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教养制度在经历半个多世纪的兴衰沉浮之后，终于有望迎来“寿终正寝”的一刻。
实际上，近十年来对劳教制度的改革没有停歇。自2002年起，公安部和司法部的几个文件，从实体和程序上对劳教的适用和执行进行了更为严格的限制，比如最高期限缩短为2年，扩大了所外执行的范围。同时，立法机关通过制定禁毒法、修改刑法（如将扒窃入刑）等方式，使劳教适用对象范围大大降低，目前全国被劳教人数为6万余人。
然而，这些规范性文件的出台和对劳教制度的各种改革，并未真正解决这一制度的合法性问题，也未从制度上形成完全有效的制约机制来防止权力滥用。最妥当的方式之一，就是将其废止，而且过去改革所积累的成效，为其废止创造了较好的外部条件。
不过，废止劳教制度并不能否定它所具有的合理性，主要表现在，它具有较强的犯罪预防功能，适用对象多具有较强的人身危险性和实施犯罪的较大可能。废止劳教制度，是否意味着对社会上具有严重人身危险的人不闻不问、置之不理？当然不是。没有任何一个政府对此会听之任之，因为维护社会的安定与秩序是政府的基本责任。只是，在法治发达国家，对类似制度的设计更为合理，维护社会秩序与保障个人权利的平衡做得更好，能够通过妥当的制度设计最大限度地避免相关权力的滥用。
所以说，废止劳教制度，只是走了第一步，而紧接着的第二步更为重要，就是制定合理而有效的替代性制度。以往关于劳教制度的替代性制度的讨论，集中在两点：一是，是否继续采取封闭式的管理方式；二是，决定权是否应归法院，也就是应否司法化。这两点当然是进行替代性制度设计的关键环节，不过，在寻求建立替代性制度时，最核心的问题，实际上还是在于制度的目标确立以及利弊权衡，具体地说，就是新的制度要解决哪些问题，又可能带来哪些问题。
替代性制度所要解决的问题，仍是对重大犯罪的预防问题。既然如此，其适用对象就应该相对狭窄，而且有证据能够证明他们具有犯罪或者再次犯罪的高度危险。而这一制度所带来的问题，就是当这些人还没有实施犯罪或者再次犯罪的情况下，对其适用强制性处分措施的正当性根据何在，用何种强度的措施来对待，以及如何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妥善地处理这一系列问题，需要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加以设计。实体上，就是要对替代性制度适用对象及条件、适用的强制措施类型及条件、强制措施的执行机关及内容作出详细而明确的规定。在强制措施的选择上，应以开放式的措施为准，而且由法院作出裁决；只有在适用对象拒不接受教育和矫治的，才可以由法院以其行为构成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罪定罪量刑，进而予以羁押。当然这就要求对刑法相应的条文进行修改。程序设计应以司法化为基调，具体而言，可以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简易程序为参照，由法院审理并裁决。当然，如此设计会让法院平添很多工作负担和烦恼，不过，这理应是法院分内的事情。
总之，废止劳教制度已是大势所趋，因而替代性制度的设计和出台必须加快脚步。对此，有一种“悲观”的基调比较好，这样才会小心翼翼，把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考虑周全，那种高调、浪漫乃至过于乐观的态度，可能会把事情弄糟。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来源: 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