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巴赫金的小说诗学是对传统诗学的大胆挑战，一反传统欧洲诗学认为小说是低俗体裁的传统。他深刻阐明了小说的未完成性、时代性和杂语性等一系列重要特征，张扬小说的反规范力量、小说的创新精神和不竭的生命力，阐明了小说对其他文学体裁发展的重要影响。在体裁诗学的研究中，以至在整个文学研究中，极大提高了小说的地位。
关 键 词：巴赫金 小说诗学 未完成性 时代性 杂语性
巴赫金是以小说作为自己主要研究对象的，小说诗学在他的整个诗学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主要著作大都是研究小说的，涉及到小说诗学研究中的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具有很强的理论独创性。他的小说研究方法也是别具一格的，体现了小说哲学研究、小说文论研究和小说历史研究的有机结合。巴赫金的小说诗学研究对世界范围的小说诗学研究有深刻的影响。
巴赫金的小说诗学是对传统诗学的大胆挑战，一反传统欧洲诗学认为小说是低俗体裁的传统。他深刻阐明了小说的未完成性、时代性和杂语性等一系列重要特征，张扬小说的反规范力量，张扬小说的创新精神和不竭的生命力，指出了小说对其他文学体裁发展的重要影响。在体裁诗学的研究中，以至在整个文学研究中，极大提高小说的地位。
小说特性和小说生成的研究是巴赫金小说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小说共时研究和历史研究的结合。他把小说特性的研究当做小说诗学研究的出发点，指出小说的根本特性是未完成性(具体表现为可塑性、反规范性和自我批判意识)并且具体阐明其所具有的时代性、杂语性和新的人物等一系列特征。同时，他认为小说作为一种体裁其特性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指出小说是封建时代解体和资本主义关系产生的新时代的产物，是世界历史新时代所催生和哺育的。另一方面，小说的产生也有深刻的民间文化和民间文学的渊源，笑谑和多语是小说话语的发端。巴赫金对小说产生的历时研究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小说的特征。
巴赫金的小说话语研究和小说时空研究，是巴赫金小说研究的两大主题。从这两个角度来深化小说特性的研究，是巴赫金小说研究最有特色的部分。小说话语是前人小说研究很少涉及的方面，巴赫金指出小说语言不是作为语言体系的语言，也不是一般的文学语言，必须从小说体裁的特点出发来把握小说话语的特点。他认为小说话语的主要特点是杂语性、多语性和内在对话性，并由此形成独特的、完备的小说话语理论。小说时空也是前人小说研究很少涉及的方面，巴赫金认为小说时空是小说内容和形式相结合的中心，是小说特有的组织形式。他首次提出小说时空体的概念，指出时空体是文学艺术创作中时间关系和空间关系相互间的重要联系和艺术把握。他强调时空体的时间和空间是不可分割的，时空体是形式兼内容，包含着价值因素的历史性范畴，强调时空体在文学中有重大的体裁意义，小说体裁及其类别是由时空体决定的，可以根据时空体的不同特征来分析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小说的体裁特征。
一、巴赫金为什么对小说情有独钟？
20世纪俄罗斯有国际影响的文艺学家都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比如普罗普是研究故事的，洛特曼是研究诗歌的，巴赫金是研究小说的，他们往往是以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为中心，围绕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展开自己的理论观点，做出独特的理论建树。
在巴赫金的诗学研究中，小说诗学的研究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语言诗学、体裁诗学、历史诗学、文化诗学、社会学诗学，都是同小说研究有密切的关系。再从世界范围看，巴赫金的小说诗学研究，在世界小说诗学研究中也占有重要的独特的地位，他的小说诗学研究不仅分量重，而且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都有独创性，至今都对世界范围的小说研究发生着深刻的影响。
首先，巴赫金小说诗学研究的分量是很重的，是其他人难以比拟的。他在30—40年代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小说诗学的重要论文，其中如《长篇小说的话语》(1934-1935)、《教育小说及其在现实主义历史中的意义》(1936-1938)、《小说的时间形式和空间形式》(1937-1938)、《长篇小说的发端》(1940)、《史诗与小说》(1940)等。此外，他的两部具有世界影响的学术专著《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1929、1965)《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1940)，也都是研究小说的专著，前者涉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后者涉及拉伯雷的怪诞现实主义小说。就数量而言，《长篇小说的话语》有七八万字，《小说的时间形式和空间形式》达十三万字，而《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和《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分别是近30万字和50万字。如此庞大的篇幅，花如此大的心血来研究小说诗学，不仅在俄罗斯，而且在世界范围，都是很少见的。
其次，巴赫金的小说诗学研究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有很高的独创性和理论价值。巴赫金的小说研究涉及到小说的本质和特性、小说的类型、小说的形成和历史发展，小说的时空和小说的话语等一系列小说理论问题。不仅如此，他在继承前人小说诗学研究的基础上，有新的理论见解和新的理论开拓。其中如提出“小说精神”和“小说化”的概念，概括小说的特性(时代性、杂语性和未完成性)，阐述欧洲小说修辞两条线索以及长篇小说和民间文化的关系，其中特别是对长篇小说时空和长篇小说话语的研究，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大大拓展了小说诗学的研究范围。俄罗斯著名文艺学家德·扎通斯基指出：“在米·巴赫金之前，从未有人从长篇小说话语的非凡功用出发，试着弄清小说的含义……米·巴赫金是这条路上的一名先驱者并且超出了其他人，因此，他多年前睿智的推论现在仍然被认为是一种创见。”①
第三，巴赫金小说诗学研究的研究方法也是别具一格的，是具有创新性的。传统的小说诗学研究往往是抽象和形而上的小说哲学研究同具体的实证的研究相脱节，是内容层面研究同形式的研究相脱节，前者要不是空发哲学议论就是钻到实证材料中出不来，后者要不是停在内容层面就是离开内容光谈形式技巧。巴赫金的小说研究主张小说哲学和小说实证研究的结合，小说内容研究和小说形式研究的结合。他对小说本质和特性的思考是同对小说的实证研究相结合的，他对复调小说的研究是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实证研究相结合，他对怪诞现实主义小说的理论概括是同对拉伯雷小说的实证研究相结合的。他反对将体裁仅仅看成是形式，主张用社会学的观点来看待小说体裁，指出一切小说形式都是同内容相联系的，一切小说形式的产生和变化都是同社会生活的变化相联系的。例如，他指出小说的杂语性不仅是形式问题也是内容问题。小说的杂语性是语言形式问题，但它体现了语言的内在对话性，而这种杂语的出现，这种同单语相对的小说修辞路线的出现，又是同新的时代、新的意识的出现相联系的。
巴赫金小说诗学研究方法的创新更值得重视的是理论研究和历史研究的结合，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的集合，这点是许多小说诗学研究者望尘莫及的。巴赫金继承了以维谢洛夫斯基为代表的俄罗斯历史诗学的理论研究传统，继承了维谢洛夫斯基所倡导的“从诗的历史阐明诗的本质”的传统，他的小说诗学研究，他的一系列小说理论的阐述都是从历史层面展开的。比如，有关长篇小说的时空，有关长篇小说时空的本质和特点，他是通过对欧洲长篇小说时空的历史演变的研究而得出结论的。比如，对复调小说特点的认识，他也是通过狂欢体小说的历史演变来加以把握的。由于理论研究是建立在历史研究基础上，巴赫金小说诗学研究所得出的种种结论往往就显得具体、到位，显得有很强的理论说服力。
在了解了巴赫金为小说诗学研究花了巨大的心血，下了极大的功夫之后，需要探究一下巴赫金为什么对小说情有独钟，为什么要把小说诗学研究放到整个诗学研究的重要地位，他在小说研究中寄托了什么文学理想和社会理想，体现了什么文学观念和社会观念。
首先，巴赫金对小说情有独钟是对传统诗学的挑战。从传统诗学的眼光看来，史诗和悲剧是高贵的体裁，而小说则是低俗的体裁，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从传统诗学看来，史诗和悲剧是处于文学体裁正宗的、中心的和高雅的地位，而小说则处于文学体裁旁侧的、边缘的和低俗的地位。在《红楼梦》里，我们也看到公子和小姐只能在私下偷偷读小说，公开场合只读四书五经。在这种观念支配下，欧洲传统的诗学，从亚里士多德开始，主要是概括和总结史诗和悲剧的创作。对于小说根本就不屑一顾。中国古代文论主要也是概括和总结诗文创作的“诗文评”，正式小说理论是很晚以后才出现的。巴赫金对这种现象是十分不满的。他在《史诗与小说——长篇小说研究方法论》(1941)中，尖锐地指出，在相当一个时期“小说处于正统文学的门外，过着非正式合法生活”，各种诗学“又都一贯地轻视小说”。②后来在《〈拉伯雷〉的补充和修改》(1944)中，他又尖锐地批评：“欧洲的文学理论(诗学)，是在很狭窄、很有限的文学现象的材料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第一，因为“它形成于文学样式和民族标准语逐渐稳定的时代；这时，文学和语言生活中的重大事件——震撼、危机、斗争和风暴早已逝去，相关的回忆已经淡漠，一切都已得到解决，一切都已稳定下来，当然只是积淀在官方化了的文学和语言之上层”，而像希腊化、文艺复兴晚期这样一些时代的文学生活却“没有能反映到文学理论中”。③第二，“欧洲文学理论，形成于诗歌占优势的时代(在官方化了的文学上层)”，在被奉为经典的文学及其体裁之外，许多非经典的体裁是“无处栖身”的。④在巴赫金看来，欧洲文学理论(诗学)的偏狭，主要表现在只反映社会稳定时期的官方化了的上层文学现象，只反映占优势地位的文学体裁，却无法反映历史新时代所催生和哺育的、渗透了民间文化的小说体裁，无法反映同新的现实、新的语言、新的思想相联系充满生命力的小说体裁。巴赫金这些思想是十分尖锐和深刻的。它对欧洲的传统文学理论(诗学)的大胆挑战，对于文学理论研究、文化史研究、都有重大的理论价值。
其次，巴赫金认为小说是最富有生命力的体裁，它对各种体裁产生重要影响，并预示着整个文学发展的前景。
在巴赫金看来，小说体裁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的未完成性，它是唯一处于形成中的尚未定型的体裁。而这一特点是来自它同未完结的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他指出：“小说同没有完结的现实打交道，这就使这个体裁不致僵化。”⑤同不断变化的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使得小说的内容和形式随着现实生活的不断变化而不断变化，永远充满创新精神、永远充满生机和活力。这是为中外小说史所证实的。
由于小说体裁的未完成性，它的不竭的生命力，它必然对其他体裁产生重要的影响。在这里，巴赫金提出了“小说化”这一重要概念。他指出：“正是现实生活的变化对小说起着决定的作用。也决定了小说在该时代的统治地位。”⑥而在小说逐渐成为主导体裁的那些年代里，“在小说的统治时期，几乎所有其他体裁不同程度上都‘小说化’了。”⑦其中发生“小说化”的如易卜生的话剧，拜伦的长诗和海涅的抒情诗等等。而这些体裁的小说化主要表现在其他体裁变得自由了一些，可塑性强了一些；语言借助非标准语的杂语而得到更新，出现了对话化；渗进了笑谑、讽刺、幽默、自我讽拟的成分；赋予这些体裁问题性，并同没有定形的、正在形成的现代生活产生密切的关系。在巴赫金看来，所谓其他体裁的“小说化”，就是小说体裁在文学体裁中占有“主导地位”，占有“统治地位”，成为现代文学发展的“主角”，并且对其他文学体裁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正因为小说在文学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重要影响，巴赫金认为小说将对文学发展的未来产生重要的影响。他指出：“小说过去和现在从许多方面预示着整个文学的发展前景。因此，小说一占据主导地位，便会促进所有其他体裁的更新，它把自己形成、成长和尚未完结的特点传染给了其他体裁。它威严地把它们都纳入自己的轨道，正是因为这个轨道与整个文学发展的基本方向相一致。”⑧这种“轨道”，这种“基本方向”是什么呢？在他看来，就是文学同不断变化的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就是艺术形式的不受规范的束缚，就是艺术形式的不断探索、不断创新。他特别指出，其他体裁的“小说化”并不意味着服从格格不入的体裁规范，而是要它们摆脱一切僵化的东西。
第三，巴赫金钟情于小说，不仅仅是从文学意义上来谈论小说体裁的生命力和影响。他更看重的是小说体裁所体现出的“小说精神”。他着重是从社会政治的角度来张扬小说所具有的反规范的力量，小说所具有的颠覆等级和拉近对象的非凡力量。
美国学者克拉克和霍奎斯特非常敏锐地感受到这一点，他们在《米哈伊尔·巴赫金》一书之中指出，对巴赫金来说，“小说不仅是一种文学体裁，而且是一种特殊的力量，他称之为‘小说性’”。什么是“小说性”呢？作者是这样阐释的：“小说是一种认识意义上的不法之徒，是一位文本领域内的罗宾汉。由于任何文化的基本特征都刻印在其文本中——不仅是文学文本，而且是法律和宗教文本，因此，‘小说性’能够瓦解任何社会的官方的或上层的文化。”⑨
两位美国学者对巴赫金为何钟情于小说，确实有高于他人的深刻见解。不少人在巴赫金小说研究中，也不断地提到“小说性”这个词，并且以为是巴赫金自己提出的。我查遍巴赫金的有关著作，根本不见“小说性”这个词。实际上巴赫金用于概括小说这种非凡力量的词不是“小说性”，而是“小说精神”。尽管在我看来，两者的意思是相近和相通的。巴赫金是在《史诗与小说——长篇小说研究方法论》中，在谈到小说的真正前身“庄谐体”时提到“小说精神”这个词的。他说：“‘庄谐体’这一概念所包括的所有这些体裁，才是小说的真正的前身……作为形成中体裁的小说，其真正的精神体现在上述这些体裁里。”接着巴赫金发问：“那么，这些庄谐体裁所具有的小说精神是什么呢？”⑩根据巴赫金的论述，小说精神包含了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一是描写当今的现实性，并且以当今的现实作为视角。小说不同于史诗，它面对当今的现实，第一次不同描写的对象保持很远的距离，即描写过去的生活也是以当今现实作为视角。当今现实不仅是描写对象，更是理解、评价和赋予对象形式的出发点。二是大胆反规范的创新精神。小说不受任何规范的束缚，它既能瓦解和颠覆一切官方文化或上层文化，摆脱一切僵化的东西，又能在同不断变化的现实的联系中不断创新。三是来自民间的小说的笑谑因素具有消除对世界的恐惧和尊崇，消灭等级的距离，把对象拉近的非凡力量。如果说两位美国学者在阐明“小说性”时，更强调它的反规范性和颠覆性。那么巴赫金在阐明“小说精神”时，除了强调它的反规范性和颠覆性，同时也强调它的“把对象拉近的非凡力量”、“把对象拉进粗鲁交往领域中”的力量。这就是他所强调的平等对话精神。巴赫金还特别强调“小说精神”对于“形成欧洲自由的科学认识和形成现实主义艺术创作”的重要意义。他认为如果没有消除对事物、对世界的恐惧和尊崇，“没有无所畏惧的前提，就不可能有现实主义的认识世界”。(11)显然，巴赫金所张扬的“小说精神”既是对文学的一种理解和认识，也是对世界的一种理解和认识，既是一种文学观念和理想，也是一种社会观念和理想。
二、小说的特性
巴赫金对小说情有独钟，但研究作为一种体裁的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也要面对种种特殊的难题。其中首当其冲的是小说的特性问题，因为它是小说研究的出发点，小说的起源和发展、小说的话语、小说的时空、小说的类型等一系列重要问题都是同小说的特性相关联的。
巴赫金对于小说特性研究的现状是不满的，他指出研究小说的著作多数只限于记录和描述各种小说类型，无法给出一个多少有概括性的定义。因此“体裁问题作为整体并未得到多少令人满意的根本解决”。(12)
如何把握小说特性呢？巴赫金认为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是尚未完成的体裁，没有其他体裁那种体裁程式，在历史上起作用的只是一些典范的小小说作品。因此，他认为关键不是“规定一个由稳定的体裁特点所构成的体系作为定义”，而是“要探索一下这个可塑性最大的体裁有哪些基本的结构特点，是哪些特点决定着它本身变化的方向和它的影响。”(13)
巴赫金在探索小说特性时，在研究方法方面有两点值得重视。一是从小说的历史发展来探索其特性。他研究欧洲小说的发端和历史发展，研究欧洲小说修辞发展的两条线索，研究小说时间形式和空间形式的历史发展，特别是拿小说和史诗做历史比较。正是从小说的历史发展中，巴赫金把握住了小说多语性和时代性等一系列重要特性。“用诗的历史来阐明诗的本质”，这是俄罗斯19世纪大学者维谢洛夫斯基研究文学理论的重要方法，巴赫金的小说研究继承的正是这种“历史诗学”的方法。二是重视小说家的小说创作实践以及他们对小说创作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理论源于实践，离开小说创作实践的总结，是无法对小说特性做出科学的概括的。他指出小说家们给小说下的定义和论说“倒更有意思得多，也更始终一贯”，因为“这类论说并不企图用一个折衷的定义涵盖一切小说类型，但其本身都参与了小说体裁的实际形成过程。这类论说常常能深刻准确地反映出小说在其特定发展阶段上同其他体裁的斗争(自身是指采用其他占统治地位和一时风行的小说类型)。作家的论述已经接近于理解小说不同于其他体裁的特殊地位”。(14)比如菲尔丁关于自己小说《汤姆·琼斯》的论述，维兰德关于《阿伽通的故事》的序言，以及小说家围绕《威廉·麦斯特》和《路琴德》的大量论述，都对小说提出了种种要求，其中有如小说不应当具有英雄化、程式化的“诗意”，主人公不应当是定型不变的“英雄”人物，他应当把正面和反面、低下和崇高、庄严和诙谐融于一身等等。巴赫金认为小说家们这些来自小说创作实践的理论论述是“小说自我认识所达到的高峰之一”，它们虽然不是小说理论，也不具有哲学深度，但“它们对小说这一体裁的本质说明，如果不优于，至少也不亚于现有的各种小说理论”。(15)
在研究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发展历史的基础上，在总结小说家的小说创作经验和理论探索的基础上，巴赫金对小说的特性进行了具体的描述和研究。
1.未完成性
巴赫金在描述小说体裁的特征时，首先指出它的未完成性。这真是一语道破小说体裁的根本特征。他指出研究小说体裁或长篇小说体裁是相当困难的，这是“因为长篇小说是惟一的处于形成中而还未定型的体裁”，(16)“而小说不仅仅是诸多体裁中的一个体裁。这是在早已形成和部分地已经死亡的诸多体裁中惟一一个处于形成阶段的体裁”。(17)
在他看来，小说体裁的未完成性主要表现在可塑性、反规范性和自我批判意识三个方面。
首先是可塑性。
从文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其他体裁，如史诗、悲剧，都有自己的程式，都有自己稳定不变的骨架，而很少可塑性。这些体裁随着文学的发展也得到不断发展，但体裁总的骨架，总的程式是稳定不变的。而小说则不同，从小说史来看，小说只有典范的作品，没有固定的体裁程式。文学理论对付其他体裁是“信心十足，切中要害”，因为“这些体裁在其发展过程中的整个古典时期，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稳定性和程式化，而不同时代不同流派、派别导致的各种变体，都是表面现象，不触及它们的坚定的体裁骨架”(18)。所以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至今仍然是体裁理论所依据的不可动摇的基础。可是文学理论只要一碰到小说，就表现得完全束手无策，走投无路。文学理论家们一直试图揭示出小说体裁的内在程式，即由哪些稳定的特征所形成的体系，但始终无法得出令人信服的概括，结果只好像巴赫金所说的给种种小说体裁特征加上“附加保留条件”，例如，小说是多布局的体裁，但也存在单布局的小说；小说是要有情节的，但也存在淡化情节的小说；小说是散文体裁，但也存在诗体小说；小说是问题体裁，但大量小说也纯粹以趣味取胜。这样一来，种种小说“体裁特征”就被研究者所附加的保留条件化为乌有了。
其次是反规范性。巴赫金认为：“小说从本质上说就不可用范式约束。”(19)在某些时代，正统文学中的所有体裁都相互补充，整个文学是一个多种体裁汇合的和谐的整体，而“小说从来都不进入这个整体，不参加到各种体裁的和谐生活中去。在这些时代，小说处于正统文学的门外，过着非正式合法的生活”。(20)同时，各种诗学(亚里士多德、贺拉斯、布瓦洛)也都渗透着深刻的文学整体感和所有体裁相互结合的和谐感。而所有这些诗学又都必然一贯地轻视小说。有意思的是，小说体裁不仅同其他体裁不和谐，而且从创作上和理论上对其他体裁持强烈的批判态度。巴赫金指出，特别是在18世纪伴随着新型小说的出现，小说家们阐明了自己对小说体裁的看法和要求，而这些看法和要求都是同史诗和悲剧固有的规范相对立的，如小说不该具有其他体裁所固有的“诗意”；小说主人公不该是史诗和悲剧意义的“英雄”人物，而应该把正反、高低、庄谐融为一体；小说主人公不该是定型不变的，而应该是成长和变化的；小说在现代世界所起的作用应该像史诗在古代所起的作用一样。巴赫金认为这些对小说的要求一方面是对其他体裁和它们对现实态度的原则性批判(矫揉造作的英雄化、程式化、狭隘而无生气的诗意，情调单一平淡而且抽象、主人公定型不变)，另一方面则是小说自我认识所达到的高峰的一种表现。(21)巴赫金还谈到，“在小说统治时期，几乎所有其他体裁都‘小说化’了”(22)，如易卜生的戏剧、拜伦的长诗、海涅的抒情诗等。这些体裁的“小说化”表现在：体裁的可塑性强了，语言借助非标准语的杂语，出现对话化，渗进笑谑、讽刺、幽默和自我讽拟的成分；同未完结的现代生活的联系等等。即使如此，巴赫金尖锐指出：“其他体裁的小说化，不意味着服从格格不入的体裁规范。相反，这恰恰使它们摆脱一切程式化的僵死的、装腔作势的、失去生气的东西，即阻碍它们自身发展的一切东西；摆脱一切使它们连同小说变为某些陈旧形式模拟体的东西。”(23)
第三是自我批判。巴赫金指出对直接体裁和风格的讽刺性模拟，在小说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小说创作高涨时代，文学充满对所有崇高体裁的讽刺模拟和滑稽化。如讽拟骑士小说，讽拟巴罗克小说，讽拟牧人小说，讽拟感伤小说。但是，重要的是，“小说从来不让自己任何一个变体稳定不变。”巴赫金说：“这种自我批判态度，是它在体裁形成过程中一个极好的特点。”(24)
在指出未完成性是小说的根本特性之后，巴赫金又对把小说当作整体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居主导地位正在形成的体裁加以考察，探索这个可塑性最大的体裁所具有的基本的结构特点。他指出：“我发现有三个这样的基本特点，它们使长篇小说根本区别于一切其他的体裁：(1)长篇小说修辞上的三维性质，这同小说中实现的多语意识相关联；(2)小说中文学形象的时间坐标发生了根本的变化；(3)小说中进行文学形象的塑造，获得了新的领域，亦即最大限度与并未完结的现时(现代生活)进行交往联系的领域。”(25)
这三个基本特点概括了长篇小说形成的三个基本因素，概括了决定长篇小说本身变化和发展的方向的基本因素。这三个基本特征，概括来说，就是时代性(表现生活的特殊性同当代生活的联系、小说时空的根本变化)、多语性(小说话语的特殊性、语言的多语性、杂语性)、新的人物形象(小说人物形象的特殊性、人的形象在小说中得到改造，人物的未完成性，内在矛盾性、高度的个性化)。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巴赫金认为这三个特点不是毫不相关的，相互割裂的而是“相互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而且它们都是受欧洲人历史上一个特定转折关头所决定的”。(26)也就是当欧洲进入摆脱了封闭、僵化的封建宗法制，进入不同民族相互交往的新时代，才有可能产生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这一新的体裁。正是新的时代、新的文化、新的文学创作意识，才带来小说创作的多语现象和新的人物形象的产生。下面分别谈谈时代性、多语性和新的人物形象这三大特征。
2.时代性
巴赫金明确指出小说体裁的未完成性是源于它同没有完成的、正在形成的现代生活的密切联系。他指出：“正是现实生活中的变化对小说起着决定的作用……小说是处于形成过程的惟一体裁，因此它能更深刻、更中肯、更敏锐、更迅速地反映现实本身的形成发展。”(27)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巴赫金谈到复调小说的源头和小说体裁形成的最早阶段——古希腊罗马的庄谐体体裁时，就指出“其第一个特点就表现在同现实的一种新关系上：它们的对象、或者说它们理解、评价和表现现实的出发点(这点尤为重要)，是十分鲜明、时常又是十分尖锐的时代性”(28)，拿这种体裁同史诗和悲剧相比，它不是回溯到神话般遥远的过去，而是反映现实生活，同现代人进行交谈、对话，即使是神话人物和历史人物也被有意地写得很现代化。在分析庄谐体的一个重要形式——梅尼普体时，巴赫金也指出它的重要特点是“现实的政论性……能对当时的思想现实作出尖锐的反应”。在这些作品中充满对当代各种思潮、流派的辩论，各种当代著名人物的形象，社会各阶层中新生的社会典型，还触摸到日常生活新的发展趋向和总的时代精神。因此，“新闻性、政论性、讽刺性、尖锐的现实性——这些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同为梅尼普体所有代表人物的特点”。(29)
后来，在《史诗和小说——长篇小说研究方法论》、《长篇小说话语的发端》等著作中，巴赫金又对小说体裁的时代性特征作了进一步深入的分析。巴赫金指出小说体裁的出现是同世界历史的新时代有血缘关系。他说：“这是世界历史新时代所诞生和哺育的惟一一种体裁，因此它与这个新时代有着深刻的血缘关系。”(30)那么新时代指的是什么时代？新时代的新的文化意识和文学创作意识的特点又是什么？它同小说体裁的时代性特征又是什么关系？巴赫金认为把未完成的当代作为思想艺术关注的中心是创作意识的一次巨大变革，正是这种变革奠定了小说体裁，奠定了长篇小说体裁基础。这个时间是在希腊罗马古典时期同希腊化时期相交之际。到了新时代，新世界则是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期。这个新时代的主要特征是多语世界和多语现象的出现，世界不是单一的而是多语的，语言也不是单语的而是多语的。他说：“新的文化意识和文学创作意识，存在于积极的多语世界中。世界一劳永逸变成多语世界，再无反顾。不同民族语言闭目塞听，不相往来的共存阶段，宣告结束了。”(31)
为了进一步说明小说体裁的时代性特征，巴赫金又拿小说同史诗作了深入的对比。
第一，史诗描写的对象是“绝对的过去”，是民族历史的“根基”和“高峰”构成的世界，是“先驱”和“精英”的世界。史诗是已经完成的体裁，甚至是已经僵化，几近死亡的体裁。而小说描写的对象是现代的生活，是当代现实和它的新鲜的经验，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现实生活，小说体裁是未完成的，尚未定型的体裁。巴赫金指出，“要在自身和自己同时代人相一致的评价水平和时间层面上描绘事件(因此就是在个人经历和虚构的基础上描写事件)，就意味着实现根本的转变，从史诗的世界跨进小说的世界”。(32)
第二，史诗依靠是传说，传说是史诗的源泉，而传说基本的创作力是记忆，作者是无名的。从根本上讲它同个人经历无关，也不允许有个人的认识、观点和评价。而小说依靠的是现实生活，现实生活是小说的源泉，因此“经验、认识和时间(未来)——这三者才决定着小说”。(33)小说的基本创造力不是记忆，“小说依据的基础是个人的体验和自由的创作虚构”。(34)小说家个人的经历，个人的体验、个人的观点和评价，个人的艺术创作力受到高度的重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他认为“同小说一起而且也是在小说之中，一定程度上小说是诞生了整个文学的未来”。(35)
第三，史诗将“绝对的过去”作为描写的对象，就决定了史诗远离当代，决定了史诗距离的性质。史诗封闭于自身之中，就永远同现时隔绝，同个人经验，同一切新知，同个人的主动性、创造性，同新的视角和评价隔绝。正是有了史诗距离，史诗的世界就是拒绝一切变动，就是彻底完成的，也只能虔诚地接受。而小说则不然，小说把现实作为描写对象，第一次不再同文学的描写对象保持很远的距离。正是在这种消除距离的过程中，把描写对象拉近，变有距离的、尊崇的对象为亲昵交往的对象，最终为认识世界、个人体验和自由虚构创造了条件。
巴赫金在通过长篇小说和长篇史诗的对比、史诗和小说的对比，阐明小说现代性的特性时，有三个重要的观点是值得重视的。
首先，他认为小说的现代性不仅表现在以当今现实作为描写的对象，更重要的是把当今现实当作视角，“当作理解、评价和赋予它们形式所依据的出发点”。(36)也就是说，小说可以描写当今现实，也不排斥描写以往的生活，但都必须以当今现实作为视角，用现代的观点加以理解和评价，但是小说描写过去，决不是将过去现代化，当代现实就不应该渗透到描写的内容里面，“当代现实以及它的新鲜经验，仅仅留在观察的形式中，隐蔽在深处，体现在这种观察的敏锐、宽阔、生动之中”。(37)巴赫金高度重视现代性作为小说特性的重要意义，他说：“把尚未完结的现时，作为一个出发点和思想艺术关注的中心，这在人们创作的意识中是一次巨大的变革。”(38)其重要意义在于“小说同没有完结的现时打交道，这就使这个体裁不致僵化”。(39)
其次，他认为小说的现代性不仅是实践范畴，而且是价值范畴。这是巴赫金对小说现代性的深刻理解。在谈到史诗把“绝对的过去”当成描写对象，他指出：“绝对的过去，这是一个特殊的评价(等级)范畴。对于史诗型的世界观来说，‘根基’、‘先驱’、‘创始人’‘祖先’、‘从前有过’等等，都不是纯粹的时间范畴，而是评价兼时间的范畴。”(40)对于史诗来说，过去的一切都是好的，史诗的绝对过去是美好事物的源泉和根基，而对于小说来说，它把现代当作主要描写对象和视角，小说要肯定的是充满变化，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现代。
再往深一层分析，巴赫金认为崇高的体裁、史诗的体裁，由于将过去加以理想化，将统治力量和道理都形诸“过去”这个价值范畴之中，形诸保持距离和遥远形象之中，因此具有官方性质。而小说体裁由于同现实生活的紧密联系，“都同永远新鲜的非官方语言和非官方思想(节日的形式，亲昵的话语，亵渎行为)联系在一起”。(41)
3.杂语性
巴赫金认为杂语性体现了小说体裁的本质，而杂语性又同时代性相联系。小说体裁的出发和发展，是同社会的转型，语言和思想的稳定体系出现解体相联系的，新的文化意识和文学意识、创作意识存在于积极的多语世界之中。
巴赫金在谈到小说形式的最早的阶段——古代希腊罗马的庄谐体时，就指出它的重要特点是“杂体性和多声性”。(42)它不同于史诗、悲剧那种修饰的统一，具有代表性的特点是：叙事的多语调和庄谐结合，常采用插入性体裁(如书信、手稿)，对崇高文体的讽刺性摹仿，散文语言与诗歌语言的混杂，采用方言和行话，对于作为文学材料的语言形成一种新的态度等。
在《长篇小说的话语》(1934-1935)、《长篇小说话语的发端》(1940)、《史诗与小说——长篇小说研究方法论》(1941)等著作中，巴赫金对小说体裁的杂语性作了深入的研究。
拿小说同史诗作比较，巴赫金认为史诗是单一语言的、统一语言的，而小说的出现和发展则是以社会性的杂语现象作为前提和基础的。他说，史诗话语，“只是一个统一的作者的话语”，史诗的世界也是具有一个统一的和惟一的世界观。而且，在大多数诗歌体裁中，“语言体系的完整统一，体现于其中诗人语言个性和言语个性的完整统一(这里的个性并且是独一无二的)，这两者是诗歌风格必备的前提”(43)。小说体裁则大不相同，“长篇小说作为一个整体，是一个多语体，杂语类和多声部的现象”(44)。小说的语言在于不同语言的组合，小说的风格在于不同风格的组合。在巴赫金看来，小说的杂语性归根到底是源于社会性的杂语现象，而小说则是“用艺术方法组织起来的社会性的杂语现象，偶尔还是多语种现象，又是个人独特的多声现象”(45)。统一的民族语言内部实际上分成各种社会方言，职业行话，各种文体的语言，各种年龄的语言，各种政治语言。这种语言的内在分野就是小说体裁存在的条件。事实上，小说正是通过社会性的杂语现象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个人的独特的多声现象来把握自己所描绘的题材、人物和主题。在小说中，社会杂语是借着作者语言、叙述人语言和人物语言而进入小说的统一体，其中每个统一体都有多种社会声音以及多种声音之间的联系。因此，巴赫金指出：“不同话语和不同语言之间存在这类特殊的联系和关系，主题通过不同语言和话语得以展开，主题可分解为社会杂语的涓涓细流，主题的对话化——这便是小说修辞的基本特点。”(46)
具体来说，小说如何把社会杂语艺术地组织到作品中，并因以折射作者的创作意图呢？巴赫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
第一，语言的混合。
什么是语言的混合呢？巴赫金说：“这是两种社会性语言在一个表述范围内的结合，是为时代或时代差别(或兼而有之)所分割的两种不同的语言意识，在这一表述舞台上的会合。”(47)这种语言的混合，在表面上看来是两种语言的混合，而其背后则是两个意识，两个声音，两个语调，甚至是对世界的不同观点，因此巴赫金指出：“有意为之的艺术混合是意义上的混合，但又不是抽象的意义混合、逻辑混合(如雄辩术那样)，而是具体的社会性的混合。”(48)由于这种语言的混合，自然产生‘语言内在的对话性。语言的混合、引进和组织杂语最醒目和最重要的形式，是由所谓幽默小说提供的，它的代表在英国是菲尔丁、斯摩莱特、斯特恩、狄更斯和萨克雷等人。在这种小说中为讽刺及摹拟各种体裁语言、职业语言的用法，还不时穿插体现思想和评价意向的作者语言。“其作品几乎每一部全是标准语一切层次一切形式的百科全书”。(49)
第二，引用叙述人的语言和主人公的语言。
引用叙述人(或假定作者)的语言也是引进和组织杂语来折射作者的创作意图的主要形式。其中如普希金《别尔金小说集》中的别尔金，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果戈理《鼻子》和《外套》中的叙述人。叙述人的视角有积极的作用，它既能使描写对象呈现出新的侧面，又从新的侧面来展现“通常”的文学角度。作者既不在叙述人的语言中，也不在通常的标准语中，他在自己作品的每一个因素中都充分利用不同语言的这种相互呼应和相互对话。正是通过这两种视角和两种语言的对应和对话，才得以展示作者的意图。
小说引进和组织杂语的另一种形式则是主人公的语言。巴赫金指出，小说具有一定独立性的主人公的话语是用人物语言讲出的他人话语，这也可以折射出作者的意图，在一定程度上可成为作者的第二语言。不仅如此，“人物语言几乎还总是给作者语言以影响(有时是很强大的影响)，把他人的话语(人物的隐蔽的他人话语)散布在作者语言中，通过这种办法使作者语言出现分化，出现杂语性”(50)。以屠格涅夫小说的语言为例，表面看上去是统一和干净的语言，实际上远非清一色的。巴赫金说：“这个语言的基本部分，被卷进了不同人物之间的观点、评价、语气之争。这个语言充满不同人物相互争斗的意向，到处出现分化；这个语言中星罗棋布地渗透了他人意向的词语、字眼、提法、定义、形容语：作者并不完全同意这些他人意向，但却通过这些他人意向来折射自己的意向。”(51)
第三，插进不同的体裁。
巴赫金指出：“长篇小说允许插进来各种不同的体裁，无论是文学体裁(插入的故事、抒情剧、长诗、短戏等)，还是非文学体裁(日常生活体裁、演说、科学体裁、宗教体裁等等)。从原则上说，任何一种体裁都能镶嵌到小说的结构中去；从实际看，很难找到一种体裁是没被任何人在任何时候插到小说中去。”(52)这种情况我们经常都能看到，如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插进连斯基的诗句，歌德的《威廉·迈斯特》插人短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插入上尉列比亚特金的诗作等等。问题是插入体裁对小说起什么作用。巴赫金指出两点：一是不仅能左右小说的结构，而且能形成一些特殊的小说类型，如诗体小说、自白小说、日记体小说、书信体小说等等。其二，是这些插进小说的体裁都给小说带来自己的语言，因此就分解了小说的语言统一，重新深化了小说的杂语性。
上面对小说杂语性以及社会杂语性如何艺术地组织到作品中作了分析，从中可以看出小说的杂语性主要表现为多语言性、多风格性、多语调性。而这一切都源于社会的杂语现象和多声现象，正如巴赫金所说：“多声现象和杂语现象进入长篇小说，在其中构成一个严谨的艺术体系。这正是长篇小说体裁独有的特点。”(53)在谈到小说体裁的杂语性时，巴赫金又更进一步指出杂语进入小说之后形成了小说内在的对话性，这才是小说体裁区别于史诗等其他体裁的最根本的特征。在拿小说同诗歌对比时，巴赫金指出，诗歌是从语言的一切因素中抽掉他人意向和语调，消除社会杂语和多语的痕迹，于是形成诗歌语言的严格统一。而小说是“采纳标准语外的杂语和多语进入作品，但不削弱这种现象，反促进其深化(因他这样做有助于语言获得独立和自我意识)。就是靠语言这种分化，靠语言的杂语现象甚至多语现象，作者才建立起自己的风格，而与此同时又保持了自己统一的创作个性，保持了自己风格的完整统一(自然是另一种性质的统一)”(54)。巴赫金认为不管用什么形式引进杂语，都会形成一种双声语，一种内在的对话性。在小说内部包含着潜在的对话，究其本质是两种语言，两种声音和两种世界观的对话。因此他提出：“如果说诗歌理论的中心课题，是诗歌形象的问题，那么小说理论的中心课题，便是多种类型的内在对话化的双声语问题。”(55)
4.新的人物形象
巴赫金认为随着小说时间配置的变化，随着小说由史诗的描写“绝对的过去”转向描写未完结的现代，随着小说人物形象的时间坐标发生了根本变化，小说的人物形象也发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变化，小说人物形象得到了根本改造，新的人物形象出现了。他拿小说和史诗的形象相比较，指出小说人物形象出现了一系列重要的特征。
在史诗这类崇高的久远的体裁中，人物是久远时代的绝对过去时的形象。这种人物形象一是完完全全完成了的人物，是很高层次上的英雄形象，因此是很难改变的，很难有变化。二是完全外形化了的。他的真正本质同外在表现是毫无差别。他身上没有外壳和内容之分，他的一切意向和潜力彻底体现于他的社会地位和整个命运之中。他对自己的看法同别人对他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他身上无可探索，也谈不上自我揭露。三是缺乏任何思想观念上的主动精神，史诗中的人物只有一种统一的也是唯一的完全现成的世界观，只有一种统一的又是唯一的语言。这就限定了人物的个性化。巴赫金尖锐地指出：“史诗中人的上述特点(基本上也是其他体裁所共有的特点)，使人的这种形象获得了特殊的美感、完整性、极端的明确性和艺术的完美性。然而它们同时也使人们在人类生存的新条件下，产生了局限性，并在一定程度上显得缺乏生气。”(56)
当着史诗的距离被打破，当着把人的形象从久远的层面转到现时的尚未完结的层面，巴赫金指出，这便导致在小说中，以至于后来在整个文学中，人的形象发生了根本的改造和深刻的变化。第一，人的形象开始出现不同方面互不协调、互不一致的变化，人不再与自身完全吻合了。长篇小说一个基本的内在的主题，恰恰就是：“主人公其人同他的命运和境况不吻合。”(57)一个官吏不能始终是一个官吏，一个地主不能始终是一个地主。小说同未完成的现实生活发生联系。它的人物也必然不断变化，必然要有充沛的精神和潜力，不可能是完全和谐一致的。第二，人物内心和外表，人物的内核和外壳之间出现了严重的不一致和分歧，人的主观性、人的内心世界、人的内心矛盾成了体验和描写的对象，成了可以探索和表现的对象。这样一来，正如巴赫金所指出的，“史诗(以至悲剧)人物的完整性在小说中就这样解体，与此同时又在人类发展的更高阶段上开始酝酿人的一种新的复杂性和整体性”。(58)第三，小说中的人物获得了思想和语言上的主动权，使得人物形象获得高度的个性化。总之，小说人物形象的根本改造、小说人物形象的可变性、内在和外在的矛盾，以及高度的个性化，克服了史诗人物形象的僵化，使得小说人物形象获得了生机和活力。
①德·扎通斯基：《米·巴赫金最后一部著作》，转引自孔金·孔金娜《巴赫金传》，张杰、万海松译，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248页。
②《巴赫金全集》第3卷，白春仁、晓河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06—507页。
③《巴赫金全集》第6卷，李兆林、夏忠宪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78页。
④《巴赫金全集》第6卷，第478—509页。
⑤《巴赫金全集》第3卷，第530页。
⑥《巴赫金全集》第3卷，第509页。
⑦《巴赫金全集》第3卷，第508页。
⑧《巴赫金全集》第3卷，白春仁、晓河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09—510页。
⑨[美]凯特琳娜·克拉克、迈克尔·霍奎斯特：《米哈伊尔·巴赫金》，语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35—336页。
⑩《巴赫金全集》第3卷，第525页。
(11)《巴赫金全集》第3卷，第526页。
(12)《巴赫金全集》第3卷，白春仁、晓河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10页。
(13)《巴赫金全集》第3卷，第513页。
(14)《巴赫金全集》第3卷，第511页。
(15)《巴赫金全集》第3卷，第513页。
(16)《巴赫金全集》第3卷，白春仁、晓河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05页。
(17)《巴赫金全集》第3卷，第506页。
(18)《巴赫金全集》第3卷，第510页。
(19)《巴赫金全集》第3卷，第544页。
(20)《巴赫金全集》第3卷，第506页。
(21)《巴赫金全集》第3卷，第512-513页。
(22)《巴赫金全集》第3卷，白春仁、晓河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08页。
(23)《巴赫金全集》第3卷，第544页。
(24)《巴赫金全集》第3卷，第508—509页。
(25)《巴赫金全集》第3卷，第513页。
(26)《巴赫金全集》第3卷，第513页。
(27)《巴赫金全集》第3卷，第509页。
(28)《巴赫金全集》第3卷，白春仁、晓河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58页。
(29)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顾亚铃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71页。
(30)《巴赫金全集》第3卷，第506页。
(31)《巴赫金全集》第3卷，第514页。
(32)《巴赫金全集》第3卷，第516页。
(33)《巴赫金全集》第3卷，第518页。
(34)《巴赫金全集》第3卷，第541页。
(35)《巴赫金全集》第3卷，白春仁、晓河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44页。
(36)《巴赫金全集》第3卷，第526页。
(37)《巴赫金全集》第3卷，第533页。
(38)《巴赫金全集》第3卷，第543页。
(39)《巴赫金全集》第3卷，第530页。
(40)《巴赫金全集》第3卷，第517—518页。
(41)《巴赫金全集》第3卷，第523页。
(42)《巴赫金全集》第5卷，白春仁、顾亚铃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42页。
(43)《巴赫金全集》第3卷，白春仁、晓河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2页。
(44)《巴赫金全集》第3卷，第39页。
(45)《巴赫金全集》第3卷，第40页。
(46)《巴赫金全集》第3卷，第41页。
(47)《巴赫金全集》第3卷，第146页。
(48)《巴赫金全集》第3卷，白春仁、晓河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48页。
(49)《巴赫金全集》第3卷，第83页。
(50)《巴赫金全集》第3卷，第99页。
(51)《巴赫金全集》第3卷，第100页。
(52)《巴赫金全集》第3卷，第106页。
(53)《巴赫金全集》第3卷，白春仁、晓河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81页。
(54)《巴赫金全集》第3卷，第79页。
(55)《巴赫金全集》第3卷，第116页。
(56)《巴赫金全集》第3卷，第539—540页。
(57)《巴赫金全集》第3卷，第541页。
(58)《巴赫金全集》第3卷，白春仁、晓河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4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