文化的产业化道路便是这种“去学科化”的一个有效的尝试，产业化的追求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大众文化的快餐特点、时效性和纯娱乐化的倾向，上升为产、学、研相结合的文化产业的兼容包并，这不能不说是对大众文化的一种革新。研究方法上的更新带来的才是研究手段的更新。同样网络精神的民主化和公开化也是这种变革的局面的一个有力的表现。网络以其超越时空阻隔的效能实现了信息传递的最大化，它的信息发布、交流途径和传播方式使其具有对学科有效的整合力量，作者以匿名的方式在网上发表言论（所谓的穿马甲就是这样）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来自官方和学院的压力。

巴赫金在对官方文化和宗教文化做逆反逻辑处理的时候，并不是将其拒之于门外，而是将其纳入自己的思想体系中，这时的官方文化是以滑稽和戏仿的面貌出现的。所以大众文化在处理同官方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关系时，就不能持简单的迎合或否定的态度，而是要将这两种文化真正纳入自己建构的新的世界中去。纵观当下的文化现实，这种理论设想并不是一种假想，它在很多方面都已经发挥出其实践效果。因此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给大众文化重新定位，“大众文化不是一种只由大众享受和消费的文化，它既存在于大众的日常生活中，也存在于精英知识分子的生活中，它是一种当代文化的常态。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已经分不清什么样的文化是纯粹的主导文化、高雅文化抑或大众文化。......要研究分析并整合我们的文化事业，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文化视野以及与之相应的文化理论和方法。”[8]由于大众文化自身有着很强的未完成性，所以大众文化也有着比其它文化类型更为丰富的发展潜能。大众文化的异质文化特性也决定了它不是为哪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服务的宗旨，它所具有的多元性和民主性使其具有强烈的包容性，因此大众文化是作为一个开放的实体而存在，不是僵化的、封闭的和保守的。而且大众文化在传播姿态上也应该抹煞过去官方文化对大众的教化和精英文化对大众的启蒙，大众文化应该着力于建构作者——读者间平等对话交流的新型文化关系，“这种新型的作者——读者关系不同于清末民初的启蒙知识分子（独异个人）与被启蒙的民众（庸众），亦不能套用法兰克福学派的主动生产者——无名的被动消费者的对立关系来解读。他们在阅读和讨论中成为一个广大的公共的一部分，感知集体性的‘我们’的存在，形成一种‘通过消息而作的社会交往’，而这种交往通常通过媒体中新生的言论空间进行。”[9]于是不管是读者还是大众都成为了公众对话的一部分，再没有谁主导谁或谁控制谁的现象，有的只是基于平等和共识的对话关系，而新媒体产生的言论空间无疑就是为这种对话关系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和行之有效的平台。巴赫金的狂欢理论本身并非一个独立的理论形态，而是和他的对话理论、小说理论和超语言哲学形成的一个互相勾连的整体。如果说巴赫金的逆反逻辑思维是他思想中的一种基本思维形态，那么他的思想的对话性就是一以贯之的一个基本法则。而大众文化在这一点上才能够实现真正的对话，狂欢本身即是一种深层次的对话。大众文化在这一点上不再是无意义的娱乐和无内涵的时尚，而是既成为公众的代言人，又成为公众的对话者，在大众中形成参与讨论的自由氛围，大众文化不仅要消费公众的情感和欲望，而且成为公众参与社会和发表意见的一个“推销商”。

此外，也有一部分学者致力于民间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交叉性溯源研究，这样可以避免大众文化长久的无根化而只注重当下的样态，使得其在纵深度都能够延伸开来，真正成为有其历史文化根源和理想诉求的一种新型文化类型。近年来，大众文化对底层和民间的关注，一方面是给其自身增加生命的活性，一方面也促成其对自身历史文化根源的探寻。在讨论大众文化与民间文化二者关系的时候，身体无疑是被置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来看待的。在大众文化中，身体的效用是不能忽视的，以往的文化类型或是回避身体或是压制身体，从来就没有对身体进行正面的解释。而巴赫金的狂欢理论中也谈到了肉体下部形象的逆反性质，狂欢化的节日盛宴也是从身体的逆反开始的。身体本身的夸张变形就具有着强大的颠覆功能，而巴赫金则是要努力地去赋予身体一种美学的精神内涵。在西方理论界，对身体的重视起码还有尼采、福柯、马尔库塞、本雅明等人，尽管他们对身体的思考千差万别，但是他们都不约而同地立足于身体建构自己的新感性美学或哲学观。“本雅明的身体政治学、马尔库塞的身体美学与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确实有异曲同工之妙。于是，与大众文化理论的‘否定性话语’相比，‘肯定性话语’更多是建立在对狂欢身体的期待之上，而不是主要建立在对法西斯主义的痛苦记忆之中。”[10]大众文化现在陶冶身心的娱乐化诉求还远远没有发挥出“身体”的潜能，而仍旧停留于“身体”的最表浅层次。此时大众文化应该吸取民间精神，从民间去挖掘“身体”蕴含的潜能来。从而使大众文化不是依附于强大的现代文化工业文明，而是从大众自身那里生长出来的。这样就能够避免大众文化以新的统治者的面貌出现，而总是作为一个与大众对话的实体而存在。

注释：

[1]巴赫金：《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巴赫金全集》，第

六卷，第13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6月第1版；；

[2]沈华柱：《对话的妙悟——巴赫金语言哲学思想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8月第1版

[3]巴赫金：《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巴赫金全集》，第六卷，第320-321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6月第1版；

[4]王一川《能指盛宴年代的汉语文学》，载《文艺争鸣》2004年第2期；

[5]巴赫金：《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巴赫金全集》，第六卷，第2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6月第1版；

[6] 蒋原伦：《媒介批评与当代文化》，《文艺研究》，2008年第2期；

[7](同上)

[8]张捷鸿：《从大众文化到公众文化》，《文艺研究》2002年第2期；此文章作者在其整个观点上与笔者有些不同，张先生是试图将大众文化引向一种公共参与社会政治的维度的新型公众文化。笔者认为大众文化内部欢乐的、自由的、狂欢的理念是不容变更的，因此和政治应该是有一定的距离。但是张先生的文章对笔者仍有启发意义。

[9]段凌宇《寻找最大公约数——梁文道的修辞术》，《上海文艺》2009年第6期；此文是针对香港文化人北上而出现的“梁文道现象”的研究，作者通过这种现象建构出的是一种新型的公众关系，以求实现传媒、公众和知识者这三者的对话性整合。

[10] 赵勇《大众文化的颠覆模式》，《文学评论》200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