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事件的震荡及回波
事件起因：新疆喀什巴楚县4月23日发生严重暴力恐怖事件，中国官方媒体说，事件造成15名基层民警、社区干部遇害，6名暴徒被击毙。这起被称为
“2009年7-5事件后、新疆最严重的恐怖事件”吸引了众多国际关注。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当地时间24日在记者会上，呈明美方就此事的立场和态度，不过口气和言词中无不透露着对中国当局的批驳之意。呼吁中国“透明调查”巴楚恐怖事件，给包括维吾尔族人在内的所有中国公民“正当程序保护”。
美联社称，对于美国的“质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5日出言“责备”，对美国政府的“无同情心”表示不满。
另据中国国家反恐办主任、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于4月29日指出，新疆巴楚严重暴力恐怖犯罪案件侦破工作取得了重大突破，案情基本查清，同时警方又抓获了一批恐怖分子，查获了一批自制的爆炸装置和凶器，以及“东突”恐怖旗帜等。—
—其证据确凿无疑，与不久前发生的波士顿爆炸案一样，可谓重大的恐怖暴力案件。然而美国政府的反恐立场，在对待发生在自己国内的案子与对待中国案件上，是有着鲜明的差别的，这是为什么呢？
b)均势政治为圭臬
处理当今国际政治关系问题上，一般地以现实主义，即实利主义，可以说是主导的范式。现实主义在于注重当下的实际利益，从而缺乏较高的道义价值和理想。放在历史进程中来看，是欧洲人对于中世纪基督教神学至上论予以脱魅的一种表达，一种激进的功利主义态度，其奉马基雅维利为祖师爷，推行较为强烈的利己主义。它不寻求长远的目标，因此，必定存在着近视短见和急功近利的特征。由于道义价值较为稚弱，长期推行之，不良道义积习不断堆积沉淀，久而久之，就会带来无穷后患。再说，最低级的恶最易仿效，恶恶相报，以毒攻毒，你来我往，最终落得两败俱伤。所以说，缺乏足够道义支撑的“均势论”未必是高明的策略。
经典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是扶弱遏强，它打击强势，扶住弱势，与势力的弱方
结成同盟关系。这种自利现象是因为从群体利益出发，其行为的自私性往往增加，群体的人格也会有所下降，在集体名义、国家利益的掩盖之下，个人的自私本质混迹其中却不自觉不自察，诚如R ?尼布尔指出的“群体不道德”现象。由于现代西方政治伦理学采取强硬的个人主义，个人高度自主、本位、独立，使之人与人，人与集体、群体与群体的关系链断裂，造就了集体道德的脱位，集体性的反（大）社会人格会增加。
当然，作为现实主义自私自利的均势政治的背后也应当有适度的道义作支撑，至少有某种招牌吧，不然就成了不择手段，为所欲为了，这道义的适度就成为了问题的焦点和难点。如何把握之？
康德的政治哲学指出：一个公正的国际秩序必须与自由民主秩序相契合，也只有自由民主国家能保护人权，成为公正世界秩序的基础。为此“每个国家的公民体制都应该是共和制。”（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表明了，自由民主是作为核心价值理念理应首先服膺于共和制度的基础性工程，奠基于整个公正世界秩序大厦之底层，于是方可作为推动人类社会合法秩序建设的力量，产生出必要性的进步过程和步骤，因此，自由民主应先行一步于民族独立的理念。当然，这里会产生出一些因果之间缠绕性的问题。
可是当今不少西方人只是简单地片面地认为，中国边疆地区频频发生的暴力冲突，仅仅是由民族怨恨所引起的，只是一个单纯的民族之间强弱凌辱和压迫的问题，以为可以单独地通过扶弱遏强就可予以“纠偏”的民族问题，而不必牵涉进社会系统中的其他重要的价值因素。至少闭眼不顾眼前的恐怖主义性质的事实真相，“弱势”的少数民族恰恰在于自身太匮乏自由民主的价值理念，远比强势的汉民族要少要差要劣要贱得多，只要看看他们是如何嗜好暴力、动辄暴力的，就可得知这点。同时，也起码不顾不上中国国体之内主体民众（汉民族）在传统文化、心理习俗所能接受的价值域值，中国汉唐时期的汉族高级文明早就传播至广大西域地区。罔顾事实使得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干预反而把中国的极大多数民众激化成为了“斯德哥尔摩症候群”，进一步加剧民族之间的对立，从而更使得新疆地区的民族问题走向复杂化。
c) 均势政治的报应
让我们来看看，这一百年来，西方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是怎样地演绎了遏强扶弱的均势政治哲学，以使增进自己的收益的。
1) 第一次世界大战鏖战正酣之时，德国在军事上已经处于不利的境地，德国军方忧心忡忡地思索摆脱困境的良方，德国军方统帅部认识到，东方的对手俄国其国内的局势已经处于危险的边缘，临近奔溃，人民盼望革命。假如在外界的策动下，原先国内受到压制布尔什维克政党若能得到支助，促其走上政治舞台，那么俄国国内必定发生大规模动乱，对于拥有强大国家机器的沙皇政权来说，无疑在干柴堆中泼上了汽油并点燃导火索，这样的局面对于德国处于军情危局的眼下显然是有利的。于是轰轰烈烈的“十月革命”就这样在德国军方的暗中支助下展开了。德国的军事狂热分子最初尝到了甜头，可以他们何曾会想到，一旦这个潘多拉盒子打开之后，其祸害之深远，远非靠后事能够弥补的。1945年5月整个德国国土被四国联军征服，山河 被毁灭成废墟，特别是东部地区被苏联军队占领并遭到疯狂报复，民族的元气大伤。
2)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德国法西斯开始崛起，进而发展壮大，但是纳粹势力的发展受约于国际大环境，尤其是周边国家的地域政治状况，受到东西两边地域政治军事夹击的困境。可惜，西方的大国英国和法国其时绥靖政策当道，幻想缓和与纳粹德国之间的冲突，希冀运用纳粹德国的力量去制衡前苏联，特别希望看到后两者能火拼起来。其思路的前提是，在纳粹德国军事尚未充分武装之前，相比之下，苏联的势力要比德国强大，因此要去遏制势力最强的对手。当然苏联也是想利用纳粹德国的力量去让西方世界内部厮杀，而纳粹德国却由此左右逢源，各方各得其所。
3) 在太平洋战争尚未爆发之前，美国就大力援助中国以抗击日本对华的战争，这直接导致了日本的恼怒，进而去偷袭珍珠港，可是当初的美国人能否想到吗？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战后，日本与美国结成亲密盟友的关系，长期且稳定的联盟，而中国则持续地与美国发生大大小小的矛盾和种种冲突，既是意识形态领域的较量，又是文明的冲突，两者叠加纠葛在一起。
4)太平洋战争的后期，美国与胡志明领导的越南独立同盟密切合作，以打击势力强大的日本。日本投降后，为了在东南亚地区遏制力量较大的一方法国殖民主义势力的扩张，奉行不插手政策，后来在有限程度上，感到共产主义势力在该地区大肆扩张了，只得对法国适度的支援，直到法国军队在奠边府处于危机的紧要时候，美国真正动手支援法国。但为时已晚，共产势力的扩张已是势不可挡。
5) 上世纪七十年代，法国以人道主义的理由给与以霍梅尼等一批伊朗宗教神职人员在法国获得政治庇护，有了生存的立足点，则使得这些宗教狂热分子开始图谋未来的宗教政治野心，为往后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复辟打下伏笔，最终令西方头疼不已。
6)苏联于1979年入侵阿富汗后，在阿富汗战场上，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鼎立支助沙特大亨本·拉登和其他穆斯林激进分子，以及塔利班组织，联合抗击苏联，这些宗教狂热又充满激情的分子其理想其抱负远不止是反抗苏联的占领。可想而知，待到战争结束后会有什么样的结局？简单对比一下，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难倒比先前的由苏联辅助下共产党政权治理的国家更为进步？
7) 两伊战争后阶段，西方支助较为弱势的萨达姆伊拉克一边，可是待到两伊战争结束，萨达姆政权开始与从前西方的盟友彻底翻脸。伊拉克与西方各个大国之间的几次反反复复的外交较劲又经历几次战争，双方都得损兵折将还要消耗掉无数战争物资。
8) 苏联刚一瓦解，俄罗斯车臣共和国和达吉斯坦共和国境内的反叛分子起来闹事搞分裂，西方人起初对这两类人、尤其是车臣人怀有好感并予以同情，似乎他们是弱势一方，怪可怜的。那么其后，车臣的狂热分子在获得了外界足够的道义和物质支撑后，恐怖主义开始疯狂发作，对待俄罗斯人乃至西方人频频实施暴力报复和恐怖侵害。
9) 叙利亚国内混战迄今已经有二年有余，目前尚未有罢休的迹象。在战斗中政府军与发对派双方的混战之间都有违反国际禁令现象，如包括谋杀、法外处决、酷刑等侵权行为在内的战争罪行。可是美国出于自身立场和利益，指责的对象大多局限于叙利亚政府军一方。这样，为该国家在未来的发展中恶的盛行留下了伏笔，因为反对派一边的恶之罪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庇护。
10）中国的新疆地区，恐怖暴力案件迭出，在这样的问题上，西方人早就表现出均势政治的思维许多次了，如今，人们刚看到的美国政府的表态只是最新的一例。对于动辄进行暴力行径的穆斯林极端分子偏偏要怀有基督教的“爱心”来，似乎他们是弱势受欺凌无疑，维吾尔族与汉族相对比，无疑在人数上，文明发展水平上，相距甚远，于是认为维吾尔族就是弱者，理应多多得到照顾。结果呢？中国新疆境内的恐怖暴力活动层出不穷，内耗大增，这里显然有国际政治所纵容的因素。于是新疆的极端分子不会轻易罢休，更有甚者跑到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塔利班控制区域，与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沆瀣一气，助虐为纣，共同对抗外界一切高级文明的世界。
看来，均势政治的许多施行其实不见得高明，最终结果往往自作自受，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设若问之：西方人为什么要再而三地惯用之？答曰：现代西方政治界缺乏远见卓识者，就如英国政治家温斯顿 ? 丘吉尔那样的精英，能够慧眼识事务认大体，剖析至深至远。是他最早洞彻出全球人类即将面临政治大瘟疫：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以及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其反人类的危害必将深远而广泛。是他，早早大声疾呼，要将低贱的瘟疫扼杀在摇篮之中，尽早设立防疫线。可惜丘吉尔者在当年曲高和寡，少有听从者，这样的政治天才在当今已经断种。
d) 文明的高级与低级
人作为比任何生命都要高级的物种，呈现出非常丰富的多样性和差别性来，这些落实在普世价值坐标系的取向和评价上，并非等量齐观的，应该的同时也能够划分出等级来。因而，有关人类文明进步程度的状况都是可以用价值来衡量的，而价值依据人类内在先验的优先法则并审视价值本身的客观秩序，可以作出区分来。德国哲学家马克斯 ? 舍勒开创出价值类型学说，就是依据现象学原理明确地划分出价值的类型和等级。
人类各种文明在历史进程中，发展速度常常不一，这导致了人类的各个社会的发展水平不一致，有些甚至差异非常巨大。这是完全正常也是必须的更是应该的。因为人的生命的能量不一致，人类的“权力意志”（尼采语）非常不一致。现代性伦理突出了人的创造性能力及相关潜质，这样，人的权力中蕴含着被赋予以创造的机会和权利，因为人们的创造力是不一致的，为此，人们所应享有的权力意志也是应该不一致的。
这可以从荣誉观上得到说明。自由主义伦理学认为，荣誉是与个人或一部分人自由地为社会做出贡献成正比率的，荣誉观不应搞平均主义，即荣誉并不平均地分摊在每个人头上，无荣誉之人士理应多多感恩才是！当年丘吉尔先生说过一句名言：整个印度殖民地的价值抵不上一个莎士比亚！
文明的进步与落后，只要是人们在比较自由的竞争的状态下取得的，那么其结果之中已经恰如其分地包含于合理性、正当性和正义性其中，这就是优胜劣汰的自然表达，此乃人类进步、生命进化的通则。因此，没有必要再次进行重新分配文明的成果，若是强行施加人为的矫正“扶弱遏强”，实为劫富济贫，偏离了正义！
凡是低级形态的文明，往往伴随着精神禀赋和气质的低下，而恰恰正是这种低下织成了低级社会的正义理念和相应低级的价值观念，而正义的匮乏又难以去认同去感恩高级形态的精神文明，造就了固执的精神气质，亦即为自我认识发生困难。有一些则干脆破罐子破摔，向着低贱性一往直前，下沉滞留在最低贱的价值形态尚，连人类道德的底线也彻底用掉。
低贱性是相对于高贵而言的，高贵则是人相对于动物以及其他一切生命形式而言的，作为爬升在进化阶梯顶端的人，仅次于全能的上帝，无疑地具有至高于一切其他生命的高贵性，因此人的价值明确性和高贵与低贱与否是具有类比性，人类文明的高贵与低贱也具有鲜明的可对比性。
文明社会里的人，能够懂得人之为人，行为以人格来担当。人格向上帝的位格看齐，在上帝的光耀下获得救赎。
而生存在低级文明社会中且又生存于低级社会阶梯上的众多男人，其生理上的性的欲求无法得到正常的满足，现实生活甭提有美女做来配偶，即使连丑女都难以寻觅到以实现自己配偶的欲望，幸好现在有人在推销起这种说法：天堂里有许多美丽无比的仙女在等候着下界的男人，这些男人必须为真主殉道做烈士方可升天，进入天堂便可认领众多仙女，于是谎言加上蛊惑就这样编辑成为宗教的训令——为了实现这种“烈士”，下界的男人便可以为所欲为，任何卑劣残暴手段尽可施出，也就是什么的人格和颜面都不必顾惜。
由于社会宏观的集体无意识的超稳定性，决定了一个民族精神的高度稳定性，这在高贵与低贱的等级测度上也同时占据着稳定的位置，正如中国古语 “江山易边，本性难改。”正是由于一个民族文化和精神气质、禀性的超稳定性，自我认识的困难，若有在外在邪恶教义的盲信，会使得低级秉性得以日益冥顽不化。
恐怖主义盛行的本质是文明冲突。在当今全球化时代，若是处在政治道德领域“扶弱遏强”成为时髦的话语而大行其道，冥顽不化的低级文明人或群族反而越加愤愤然，认为自己饱受了受尽了不公正的对待。既然赢得了西方人士的多多关照，倍加呵护，于是增添了不少权力，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有激情满怀者再接触到邪恶的教义，更容易走上极端之路——动用恐怖暴力——如此使得自己的人格进一步下垂，进一步与高贵者拉开差距。人格越是下垂，就越是轻信动用暴力来抗争——这样就构建了一个负反馈系统。
“负反馈”大大背离了正义，也就是道义上非对称——低级文明比起高级文明来，多多占有政治权利和道德便利。其结果正是在人们所预料之中的，反而激励文明冲突。在中国，新疆暴力恐怖事件频频发作；在美国也同样，为恐怖的阴性所笼罩着，时时有恐怖未遂事件或有成功的案件，这也算是美国人民的报应吧。
e) 正义的模糊与权力的歧义
现代性伦理学表明，行为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与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行为的手段、过程和最终效果来决定的，而不是由至高目的（圣战）、动机来决定。且看，那些新疆地区的恐怖暴徒们，其施暴对象是无差别的，不分男女老幼和民族，其行径手段无不是残暴、残忍、暴虐、丧失人性，其后果无不是制造出鲜血淋漓的惨厉场面令平民百姓感到恐惧而震慑。在此，善恶性质非常清楚明白，毫无争论的必要。
可是，只要当恐怖暴力行为的主体为少数民族，并且事件性质与汉民族矛盾有所牵连时候， 其邪恶行为被先入主见地予以安置，套入“人权”框架模式之中，进入意识形态意味的二元对抗性质的争论“压迫，抑或反抗？”这样善恶的界线变得模糊了，进而遮蔽了文明冲突的本质属性。
现代权力学说普遍认为，权力与人格相关联。
一个人若是为人君子风格，品德高尚，光明磊落，以礼服人，以理晓人，往往能够赢得大众的好感和拥戴，为此就形成影响力，令他人口服心服，于是其人会在某个限度内产生出权利来。反之，若是某人低贱卑劣，粗鲁暴虐，鲜廉寡耻，动辄凶残暴力相加，其情欲尚未脱离禽兽之性，那么其人失去人们的尊敬，其话语被当作野兽之咆哮，其行为被看做是无耻无常无德无良，遭到敝弃。同样地，对于群体和民族上的权力和其群体（集体）的人格之间也有着同构对应的关系。
现在的问题在于，一旦置于当代国际政治的意识形态的“人权”对话模式中，情景大不一样，卑贱人格大获权利，而高雅礼仪哑然失语，于是价值发生逆转，价值逆转了的氛围更加易使小人的怨愤增量。因为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
道义的立场之所以含糊性，在于社会公德的至高道义为社会正义，正义的理解多种多样，传统性的流行说法为结局的平均分配，这对于广大弱势一方向来颇为受用，而今在国际政治场合也时时出现。因为对于现代西方政治界的极盛的强势一方来说，若能在国家较量中遏制住其他较为次级的强劲势力的竞争对手，也同样不会拒绝采用，因如此可确保自己在眼下称王称霸，不怪乎时用之。这样，以“正义”的名义行使“平均主义”，遏制住次强势方，更何况还可获得较为多数政治力量的认同，如此又附丽上了“民主”的光泽，于是这诡秘性之中荫庇着各派力量的私心和贪心。
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中，至高的道义须设立为普适性的准则，也就是排除一切多重的感性的手段的性质：“人就是目的本身。”但是现今的国际政治关系之中，由于“群体不道德”，由于市场经济时代以竞争为中心法则，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极力回避至高原则，因为那被认为是虚幻之象，而只采用权宜之计（expediency），尽管在表面上总是振振有辞。
写于 美国纽约
2013年5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