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人夏明教授最近赠送我一本他的新著《政治维纳斯》，我为学者夏明的博学和正义所感动。不过，在赞赏友人学问高深的同时，我也看出我与夏明教授在某些观点和思路上的分歧，我在此只是想谈论我自己的感想。我对于中国的男女平等和权利问题作过一些思考和研究，也写过一些文字，还算有点发言权吧。为此，在我阅读了《政治维纳斯》一书中的“硬国家，软肩头”，这个重点谈论中国女权问题的章节之后，我列举自己的观点如下：

1)所谓中国的传统“男尊女卑”，只是一种廉价庸常的说法，并非表明作为中国的男和女在整体上，有多么大的不平等和不公正。其一是因为，空洞地谈论男人与女人，前边不加任何的限定词，那么就应该作为整体来理解。作为整体的两性比较具有多大的客观性呢？我以为，在男女两性关系问题上，人类似乎永远存在着有偏向性的感情关注，用作于两性关系，常常会使得人们的认识致偏致谬。我权将这种认识偏向称之为“怜女假相”。（参阅拙笔：《怜女假相及其与中国妇女解放》

2)既然中国的男女平等问题广泛被议论，那么我们必须把它放到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之中，去考量一番。其实，它表明了一种符号政治，展示开来，只是表示权力之间的关系。有的时候，其实是一种语言霸权而已。譬如，有一部分人群欲控制住另一部分人群，政治符号就展示了它的功能。维特根斯坦说，语言的意义在于它的用法，为此我们尽力需要将特定的语言放到特定的语言环境之中，去做出全面的评估，十分重要的事情是，需要分析语言的“在场”状态。（参阅拙笔：《论狮子性社会的男女平等问题》以及《白领择偶难的深层剖析——转型期社会异化现象批判》）

3)我很早就发现，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之中，广泛地存在着“女性得势”现象，女人普遍对于现存政权及其相关制度、文化和习俗表现出大力的拥护和高度的热忱。在中国尤为明显，而在中国又以上海最为显然。为什么呢？这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大有干系。盖因马克思主义以其低贱性取向捧物质主义为圭臬，从而极力遏制住精神性事物的高贵性。因为社会实践活动中，精神性劳作大多是依靠男人来从事来展开，这样，男人就会受遏制多多。而在现代中国，与马克思主义相叠加，本土传统文化中的阴性特质进一步扼杀男人的特质。易中天在《中国的男人与女人》中说，“当“乾纲独断”的皇帝把天下臣民都女性化了时，他自己是否还能保住男性特征。”

这种阴性特质又在社会主义的新上海进一步得到了施展和发扬。（参阅拙笔：《上海发展的人文制约》）难怪上海这地方曾经一度发展成为极左势力的堡垒。

4)剧作家沙叶新创作了话剧《寻找男子汉》，讲述了中国政治生活中更真实更本质的情景：中国的男子汉大大地缺失了，绝非如夏明所说的，简单而纯粹地，在于中国女人有多大的不幸的问题。（参阅拙笔：《上海人与外地人如何实现和解》）

5)中国的“性政治”是典型的“狮子型”社会问题。（参阅拙笔：《论狮子型社会的男女平等问题》）所谓“狮子型”社会，就是少数男人高高在上，而绝大多数男人被压制在社会下层，总体地位反而不如大多数女人，犹如狮子社会是以雌性狮子为主体，尽管只有一个成年雄性狮子为大王，绝非如夏明所天真地认识的：社会高层中妇女名额少（女性在人大中的比率只占20%左右，就粗糙下结论：中国妇女的地位低下。）据我的观察，至少在上海，国营官营的企事业单位地，中下层领导干部中，女性总是占据着大多数的比率。甚至在上海的外资企业中都是如此，中下层管理人员、白领中，女性占据着过半数的比率。尽管“天花板顶部”为大多数男人所占据。

6)我在上海生存有四十多年，目睹和体验了太多的上海滩上女人之癫狂，她们颐指气使，飞扬跋扈，就如狮王殿下的母狮，好生了得。在上海，如此特质的女人被称为“咋巴”，我曾对这一“咋巴”群体描绘出其头像和谱系（参阅拙笔《上海人形象被丑化是反文化建设的恶果》）试想：生存在“她者”的癫狂境遇中，普通男人还有什么尊严可言？还有意义凭空谈论妇女的权利吗？我为了保持我一个男人知识分子应有的骨气，我选择了离开上海，来到周边的小城市昆山定居，后来，我又为了寻求更大、更彻底的自由，我干脆投奔自由，于2010年2月24日，来到了著名的自由城市美国纽约，就是在这一天，《中国新闻周刊》发表了一篇长文报道：《上海人3.0：被“妖魔化”的上海人》，此文中，三位作者引用了我的一段精彩文字：有关上海滩上“咋巴女人”的论述。同时，该又引用了一段我为此深挖根源的文字：把上海称作“党性教化的重镇”，“据老年上海人的回忆，六、七十年代各行各业的单位里、甚至街道里弄，群众的工作和生活中的政治学习被安排得极满极多，那时候谁有胆量来谈论什么建设本地特色的‘海派’文化？”大概三位作者认为这段文字太精彩了，这话（大概）应该是出自于著名的文人学者的吧，于是作者就张冠李戴地将我的文字硬是说成是“易中天”所认为的！（参阅拙笔《上海人形象被丑化是反文化建设的恶果》）

7)对于精神性事物的压制和杀戮，同样性质和级别，男人和女人的感受是大不一样的。因此，即使在生存在同一屋檐下，男人和女人的压抑和痛苦是大不一样的，从这个角度说，（总体上）中国的男人活得比女人更累更苦。好比有二个人：一个活泼好动，另一个文静寡言，现在有一种强权将二个人全都捆绑起来，同样关在铁屋内，不准乱说不许乱动，那么前者所受的压抑和痛苦必定远甚于后者。（参阅拙笔：《“剩女”现象的社会批判》）

8)妇女经济地位相对低下，大都可以通过婚姻的方式来整合来消融的，这原本是全人类的集体无意识，是约定俗成的，正如成年妇女平均身高低于成年男人一样，这并非表明有什么公正意义上的不平等。可是在“怜女假相”的偏见下，人们总是习惯性地认为，这里有什么不公正的地方。再说，妇女的生育本是“天命”——自我价值实现的单一性别的取向，先天在握，男人不与之竞争。换言之，妇女完成了生育使命，自我价值的实现就占据了很大部分。为此，男女之间的自我价值实现，不能单单以社会性的实践价值的完成状况来评估。可是在夏明的文字中不顾及此。

9)对于计划生育的偏见。中共现今明确用事实来否定“一胎化”的说法。反观，西方人愚蠢的多，还是纠葛于中共的“一胎化”，无助于中国的社会进步，更糟糕的是，西方却是搬起石头在砸自己的脚。（参阅拙笔：《恐怖主义猖獗的伦理学反省·(四)

生殖节制否定》）

10)妓女的存在丝毫不表明妇女地位的低下，（参阅拙笔：《试论妓女对于人们情爱的激励》）只能说，使得男人之间拉开了距离，一部分有钱男人多多地获得了性资源，而另有一大批男人却失去了性资源。进而，性和皮肉的交易使得一部分男人的一部分钱财转移到了妓女手中，其实质是缩短了男女整体之间的经济差距，而不是如夏明所说的，妇女地位低下的症状。

11)妇女权利是整个人权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不能单独抽离了人权这个大框架来抽象地论述。男权和女权之间存在着微妙的互动互牵的联系。整部人类进步的历史表明了，人权所能获得的实质性进步极大地是由男人来完成的，而非女人，也就是说，男权的重要性绝对不亚于，甚至高于女权。“杀鸡取卵”的做法，用女权来遏制男权，这在中国的大城市里比较流行（参阅拙笔：《“三八节”女犯减刑质疑社会公正》），其手段只能起到遏制住社会进步的目的，最终既扼杀了男人权利也扼杀了女人权利，落得两败俱伤的下场。而夏明却不予以关注。

我以为，中国的民主事业是一项非常艰巨繁重的精神性劳作，它的理论和实践的确立需要有经得起社会历史检验的知识和经验为基础，我们需要多做些细致透彻的思想认识工作，本文所做的努力，目的在此。

注释：

我的所有的“拙笔”文字，在网络上都可以用搜索工具寻找到。

施卫江 草草写于 美国纽约

2012 年3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