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了新世纪，上海依靠有利的基础设施、地理环境和人文优势，又借世博会东风，正杨起满帆，快速远航，还声称欲“与国际大都市接轨”，似乎踌躇满志，天时地利人和，占尽优势。但是存在着众多不利的因素，如物质资源配置 “硬件”上的制约，不仅如此，更为重要的是，象上海这样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已经提升到了知识经济阶段，又身临全球化的时代氛围，社会进步则极大地依赖着所从事社会实践的广大市民的主体素质的状况，市民素质的欠缺必定导致被实践客体的低劣结局。上海发展的定位还在于是“服务型”的城市，那么就更直接又密切地与市民人文素养相关，因为服务的本义是与人打交道。“接轨”的口号激励着上海市民寻找自身精神面貌上落后的处境，以便测量出待接“轨道”之间的差距何在。要不然，大话空喊高调唱遍，则不免落入“夜郎自大”的笑柄，还将害人误己。 本文所探讨的正是本地域文化、市民性情等的精神性“软件”的欠缺状况，兹列出如下：
一) 性灵受制
在上海市景象征的外滩，有一座标志性的建筑，叫做海关钟楼，在它的顶楼有一口大钟，大钟日日夜夜地每相隔15分钟准时播出报时声响，这个声响是用国人半个多世纪来最经久灌输了的调子：《东方红》的主旋律传播的。更意味深长的是，在上海的意识形态传播的重点场所——几乎每所高等学府里，都有个硕大的“毛”石雕像，有形又无形地“统率”着每位知识人士。这些主宰的“声”和“影”时时刻刻、清清楚楚地警示着世人，在这座城市里，它的意识形态的主导旋律是什么，这主旋律凌驾于一切生存空间和活动领域之上，不管他或她是什么年龄，职业，阶层，信仰，都得接受——就象每个人既然“带”着自己耳朵就不得不灌输进这钟声一样，因而这主旋律是不受任何竞争、不容选择的“神”。它是否符合现代精神文明的要求？是否适应“经济基础”的需求？满足生产力的发展？对于国人百姓来说，是绝对不许怀疑，也是没有资格去讨论的——这是由钦定的法律所钦定了的。而人们所能做的，只能采取迂回的“战术”——去质疑这座城市的“包容”性格。
国内媒体常吹嘘，上海有所谓“海纳百川”的品位，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新闻的抄作，鼓噪哗众而已。仅举“小事”一例足可反驳，某人欲锻炼身体，修炼什么功夫之类，则定会受到管制的。作为纯粹关乎个人心身健康的功法修炼，完全是点滴“水珠”而已，却不为虚假的“大海”所容纳，何许遑论“百川”耶？
就单说全社会关注的“中心”——经济建设来说吧，在某些领域板块里，也并未能实行对内外资本开放，如金融、邮政、通讯等领域均是如此，成为一个个封闭的权势得益者小王国，凌驾于平民百姓之上，作威作福。
至于说到公民权利的信仰、言论、出版、结社、游行、罢工等等的自由，就象与全国其他任何地方无甚两样，统统归类之于极端自私自利的放任放肆，一律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动辄以大棒相胁迫，而早就拒之于千里之外。在媒体上的言论管束，上海还甚至严厉于其他地区，由此愈加造成本地媒体上的有关意识形态领域的内容空洞且呆板。
不仅如此，连市民正常的个性生存活动需求也遭到制约。在全上海的各个国立学校中，各年级学生的所接受的军训、政治洗脑课程不比其他地区少，据说现今在上海的中小学里，在学生的课余时间，甚至连本地方言都被禁止通用了。更有甚者，在上海的某些著名民营企业里，那些老总也学起兵营的模式，搞起“军训”来，以达成“步调高度一致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整肃属下的员工。所以人们不禁要问：一座有“海派”之称的城市，在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空间里，到底有多大的“容纳”雅量呢？
因此，要讲“海纳百川”，绝非简单地认可为，只是政府有关职能部门搭建个什么“平台”罢了，以为就此可以多多招商引资、吸引四方的人才、资本和技术，然后只需围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运转就足够了。一个地方的宽容气度和开放性，很大程度上应表现为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宽宏大度，能容纳不同的人发出不同的声音、见解、批评、建议、学说和思想理论，形成事实上的、远非空谈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文化氛围。特别有价值意义的是，该多多聆听本地区的社会成员中，那些地位卑微、权势弱小、离群索居、处于社会边缘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想法，让他们也有机会发表自己的见解和看法。因为自古来，无数天才的洞见、创意和智慧往往来自这类人员之族。辩证法的精神告诉人们：事物发展、变化、进步的根源在于自身内部的矛盾性，而外部的各种条件只是事物发展的催化因子。那种过分依赖外在因素的做法，是舍本求末的、缺乏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短见。
再者，充分保障公民行使各项权利，使得市民有丰富而活跃的自主思想意识。这是社会进步到一定的时候，市民生活所提出的必然要求。人之所以高贵于万物，就是因为有着主体性的高尚灵魂和自由独立的人格主导着行动态势。因此说：“以人为本”，就意味着人的灵性丰富、高级而发达，而并非只是物质上的生存资料占有数量有多么大、四肢躯体有多么的健壮发达，体育奖牌能拿得有多少。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的进步应该着重体现在人之所以为人的高贵性质上。
另外，现代性社会之进步呈现一个基本事实，是“分殊化”倾向——社会不再有严密的统一性，而是表现为松散而多元的发展态势，社会中成员的个性意识和独特天赋充分得以实现，作为地方特色的文化、民俗、风情也应尽显多彩多姿的光芒，这些该由地方特色的文字方言来表达方显得韵味和传神，就如港澳珠三角地区通行粤语，福建厦门通行闽南语那样。
现实的状况是，作为一个国内较为现代性的城市，上海市民的德行境界还是停留在人类社团生存基础性道德约束的“七不规范”上，当然，比起内地居民的品行来，要做得好些。但是有着教育设施良好、师资雄厚的大都会，是不应象闭塞落后的内地，市民生活的文化品位本应该提升到较为高一级的层面，应该有着“大气”的人格品质和境界，但是事实上，上海人确实又显得与外地人无甚么高低。由于长期来市民政治和精神生活的正当权利受到了整束，因此实际生活中难以见到有精神性高品位的内容，缺乏崇高性的动姿，诚如鲁迅所说：中国只有\"官魂\"与\"匪魂\"，就是缺乏人格独立意义的自主灵魂，这正是对国人\"逃避自由\"的写照，也适用于当今的上海市民。
上海人不怎么关心国家宏大的执政要事，远离政治理想的憧憬。做起事情来喜欢按照社会习俗所约定的“合理性”去照办，不会顶真于政策条例所规范的逐字条句，上海人称为不去“顶撞”，而是“识时务”、“讲实惠”，或用更典型的“海派”叫法：“领得清”，它一方面避免了政治生活执著的狂妄急噪，另外一面，则是采取势利的实用主义态度，而且往往还是一种女性化的特殊主义的人缘亲近的模式，回避普世主义的准则。譬如对于人间的纠纷，要么采取“事不关己”的看客态度；要么以人缘亲近主义的“仁义”来代替行使判断是非准则的“正义”。
上海人特别赞赏的是“头子活咯”、“会做人”，即善于钻空子、编织“八面玲珑”式关系网的生存之道。“老实人”是上海市民最为寻常的称呼，指对着善良且耿直的人；而“书呆子”则是上海市民嘲讽高贵品行极为贯用的词语。上海人在工作和交际场所，习惯有话不明说，喜欢在“划翎子”和“接翎子”之间传接暗示信号，以炫耀世故练达、“城府深”，且可掩盖自己的潜意识——既不敢直面人生的态度，又流入了“圆滑”的生存观。当今一部分上海人流行起\"捣浆糊”的艺术，其真正的意图是借用词汇或行为规范的模糊不确定性来推卸自己的责任——实质表明自由精神的匮乏。上海的普罗大众与人文精神及知识精英是处于绝然二分的：市民所能懂得的“知识分子精神”，就象在鲁迅先生笔下，S城里的人将“自由”理解成“柿油”差不多。在这里，“启蒙”精神往往为“反启蒙”所覆盖。多少年来在对市民的宣传中，对于“自由”的批判足够多了，自由女神早就被贴上了“资产阶级”的标签。记得十多年前，电视剧《围城》播放高潮时候，沪上的市民洋洋自得地嘲笑道：“中国的知识分子原来是那么的丑陋！”。
男女的婚配最能体现出青年人的风貌，当然这也是文化大洪流中一支突出的洪峰急流。上海的女人一般是不会就因为动了感情便嫁人，她们着重考虑的是一场婚姻给她们带来的物质享受和生活前景，使得在周遭人群的物质攀比之风中“扎得起台型”。在沪上，婚嫁流行的是“傍大款”，也就是女人尽力追求以财产的豪富者为婚配最佳对象。不管是来自农村的“外来妹”，还是在外资企业就职的高级白领，在婚姻爱情价值观念上，大抵 “旗鼓相当”，分不清有多少高低的人文素养差别，就是因为通向“上帝”的道路已经堵塞了——确切地说，是被无数的欺骗和谎言填满了，导致人的神圣性阙如，尽管沪上的男男女女常常会求神拜佛。
虽说在上海的一般家庭里，家长对于子女的职业前教育投入是很多的，但就是因为超越性的途径受到阻碍，因此人们不会重视为自身人格素质的超升而祈祷，如何使得个体“灵魂”扩张从而趋于完善之类。据沪报载，上海市民的阅读兴趣仅仅着眼于功利性的，如养生，美容，股票，房产，电脑，求职等内容，而极少关心超越功利的，如文学艺术学术政治宗教等事情。即使是从事“宗教活动”，也只是将“福、禄、寿”变成为神祗，拜菩萨，仅仅为了消灾祈福升官发财而已，本质上即为世俗的功利境界的反映。
生命哲学家奥伊肯认为，精神生活的缺失会导致生活意义和价值的跌落，上海人何曾不是这样？且看那些在私营企业里，特别是在内资的小企业里干活的年轻白领们，常常满负荷运转着自己的身体拼杀于单位里的劳作之中，超时加班相当普遍，工作单调且压抑，然而逢人便是夸耀自己的财富收入，他（她）们何曾有过异化的意识？有几个人懂得“异化”这个名词的词义？
在哲学人类学意义上，人是以超越性的本质存在于世间，这个超越的重任通常总是由男人来担当的，既然超越的通道严重受阻碍，于是人们便看到了如下的悲哀情景。
二) 男人受抑
历经半个世纪多的左倾化酱缸中浸泡腌制，上海的民风已经充分显示“赤化”。在这座城市里，传统的“中庸之道”已向“左”偏转，与近世来盛行的低贱者的“均分之德”交融成一股合力：统吃掉强健的雄性生命力量。多少年来，劳动报酬分配形式的绝对平等成了一个行政和道德的强制律令贯彻于一切官营的各级体制内，男女“同酬不同工”以及“同工不同才（能）”现象，认为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不仅如此，还提供额外补偿的措施，指使垫补女人的先天生理欠缺，为女人的自尊充气。
男女之间的利益和地位本是互动的联合体，互为牵涉一体的。沪上的女人被授予额外“贴补”，当然会呈威翘雌，男人必然受窝囊气，压抑成男人的失落。人们便发现，在这座号称“海派”的城市里，缺乏的是成大器的英雄好汉和闯劲，那么何处存有“大海”的胸襟、胆略与卓识之称谓？在此，拉马克的“用进废退”原理在起作用，当年十里洋场上，上海人前辈的男人冒险精神已经大为退化，“上海爷叔”早已离走。直至今日，在官方传媒的意识形态里，个人的“冒险”则始终是个负面性的词汇，远比孔圣人的“过尤”为甚，“冒险家的乐园”则绝对是罪恶渊薮，历来成为左倾教义批判的对象。
倒是在这块崇尚中庸和谐、“稳定压到一切”的土地上，女人正享有得天独厚的青睐。都云：上海高产小男人?岂不知，作为“另一半”，上海的女人早已被棒为天下少有的至尊呢！既然事先已经占据着至尊的位置，男人何作为成大哉耶？于是乎，女人们正以其所“成功”、“成功”之道、“做人”嘲弄起男人来，甚至以女人之所以为女人的优势调教起男人来：如何“适应环境”啦，如何“跟上级相处好关系”啦，如何领会领导的意图，“善解人意”啦，如何与上下级沟通好，与群众“打成一片”啦，如何安安稳稳“做人”啦，“不求有成，但求无过”啦，不“冒尖”啦 ???···。男人最可悲的不是在冲锋陷阵时候倒在敌人的枪炮之下，而是必须穿上女人的三寸莲鞋使之脚骨畸形，肌肉萎缩，还得尊照指定的“莲步”蠕动，耳朵边不时响着女人的“作”声“打拍子”，如同喝下自己的爱人和慈母配制的慢性毒酒，漫漫步向心灵衰亡，只留存下无用的身躯空廓。
在沪上，正由于超越性行动的愿望屡遭外在阻截，以致于展示人的内心精神的文学作品及其作家群也呈现出：“文坛阴盛阳衰现象”。倘若沪上女人的文学成就确实是大得很，足以取代男人的历史成就，倒也罢了，对于海派男人们来说也许是个鞭策和激励，问题是上海女人并没有施展出应该与“至尊”地位相当的功绩，就象被封为“老大”“爵位”并赋予“大公无私”称号的工人师傅们，作为一个阶层丝毫未显示出德性上的优异品质一样。
因此，说起上海男人是“奶油”也罢，“小气”也罢，“精明”也罢，人们现今所看到的，全部都只是浮浅在表层的皮相。外地人一般不曾知道：上海的男人就是为了女同胞之仅仅摆设为“解放”了样子的“花瓶”，捧到至尊位置上，作出了多么大的忍耐、让步和牺牲！！只有上海男人们才清楚，以往每年的“三八”节日来临之时（当然，现今的社会已经有所改观），就是上海男人们的倒霉日子，这天总得有些男人要被判重刑（用上海土话来说为：“抓冲头”或“抓几个提刀头来看看”，亦即拿“出格者”来杀鸡警猴），何为耶？就是因为冒犯了女人的尊严。更有甚者，以前每到了“刮台风”日子（即官方称“严打”、“刑打”——抛弃掉常规的司法程序而采用典型人治的方式集中于某个时刻随心所欲地“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曾有某男人在大街上与女人吵架并撕破了女人的上衣就得判上极刑，这种例子极非个别。问题的要害在于所有的“刑事”打击和惩罚都大大侧重于男人（当然，通常男人犯罪比女人多，但是中国式的“严打、刑打”所人为造成的男女犯罪比率远比常规社会的要高），男人们若为如此的“性别偏向”表示不满，还被进一步谴责为“封建大男子主义”。反之若有女人侵犯男人权益的，总是从轻发落——总之在沪上，官方所引导的性别价值体系里，始终处于“女尊男卑”的等级次序关系之中，其结局就象媒体所喧嚷的：“做女人真好”。
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时候，鼓吹“女尊男卑”的价值观在沪上尘嚣一时，在媒体上鼓噪什么：“‘妻管严’有助于家庭幸福，催生爱情”等等，在电视上还评选什么“围裙丈夫”。与此同时，在形形式式的文艺作品里拼凑起各种强悍的“第二性”典型形象，不断给沪上的女人注射强心剂，支撑起作为女人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冒出如此女权主义的价值偏向，当然会激起上海男人们的抵抗，可悲的结局是，在父母官的偏袒下，有多少沪上的家庭破裂，夫妻反目成仇，甚至有男人落入囹圄——落得个皆大悲伤，“双输”的局面。
且看现今的银屏上，由国人所制作的各类历史性题材作品里，“苦大仇深”的形象总是由女人来扮演，而男人总是担当起卑鄙、无耻、邪恶、肮脏的角色，女人天生就是善良的象征、正义的化身——这与“为富必恶”、“穷人天生就是老实善良的”的左倾价值观如出一辙。就如以前人们在官营的企业或机构里常常见到的那样：“大老粗无上光荣”、“工人阶级大公无私”、“领导一切”之类的主导性价值观念，曾几何时猖獗泛滥不已，一样的“道理”。当然，同样是“大老粗”的族类，女“大老粗”就更不可一世了！因为惟有她们也才是真正的“全心全意依靠的对象”！——须知：女人的天性就是维持“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而无知的娘们更是只知：“有权是爹，有奶是娘”！同理，一样是男人，但若为男知识分子那就更“吃瘪”了。犹太学者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书中论道，平庸之徒艾希曼之所以犯下\"平庸之罪\"，就是在于缺乏自己的独立思考，即使有外在的声音也未能唤醒他的良心，而这恰是构造“一元化”社会所必不可少的好材料。
当然，“家丑”是不能对外人“开放”的；反之，装扮成为“花瓶”的东西应该尽量摆设到“橱窗”里去，多供外人欣赏。记得在“四人帮”当道的时候，在上海有条东西走向的横贯整个市中心的大马路，叫做延安路，在整个这条路段上，交通警察全都清一色地派上了女人来担当，何为耶？上海人很清楚：上述路段上，外国人特别多，而那时正值“半边天”谬论尘嚣日上，所以么——不仅要打雷，而且还得下雨喽！
其实为摆设成橱窗里的“花瓶”何至是马路警察，在各行各业中，都有“花瓶”的存在，为了装饰那些样品、为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压倒一切”，可以弃绝自由竞争、社会公正和合理性规则，不顾社会生产、家庭劳务的分工和效率，而只需考虑现实政治需求上的长官意志即可，所谓“镶外必先安内”的国粹即是，或换用理学的术语言之：“存天理，灭人欲”是也——在表层次上似乎颠覆了儒家的等级观念，但在深层次上却发展了传统王道的“南面之术”，就如文革时期红卫兵高呼：“破四旧，立四新”同理。
或若有问：从过去至现今的沪上，掌握着社会资源和权力的毕竟是男人，高职位中男人居大多数，在职业场上女人有“天花板顶”之说，怎么以为男人有劣势（吃亏）之谈耶？
切慢作如此简单片面之推论，请试以狮子社会的“母系制”进行类比吧！别以为某单个公狮子占据着“王”者之位，霸占着众多的母狮群就是什么雄性得势了，岂不知，就是为了谋取一个“王位”，有多少头雄性的狮子在竞争过程之中被斗败致死，要么落荒而逃，最终仅留剩下一条雄者，所以相比之下，作为雄性整体来说并无多少便宜可言。同样地，男人们在沪上的社会底层闯荡事业，须要忍受多多少少的屈辱和磨难，方可成为“王”者？反观女人搞事业，人们总会网开一面，而宽容度大增。人们不难见到，在官营的企事业单位里，在高层的“雄性”的统率下，中层级别的“干部”族中女人终是占去了很大的比率——“遏止雄性”以取得全社会成员心理上的微妙平衡，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即便是处于同一性质层次的压抑和管制，以显示什么“公平、均等”，雄性与雌性相比其感受是不可同言而语的，就好比同样关在无窗的铁屋囚笼里，活泼好动的囚徒远比文静的要痛苦得多。
更可悲的是幼嫩、低级的“雄性”经久锁在铁屋里的处境，连呐喊着要开窗户的资格都被剥夺，甚至遗忘了，其状况还是由一位从外地来到沪上落户的某个著名的民营企业家来道明：“上海的规矩和原则不是小企业能冲出来的，所以一定要在外面有一定的名气，积累一定的地位，才能在上海有一定的天地”。又如近年来上海市政府极力召唤留学学子归来，报效祖国，但是“海龟”们清楚地知道，早些年那些男人若自身出国条件不够硬朗的，欲壮志雄心地搞成功留学，就象扒了一层皮，历经创伤和盘剥；又譬如有从台岛来沪探访的某国民党高级官员则会受到盛情款待，大家都心知肚明，但若有人在上海雄性勃勃欲创建什么独立党派则成为“寇”，绝无好下场——这就是邓氏的“实事求是”功利性原理。
试图建立理想国的柏拉图认为：“每个人必须在国家里面执行一种最适合于他的天性的职务。”而社会正义的实现正是标志着社会各成员恪守其本位，并各施其所长，如此的国家方呈现繁荣昌盛，人民幸福的理想国度，这种观点在西方已经构成了根深蒂固的正义理念。因此，若问及西方所兴起的女权主义，它的要领是“男人可以做到的，女人也同样可以做到。”所以在主张公正的社会里，它的内在荒谬性必然导致其昙花一现；然而到了“阿拉”上海人眼里，土制的“女权主义”却成了欲强行达成“我不行，当然也不让你行”的默契，在一个有着平均主义深厚根基的土壤里，倒是可以生根发芽，经久不衰的——其表现的经典形式之一是：“男人理应象女人那样，平等地将精力花费在做家务的琐碎事情上”。——甚至还不够，上海男人还增添了好几重的谴责：左倾主义的“男人邪恶说”，男人本位主义的“小男人说”，以及上海女权主义的“均等义务说”（指在家里，上海男人辄受骂为少做家务而示大丈夫），为何指责总是指向男人？难道社会风尚仅仅是男人造就的？（在这点上又不讲男女平等了！）——这些谴责的总和似乎如此更能体现出东方现代左倾式平均主义的价值观？值得玩味。
男人的自我价值实现就是以个性化的张扬而展开起来，因此与上海男人受抑必然相关联的是如下的
三) 个性受束
“海派”文化本身具有综合性的“拼盆”味道。尽管有着殖民地的短暂历史，但时移俗易，曾经给上海城市化过程中的新兴市民阶级带来过的文化烙印已经有所退却，倒是近世以来，来自农村“革命者”所带来的那场“左派文化”，对于市民们思想深处的刻痕要来得深刻，这在中老年二代人（尤其是人格独立性差的女人、低知识层次者）身上体现出鲜明特征来。当然，现今的年轻一代又着迷起“小资”情怀，喜欢沉浸于欧风美雨之中，但大都为浅层次的物质享受，还属于“赶时髦、出风头”之需求，尚未深入至理念和肉体的执著之中。在这座城市里，难以见到有孤身鏖战的斗士，有敢于护哭叛徒的吊客，有普罗米修斯式的拯救，有西西弗斯式的使命。主要问题还在于，上海是个老年型城市，“尊老，敬老”是市政府一贯倡导的“传统美德”，它已经成为这座城市里引导价值观的价值观，而年轻人尚未成为中产阶级的主流，而且也尚未掌握“话语”的权力资源，所以成就不了城市风俗的中坚。
受西化的影响，一方面，上海人的个性意识相对于内地人要浓厚些；另一方面，半个世纪来，上海一直是国内官营企业最集中、最完善的地区。长期笼罩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市民的行为和思维模式无不深受影响，于是潜移默化，已渐渐内化为自觉的人格和集体无意识。受左倾化改进了的传统家族群体主义价值观的熏陶及相关制度的牵制，极为蔑视个人。纯粹作为市民个体的一单元来说，价值蔽微，不足挂齿，视如草芥。个体意识和权利的丧失会导致社会公德意识是匮乏，如此便难以结合成超越家族血亲利益的社会团队。难怪人们常可看到，上海的老百姓在自家的老式住宅被拆迁时候，合法权益时常会受到各种侵犯，遭遇到各种程度的盘剥掠夺，却苦于被剥夺了结社的基本权利而难以进行集体抗争，其结果是如同一盘散沙子，被分而治之，各个击破。
在各级官营体制里，工作人员的集体始终难以拼凑成有效的工作团队，而是按照不见之于文字的“办公室政治学”组织成利益关系紧张、矛盾重重的乌合之众。但是另一面，响当当的“党的群众路线”政策却是完全通用于“集体主义”的指引方针的，倘若有那位个性桀骜之徒浮现在国内的企事业单位里，是万般不见容于“同事”们的，“广大的人民群众”的谴责声浪定会盖过“怪物”的举动。
在贡献过众多大天才、荡漾着自由主义精神的英伦之地，哲学家S·穆勒指出了这样一种关联：天才异禀是与天才者自身的怪癖性密切相关的；而天才异禀的涌现又是与那里的人们对于怪癖性的宽容密切相关。从事无意识研究的容格也指出，天才与疯狂之间，本存在着某种关联。精神病学家隆布罗素研究证明：天才与癫痫、精神病之间关系密切。
在哲学人类学上，人的个体化的精神性展开便是一系列密切相关之事物属性的连接，在此，可以列出其名称及其价值连接体：
天才（出众、孤傲、疯狂、怪癖、“戆大”）、个性（乖僻）、独立（孤僻、私见）、自由（散漫）、创造（出格）、开拓（狂妄）、超越（呆子、傻子）
这个系列名称是具有同一属性层面（级别）的事物的排列，而同一事物又呈现出不同的价值侧面。从正面积极属性来看，它们对于人类的发展是及其重要的，其重要性随着社会的进步而日益放大，但却又与人们的宽容度和接受力成正比。
对于上海的市民（中老年人，低级知识层次者为主，女性居多者）来说，其在社会活动中关于品行的价值评价体系所呈现的通常是后一种（括号内的），即否定性的反感而排斥。正因为长期来，所接受本土传统文化加上左倾思想体系的总和，远比外来的西洋文化多得多。所以整束异类往往成为市民的同好，亦即成为鲁迅所揭示的“吃人”文化的发扬和延续。与鲁迅时代所不同的是，在今天，偏爱“吃”的是侧重于个性精神力量的强大者：男人，知识者，青年人（尤其是这三类在数学《集合论》形式中的“并集”！）。“怪人”尼采感慨道：“个别人的伟大能力与他本人付出的、牺牲的、遭受的一切根本不成比例。”那么在此地，个别人所具备的“伟大”的潜质，欲望和心思都得扼杀在摇篮里的萌芽状态，因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是“不答应”某位异类出头的，按照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就是这么理顺。一出话剧《寻找男子汉》曾经在沪上争鸣一时，它所蕴涵着的意味是，在沪上“吃”尽强者后的累累白骨堆里，难以寻找出“漏网者”！惜乎妇人焉知“强”与“男”之间连接？更进一步的问题还在于，当某个社会其机制、其价值规范导向发生颠覆，是以指定“无产阶级”的物质性为“强”（第一性），“资产阶级”的精神性为“弱”（第二性），当然会视知识为粪土，视体力为金不换，视金钱为高贵（即经济决定论），于是“强”之于“弱”的相对性也发生了偏转，成王败寇，成功者以其低级精神性（知识）便为真正社会强者，而低知识者的短见和无超越性复视精神性为低贱和无用，精神性携带者即为弱者，而如此的局面难以展开精神性的高贵，导致社会人文的进步缓慢，从而成为一个社会学上的怪圈。
因此遏止个性孤高者的现实展开，着重点在于制裁知识和德性维度上。
在一个现代性社会中，教育和人才培养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事业。不说别的，就说在沪上的传授知识的学校里常可以见到对于知识的鄙夷，多少年来人们已经习惯将“劳动”的这个观念意义排除了动用脑子的功能，仅仅留放在四肢体力的消耗效用上。因为左倾教义始终认为，单单靠脑子来谋生本是“剥削阶级的方式”，是与无产阶级的秉性相悖的。为此各类学校专门劈出所谓“劳动”的课程和课时，于是就得不断向“工农兵”学习，这就是中国式“素质教育”的本质所在。至于学生毕业到了社会上，那么“打成一片”、“划等号”、“相结合”、“搞三同”之类更是名堂花样繁多。正因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无数“劳模”、“先进”者的成功经历使得“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价值观还烙印在低知识层次市民的记忆深处之中，特别地表现在他（她）们所炫耀的那种妇人般“做人”（势利气的搞关系）工夫的精到上，足以笑傲知识者。
总之在这个地方，“中庸调适”作为功名利禄之筛子，筛选社会各成员。成功者，得辛赖庸人（妇人）之长：合群，柔顺，圆滑，和稀泥，张公百忍，察言观色，循规蹈矩，随波逐流……，擅此技者，知识、智慧、德性自然衰微矣（苏格拉底有言：知识即美德，而在本土以前曾经流行过“知识越多越反动”），更与创造无缘。试想：一个兢兢业业于物质器具之类的或是抽象观念世界的高智慧者，如象西洋知识分子那模样的，会被普通市民定格为迂腐劲儿的“书呆子”。而如此的书呆子怎能合群于社会大众而获取功名呢？若莫打成一片又何以成全事业？抑或，一个合群者如何又能有创造激情的喷发？——若非拉马克的“用进废退”和“习得性遗传”原理失效？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老子如是说。到了左倾势力兴风作浪之时，当然利用上了本土传统文化的资源，以博取大众的“喜闻乐见”。对待不合群者，左倾所发展国粹的招数之一是，置之于“人海战术”中去发挥淋漓尽致，美其名曰：“群众路线”——“凭借着数量和习惯的力量，历史上不知道吃掉了多少英雄好汉”（鲁迅语）。无怪乎，那些社会底层的低贱市民自然心领神会，如鱼得水，紧跟风潮，好不快活！
所以欲了解某地的风俗习性，还得了解当地文化传统的背景。
四) 情调受溺
上海文化的根基主要还是源于本地方传统的“吴”文化。“吴”的地理位置位于江南水乡。这一带是太湖流域的水乡泽国，河网密布，气候温润，降水充沛，山水娟秀，土壤肥沃、水运便利。吴文化丰富的物质和精神成果，均依赖于江河湖水（不同于海水）的浸润和滋养。吴人衣食住行中的蚕桑丝绸、鱼虾稻米、小桥舟楫、村镇居舍、丝竹民谣、戏曲园林、饮食服饰、吴侬软语无不沾着水的柔和风格，委婉灵性。吴文化的杰作——红楼梦，就是描写金陵城里的女儿国中，那些由“水做成的骨肉”的女人们为柔情所缠绵；加上江南的吴中长期处于富足天下且又安定的生活之中，天地自然化育出吴文化、吴人那种“秀慧、细腻、柔和、智巧、素雅”的女性化的“水”性情。
“水”为克“火”的“五行”之一。“水”的盛盈必然克制着“火”势而使之成为恙弱之态，经久的积淀内化为上海人（江南吴人）的集体无意识，如此情景就象余秋雨所云：上海人的人格结构“却缺少一个沸沸扬扬的生命热源”。对于水性，“中和”之力显得过分地平而庸，使得生存意志在行动的肯定与否定之间缺乏足够的张力，难以激励从生命源泉中涌现活生生的原创力量。
与西洋文化的现代性意义相比，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道家）本来就以采聚“阴性”柔和之气为特征，而覆盖着上海本地的吴文化就更加以“水”的柔情添加进阴性份量，是谓之鱼米之乡特色的“才智艺术型”地方文化，她背负着沉重的传统包袱，希冀中庸、平和的情调，而贪图安逸、清淡、闲适的生活，她所熏陶的吴人似乎适宜于从事文静优雅的科技文化事业，不擅长于粗犷豪放野性的冒险闯荡拼杀，所以是与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开拓进取的“雄性”精神决然不相同的。尽管据称，资本主义的胚芽早在明清时期已经在吴中之地孕育着，但她那浓厚的阴柔之气绝然发育不成良性健全的资本主义，难以推动巨大的社会身躯前进，缺乏如韦伯所称的资本主义合理化的精神动力。
请看如下事实吧！600百年前在吴地发生的大事，本来是一场非同寻常的、轰轰烈烈的、无比雄性化的开拓进取事业——七下西洋炫耀国力，即奇怪地由一位“去势”了雄性的人——三保太监来统领，无怪乎“他”的伟业就是无法与哥伦布相比拟，尽管前者的物质装备要明显比后者的来得雄厚优越。
地域文化最终反映在人格上，是与实践主体的素质成互为反馈，互为牵制之态势。
五) 视域受拘
在此谈论的视域，特指生存活动场上的商业视野局促而狭窄。
与政治和文化生活的抑制相应的是，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上海在经济制度上也并未带来多少私营经济所需求的宽松和自由，相比之下，临近港澳的珠江三角洲和浙南的温州，先行了好几拍跨出了改革的步伐。在那里，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经济胚芽优先得以发育成长并结果实，于是在经济活动中，这些地区成了先行官。不仅如此，随着经济的活跃，人的主体意识的个性自由也得以伸展，个人的自我价值起码在经济活动领域先行得以实现。
其实在南方，务实的号角早已吹响。早在南宋时期，浙东的“事功之学”已经显露端倪，与强盛的程朱理学相抗衡。而后形成的永康、永嘉文化开拓解放，豪迈大气，狂飙突进，注重经世之用，强调个体能力的张扬——这些为温州地区的资本主义精神提供了活力，而江南地区则沉醉在吴文化的精巧纤细，温柔敦厚，格物致知之中——为江南吴人塑造优秀的应试人才、打工白领提供了精神支助，。
从上海以南的宁波算起，沿着海岸线连续往南，直至广东沿海的最南端，整个东南沿海一带的居民，早先好几代人就飘洋过海，所以现今许多家庭往往有着海外的侨眷。在这些的家庭里，一些海外的亲人自然会传递好多来自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各种有用的商业信息，甚至还会带回来可观的外币资金投资，用于经营投资和开发创业，这对于经营商业是十分有用的，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无疑地，有侨眷家庭往往处于非常有利的先发优势，因当时中国的平民百姓，信息、资金、物流普遍短缺、闭塞而不流畅。南方先发优势的持续地得以贯彻造成了经济效益上的“马太效应”。即先得利者，利上滚利，富者益富。资本雄厚者投资大项目，由于竞争者少，容易经营操作，无资金者只得兴叹观望，现今人们所看到的温州、珠江三角洲地区私营商业之成功就有这种因素在起作用。
历史上，西方殖民者最早来华开拓的是葡萄牙人，早在明世宗嘉靖三十六年（1557），是他们首先建立起桥头堡基地澳门，位于珠江口南端，所以临近地区的人们便会近水楼台，得洋风气之先。如在顺德地区，一些不安分的农民尝试着做生意，来往于广州和澳门之间买卖，早就尝到了甜头，到了现今，在经济观念和商业操作上积累起十分丰富的经验教训，早就具备了先发的优势。其后的荷兰人，英伦三岛的商人纷至沓来到广东沿海，建立了洋行会所，并且建立起更大的殖民地香港，给粤地带来了更多的商业机遇和资本主义的精神。
然而上海，尽管处于长江口与海洋交汇处位置上，具有江海联运的优越性，却面对浩瀚的大海，临近地区并无番邦的岛屿可以登陆而可谋生，在历史上不曾有过大量的移民去海外，特别是以原籍作为“正宗”意义的上海人，即世代居住在本地农村的村民，更是如此。只是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才有所改观，留学热潮方开始肇兴。只是年轻人出国，是以读书求学为主的活动并未给上海本地带来浓重的商业上的意识氛围和良机。
所以这个因素是在作茧。现今人们所看到的是在这座城市里，以本市居民（尤其是以上海本地原籍人为明显）私营经济的创业并不怎么热忱，在生意场上缺乏去打开局面的眼力和思路，商业信息也不够丰富，相比起南方沿海各个地区而言之，逊色不少。
说起那个在江南曾经有着“小上海”之美舆的无锡市，过去民营经济一度兴旺发达，但如今在近邻苏南集体主义模式的光环笼罩下，也同样与上海同病相怜起来，出现资本主义动力匮乏的情景。
改革开放持续进行了二十余载，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如今据称已经进入了改革的“攻坚阶段”，新近又流行起建立“和谐社会”的新目标。现在问题还在于传统消极的阴影始终回荡在人们生活的每个层面，这本身又构成了一个国粹，即，表里不一，纸面与实际相距甚远，口头与行动相分离，本我、自我及超我之间拉伸无限距离，却又不敢正视之。
不说得太远，就说上海的改革步伐如何，人们将试目以待。
（本文的修改稿认真听取了上海社科院马迅先生的批评意见，作者在此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