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是具有普世意义的现代性价值观，当今全球化时代人权的观念理应普适而惠及全人类。中国的今天尚处于文明转型期，国粹依旧醇厚，国人集体无意识的传统在面对西风袭来的现代性理念时，常会穿凿附会，或似是而非，或食洋不化，或以古非今，或六经注我。在此作一番简要的陈述是有必要的。

1) 以人为本与人是目的

人权就是回绕着人的权利做文章。

中国语言的含糊、比附、意象性而每每引向歧义，却因此走向诡秘而圆滑，中国式思维主张“大音希声”。如当今中国大陆流行的“和谐”之类。“以人为本”也好，“以民为本”也罢，“还政于民”亦然，标语并不新鲜，儒家经典中多处洋溢着民本主义的价值原意。

语言的用法在于其具体特定的语境之中。听其言观其行察其心，在此，作为本的“人”抑或“民”并非是以与“官”平等地位的享有对等权利的政治实体，而是臣民，蚁民，草民，甚而可弃之如敝屣。在工具性质上的可作可为运用，即为载舟之水，而在民一方还得须三谢其恩，方能领取其施舍。

极左时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招牌遍布各地随处，高音喇叭响彻云霄，假大空口号不绝于耳。可是一旦个人的权利被剥夺殆尽，由无数无权利者凑合而成的集体即成空架子的“人民”，个个地位卑微，成为了“公家人”人人都穿着“毛”式服装。在尼采眼中即为一堆瓦砾场，无权力意志的群体就是群氓无疑。文革高潮时，国人人人自危，相互残杀攻讦出卖进谗，即为例证。

康德说，人是目的本身。从绝对命令出发，人的价值存在于绝对的价值之中，走向至高无上的目的王国，现代西方政治学的基本立论就在于此。

2) 民生与民权

中共玩弄的愚民术之一，大谈“民生”，特演“亲民秀”。为何几十年谈论、演艺下来了，中国的民生始终是痛苦，幸福指数永远是低下？换汤不换药之举能否改善民生？“民生政治”能够皇恩涛涛惠及黎民百姓吗？

诚然，民要生存，衣食住行是首要考虑的目标。然则生存于世上必离不开政治的要义，在下之民，其生存之中都得与权贵达成某种政治权利的默许，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因此，生存，怎么的生存，如何生存，都是与政治权利的默许有关的。政治学的基本原理是，凡是有权利者都要滥用权利，若无有效的约束的话，因此，民众若不去主动的努力，进行有效约束权利，那么权贵们不会主动给以民众多大的权利，因此，民众的生存权利必定非常有限。

不要盼望权贵们会恩锡民众以权利，即使有恩锡的权利，也是非常有限的，根本不可能是基于对等地位的原则给以对等的权利。

因此，民不聊生几乎都是由民权丧失引起的，凡是社会的各项利益都是靠政治权力来分配的。凡特权者辄倾向于滥用特权为己谋私利，此长彼消，无权、失势者则总是受欺受压，被剥夺的正当利益多多。羊毛出在羊身上，民生的资源原本是人民自己所生产，自己所创造出来的，为什么要由皇恩来福泽惠及呢？而现今确实出现这样的景观，其因之一，中国的民众下跪惯了，不知自己的正当权利的天赋所在。

授鱼不如授渔，争民生不如争民权！

3) 均平与平等

中国农民的集体无意识中积习着深厚的均平观念，“等贵贱，均贫富”比起任何其他进步观念更能激发起农民的革命欲望。60多年前，中共之所以能够用武力夺取政权，就是赖以“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俘获了以农民为绝对主体的国民人心。我们不妨作一历史假设：当时的中国若实行和平，举行全民普选执政党，那么打着“土改”招牌的共产党也必定赢得选举。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孔子的话集中代表了中国民众的社会公平观及其利益诉求。其价值的意向，是指向结局的利益平均化，而非权利的平等，即开端上机会的均等。

然则没有权利上的人人平等，焉得利益的公平分配？更幻想最终达成均平？享有特权者必将尽力利用特权为己牟利，这是人性所然。东方文化的世俗性仅限于现世的功利追求，必然缺乏精神性的高贵，以超越现世的功利去追求无限永恒的彼岸。而低贱性的均平主义，必然拖累了高贵的精神性，以超越于现世，使之整体走向低贱性，而低贱性却拖累了普世人权的确立，从而成为一个社会政治学的怪圈。

当今中国涌现“愤青”现象，究其实质，愤怒情绪所蛊惑的，亦出自均平的情结。然则均平情结的危害在于掩盖了权利平等的原则。

人权的确立，必然要求是人与人之间享有平等的权利，这是社会正义的内在本质要求。欧洲在启蒙时期提出的“天赋人权”，尽管不能在人类学上作确证，但是对于瓦解封建等级制度，大大推进社会历史的发展，是显然的。

4) 做人与为人

中国人特别讲究“做人”。

“做人要做这样的人”是样板戏《红灯记》中的著名台词，也是极左时代的经典话语，它突出了丧失个人利益的小我为原则，以换取群体利益的大我。道貌岸然的大我看似神圣无比，然则当个人权利丧失殆尽，群体大我的价值指向虚幻而十分可疑。红色皇朝高扬起旗帜：“集体主义”，为此全民都来“学习雷锋好榜样”，打造中国成为“满街是圣人”的景观。

可是“好望角发现了，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北岛的诗）

不仅庙堂之上倡导“做人”，普罗大众也热衷于另一套的“做人”。经历文革之后，作家王朔对于假大空的无情嘲讽，却走向了价值虚无主义，养育了痞子习气。当今的国人似乎看破了红尘，酷爱上“品三国”，其游世心态似乎为搏弈术中的狡诈、算计和阴谋所迷恋。

儒家经典上写满了“仁义道德”、“仁者爱人”之类，被鲁迅一眼击穿：中国人从没有争取过做人的资格！

庄子曰“我丧吾”——丧吾了，我的灵还在吗？有何种意义？且看生存在最低层的阿Q，他是怎么地“做人”，他的人生大限将至，游街示众行将砍头，此时似乎觉得，原来人生天地之间总不过如此罢了。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论证个人权利的优先性：当使得个人以失去自己的权利去换取社会福祉，那么这样的社会预示着混乱和灾难的社会。中国社会的无数灾难的例子都是可以验证的，即作为个人权利丧失的结果。

弗洛姆说：为自己的人，就是真诚地懂得爱。爱自己才能爱别人。因此我们必须首先热爱自己，拒绝假大空的诸如“爱人民”之类。

人的权利的本质是自由，黑格尔说，自由是不断地从自在到自为的历程。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旗帜上，大写着“人”，即个人，即自我。

5) 民主与民粹

民主的运作通常是由投票人的选举来决定利益代言人。民众个人作为政治权利的主体得到确认。但是个人的政治权利的张扬又会与公民的其他权利冲突起来。

民粹主义很像民主政治的诉求，他们极端强调人头数量上的优势，底层情结是惯常的思维依据，如认为：穷人天生就是善良，为富必恶。民粹让人误解民主，使之以为这必定是民主无疑了。诚然，民主政治中，底层人士也该有发言的权利，该有代言人。但是其代言、其言论不该因其人数多而上升为至高的唯一的道义立场。

这景观在海外的民运队伍中颇为常见。因为海外民运生存普遍艰难，欲维持正常的运作，只得拉进来大批偷渡移民的人员来充数，并从中得到足够的资金来运作民运事业。而偷渡客的主要来源是中国农村地区和一些小的城镇，这些人士原本在国内就处在市场经济社会的边缘地带，思想和文化素质相应地较为低下。因此底层情结突出，有反知仇智倾向。民粹主义恰好为似懂非懂民主的人士来造势，以为自己是弱势群体，便是最最理直气壮！以为这就是民主的全部事情了！

现代西方政治学普遍认识到，单纯的民主制度是有缺陷的，有关人的基本权利，如尊严、生命、私有财产，以及对于真理的争论等，是不能单靠人数上的选票优势来剥夺的。因此在自由民主制裡被選出的民意代表、以及多數人的民意在行使决策权力時必須受到法治的限制，通常是用一套宪法制度加以管制，以強調对于個人和少数派的自由和權利的保护。

写于 美国纽约

2013年5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