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自从行使美国总统职责起，就认真履行他在竞选时候的诺言，要对美国的贸易政策加以保护，升高孤立主义的态度。于是引起美国国内外的不满者甚多，世人议论纷纷，批评特朗普政策的不少。然而人们注意到，美国的反全球主义在西方绝非孤单，如英国脱离欧盟，法国和希腊也显露出脱欧的倾向。
全球化的核心内容是自由贸易，反全球化主要地反映在贸易保护主义上，其实质是将其看做为可持续发展而进行的补救和修正，当然不是极端地终止全球自由贸易。特朗普谈论起全球主义，具体指的是什么？特朗普的女发言人霍普·希克斯（Hope Hicks ）在总统大选进行之前在她的一封邮件中给出了一个定义：“一种对国籍机构的忠诚度高于单一民族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意识形态；试图对商品、劳动力的流动不加限制，容许人们自由越境；反对一个国家的公民有权优先获得工作和其他经济利益的原则，但对将其作为公民身份的一个好处。”
贸易保护主义，是一种为了保护本国产业免受国外竞争压力而对进口产品设定极高关税、限定进口配额或其它减少进口额的经济政策。（《维基百科》资料）贸易保护自古就有，但是古代、近现代的贸易保护与当代的性质有所不同，当代的贸易保护，还要对外籍劳工的自发流动进行限制。本文论述的是当代的情况。
（一）保护自我
贸易保护主义于现时代的背景是，全球化时代的激励，使得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竞争空前加剧，现代化的通讯，信息，交通大大便利了人们的来往、交流和互通交换，刺激了经济力量在全球范围里一体化的扩张。各国的生产力大力提升，使得国际间迫切的互助需求逐渐地降低。总之，国家间的竞争要大于、高于合作的需求，于是每个国家之间的国族群体的自我利益被放大，国家和民族的自我保护被放置于日益重要的议程。
这种境况反映在道德哲学上，人类历史早期，凝聚社群内部血亲的神圣大序渐渐衰落，到了现代就将下帷幕，血缘社群（Gemeinschaft）转向利益社群（Gesellschaft），在大范围的社群内，凝聚血亲道义的利他行为的感召力逐渐降解，合理利己主义的内在要求便凸显出来。社会大群体越是放大，在次级层面上的小群体之间利益上的较量便越是放大，故酿成R·尼布尔所称的“群体不道德”现象。
早在反叛基督教神学的古典时代，霍布斯，斯宾诺莎，卢梭等哲学家论述过，“自我保存”被设定为首要的法则和理论的基石，由此推延出一系列政治学、伦理学、法学等的其他法则和原理。
现代实证科学如社会生物学的发展中，科学家们对于包括人在内的生命的利他性的限度做了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利他行为仅仅存在于亲缘之间。但由于这种观点太极端，不能被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基督教神学等多种学科接受，在广受批评后社会生物学家们认识到这结论的局限性，为此又做一番修改：“基因与文化协同进化”。但是基于基因自私而导向基因的载体——生命有机体高度自私的结论还是在较大程度上站住了脚，并且，利他性的强度与血缘亲密度关系成正向关系，此结论大体上是有参考价值的，这样就为我们思考广泛意义上的社群利他性关系提供了可取的视点。
当代的全球化浪潮中，世界上多数国家下海冲浪其中，国际间的交往和竞争大大地展开，全球的人类大多以国家、国族、民族、种族、文明，这样的最大的社群单位进行利益化的博弈。由于彼此亲缘关系的大大疏远，于是，作为大社群的国家利益，国族利益，民族利益，种族利益，文明利益的地位就凸显出来，于是“群体不道德”现象越来越明显，而国际间的道义力量始终是薄弱环节，如，国际间难以建立起法制化的有效的世界秩序，联合国和海牙国际法庭不太具有权威性。国际法制的建设远不够完善，如此只能使得各个国家间增加了相互猜疑和各自提防的心理成分。
而今，对于那些纽约华尔街上的金融精英，以及那些西方政要想争做“慈善家”（如德国的默克尔总理）的来说，最重要的是利润的极力追求促使进行金融资本以最大限度的高速扩张，或是博得个好名声。但是，这在特朗普看来全球化却使美国数百万份工作流失而转移至其他国家；他甚至扬言要撕毁与墨西哥和加拿大签署的北美自由貿易协议（ＮＡＦＴＡ），拒绝跨太平洋伙伴协定（ＴＰＰ），口口声声將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并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等。不过，目前特朗普在实际行动上还是谨慎小心，尚未真正对中国开展贸易战。
更何况，在普遍性的“群体不道德”交互主体性运作中，现时代就是小人得志得道的时代。何为“小人得志得道”呢？君不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办事就是按照民主的规程来进行之，由于其会员构成大多是发展中国家，所谓“人多力量大”，按照民主程序票数就是多，票数多就是话言权利强大。于是乎，那些欠发达国家的前现代性的价值观笼罩住了现代性的西方的人权观点，使之联合国的人权立场朝向“政治正确”的方向去大力发展，也就是君子的方针政策办成了小人的意志趣向。于是乎，人们听到的批评声音大多来自于发展中国家去指责发达国家，似乎是发达国家“问题”就是多多，而发展中国家的低级文明形态则反而成为政治上和道德上的“高人”。譬如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多次指责美国的警察在执法上有种族偏见。在2016年9月22日联合国大会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愤愤地发言道，联合国对以色列的偏见已渐趋疯狂：“2015年，联合国通过了制裁以色列的决议共20项，制裁世界其他国家的决议总共只有3项。”同时“人权理事会对单单以色列的谴责次数，比谴责世界其他国家加起来的次数还要多”。另外，联合国下属的妇女组织，内塔尼亚胡也大加批判。他表示，世界上这么多国家践踏妇女，针对妇女的强奸、谋杀、奴役在全世界其他国家比比皆是，但妇女理事会偏偏只谴责以色列。另外，“科教文组织竟然否认了犹太人与犹太圣地之间长达4000年的紧密联系，这就如同否定中国长城与中国之间的联系那般荒唐！”
全球化的盛行促使劳动力的高度流动，对于充分开放了国境边界的自由世界来说，无疑让大批的欠发达地区的人群蜂拥而入，从而使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原住民丧失了生命本性意义的“地域主权”，这同样会导致小人得志、得道现象。（关于地域主权，领地权属的论述，参阅拙笔：《恐怖主义猖獗的伦理学反省》，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data/44720.html ）
小人伎俩多多运用于的国际间交互性往来之中，国际间的普遍德性就会坠落。举凡人类的各项政治文化、经济活动和日常生活，大都可以归纳到生命博弈论的算计上。论及生命的博弈之道，一个最为基本的法则是恒古不变的：“准锋相对”，或者“以牙还牙”，抑或“以德报德”、“以善报善”，这便是动物本能的“正义”公式。小人行径的频频得逞使得高尚的道德行为变得迂腐滑稽可笑，于是作为矫正正义的展开，各个博弈方彼此之间“啮合”起来（mesh; engage，协同论synergetics 的观点），共同运作于低级德性的竞争。当今世界上，国与国间交往的道德降格为自我保存——作为一国首脑的首要议题！
全球化促使了经济发展一体化的倾向，这“一体化”有较为强烈的消融国家和民族的自我角色定位的倾向。这样的消融是一把双刃剑，一面，果然有先进带领落后，让落后文明顺风搭上经济快速增长的便车，同时还使得落后文明潜移默化地接受先进文明的价值观和理念，须认同产生于西方的普世价值，这样会导致自我角色的失落，如“和平演变”等等，但这毕竟是社会进步需要付出的必要代价；然则另一面，由于当今时代小人意志的高涨，世人倾向于把握住“政治正确”的大方向，于是“为富必恶” 、“为富不仁”，发达的国家和民族，先进的文明，同样地遭遇到落后文明，欠发达地区意识形态的消融和侵蚀，通常较多的是由新移民所携带而来——遂引起了特朗普这样的目光敏锐人士的警觉。
（二）凸显贡献
强调以贡献来看待发展，表明了人，突出其以主体性为目标，强化其主动性和积极性的一面，也就是尼采意义上的主人道德品行，也与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有相通之处。谈及贡献，理应包涵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二个方面，两者都是不可或缺的。可是在寻常人们的眼里，物质文明的贡献以其显见性而得到理解，但精神文明的贡献却是有意无意地抹杀掉，甚至或略之，蔑视之，诋毁之。
全球化强调的是市场和交易。商品交易都是以等价的方式进行，标签在商品上的价格所反映出的仅仅是物质形态的价值，可是其中的人文价值蕴含却是晦暗不明。
有教养的人们必然知道，要使一个健全的市场经济运行起来，必然须有较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治体系，管理模式，良好的社会风尚和文明习俗等等的上层建筑领域的设施。而好的上层建筑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天然之物，而是优秀的人士，也唯有优秀的人士才能够创造出来的。进而，优秀人士从事创造性劳动，哪怕是物质财富的创造，也是需要在良好的人文环境氛围之中进行才会成功的，对于精神财富的创造更是如此，这样的良好的人文环境氛围又是需要有良好的社会大众来共同营造一个和谐社会分不开的。俗话说“红花还需绿叶衬”，就是这个道理。
然而，不同社会的大众其人文素养是各不相同的，良好的人文环境氛围是良好素养的社会大众创造出来的，同理，差的环境当然是差素质的人群造就的。
如此看待精神文明的贡献，人们不难会发现，翻开任何一本人文社科类的经典著作，对书中内容做出贡献的人士绝大多数是来自于欧罗巴的人种，进而，从地域分布上看，精神性创造劳动的地点几乎来自欧罗巴人种集中居住的地区。按照自由主义伦理学的经典说法，社会正义要求人们所获得的报酬与他们自由地做出的贡献成正比率。那么，欧罗巴人种是否都是如愿以偿地得到符合社会正义的报酬了吗？
且看这次美国大选中，来自于乡村地区的白人大多投票给了特朗普，因为这些欧罗巴人种的白人大多感到了在全球化浪潮中的大大失落，他们的价值被严重低估，进而在“政治正确”的引导下，他们的形象被丑化。
一般言之，物质创造的贡献在市场经济的运作之中容易兑现成货币形式的报酬，比如说，申请的专利，只要有市场前途就往往有买家来欣赏之，于是通过洽商就达成一个交易价格；一个工程技术员和其他专业服务人员可以通过人才市场寻找到一个“买家”，也就是与录用的工作单位来达成市场的服务协议；一个商人可以通过商品市场的交易有机会来获取足够的财富，等等。可是对于精神文明形态的贡献来说，欲获报答却远非简单，因为贡献的精神性事物通常是无法（或很难）通过市场这个供求形式来调节其“价格”，而只能求助于人们的良心萌发而发乎感恩之情。
有了贡献就应该感恩，假如贡献没有在市场上通过交易获取相应报酬的话，那么就该由感恩来达成社会公正。感恩，表示的正是崇敬、敬仰、感激、谢意那些对于社会贡献巨大的仁人志士，正是他们做出超越功利的创造性劳动为人类增添了巨大的精神财富。可是当今的“政治正确”置于全球主义中所要表达的恰是小人知趣，断然回避感恩！甚至还认为是美国的白人剥削、压榨第三世界人民云云。
（三）重视创造
重视贡献必然会引起重视创造。
创造，不同于机械式的重复性劳动，创造是灵性自由的人士突发的幻觉，顿悟式的灵感浮现，新颖思维的闪出，奇思妙想的好构造，从而开辟出精神领域的新天地来。优秀的创造伟力能够推动出让整个人类文明产生巨大进步效应的力量来，人类文明的历史由此呈现“质” 的突变。而非创造性的劳动只是带给人类文明以“量”上的积累，两者的贡献性质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切莫混为一谈。
特朗普总统首次在国会讲话中，他回顾美国独立100周年的时代，指出那个时代出现的奇迹：打字机、电话和电报。他感叹道，2026年250周年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成就。特朗普将创新比作为“美国的精神”，隐含着美国创造的伟力对于人类进步的巨大作用，振兴创新也就是振兴美国精神。
创造力一直是人文、科技和生产力进步的排头兵。德国哲学家席勒声称：创造力就是自由的表现。优秀民族，上等人，主人（尼采意义上的），这些人群的生命意志力强盛，深深悟道了自由，热情地拥抱自由，为自由而生活，为自由去生和死，随之成为了创造力的主力军。而劣等民族，下等人，奴隶（尼采意义上的）则不孚众望，难免其难，只能渴求“适应环境”，唯唯诺诺地苟活于世。我们只需查阅一番：自古到今，人类所创造的所发明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按族裔分布，那些创造出恢弘大论、优秀的原理、理论、公理、定理、定律、公式和发明的人士的族裔分布，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族裔分布，专利申请者的族裔分布，人文和科技论文产出的族裔分布，就可以简简单单得出结论来，这绝非是按照平均主义的方针平摊分布的，尽管以“政治正确”的视点绝对不愿意正视之。
可是在全球化时代，经济一体化的运作结果是，优秀族裔的创造性能力被湮灭了不少，盖因发达国家的资本家们和部分政客们急功近利，眼光短浅，总是希冀自己的资本能够快速回收，利益的最大化，尽量压低工人们的工资，于是物质产品制造的低端部分被极大地让欠发达国家的劳工来进行之，可是欠发达地区的人文素质培养中普遍地缺乏自由的内涵，低级精神文明的无数代积淀也使得这些人士先天地缺乏自由的情愫，烙印在他们的基因遗传密码上，即使让他们来到自由世界里，也难以在自身的气质秉性上有根本性的转变。如此的全球化，一遍将具有高度创造力的劳工闲置起来，另一边将低度创造力的劳工大量雇佣起来，就导致了全球范围内的创造性能力的降低，人类的发展进度由此被减缓了不少。
（四）关怀人文
给予人以深切的关怀就是以人为本，人本身便是目的，表现为康德主义的理想。人类文明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者的综合，因此，看待人类的进步应从两个方面同时着眼，不该有偏颇。
然则，世俗的目光大多盯着经济指标，而不大会顾及精神事务上的积极与消极的影响。的确，对于精神领域事务的反映，不大像物质领域的事情那样大多只需凭借感觉器官就可以直接察觉到，而是需要高度的理性来反思进行之，就如上述的反思“贡献”“创造”范畴那样。
譬如，“纳税人”概念的滥用就是一例。在现代西方国家，许多人士都是以“纳税人”自居、自豪，并以表明自己对于“社会整体”所作出的贡献，即仅以纳税的多寡来衡量对于社会整体贡献的大小，这样就流俗于偏颇，丧失了人文关怀。
为了清楚地论述这问题，需要借用热力学的一些概念及理论模式：开放体系与保守体系，熵，负熵流和焓。对人类某个社会的系统来说，系统的开放与保守，是指该社会与外界在人文价值的信息上的交流状况，譬如，某个社会有着基督教的信仰，那么表明了该社会在人文上开放至人类的世俗生活之外，进入了神圣境界。熵，热力学中是指系统内“热”的混乱度和无序的状态度，在人类社会是指社会的发展水平，尤其是指人文发展上的水平。负熵流表明了对于社会发展有积极意义的人文价值的吸引和输出。焓，是指一个热力学系统能够“作功”的状态水平，在人类社会就是指可持续发展状态的指数。
薛定谔在《生命是什么》中论道:“生命体是善于从外界环境中吸取‘负熵’以作原料来制造自身的秩序之流”。我以为，人类作为最高级的生命体更应该自觉地如此。当人们从事物质产品劳动的时候，假如单纯考虑物质——经济性指标来定性社会整体进步的状态，那么该系统（社会、或社群、或国家、或生产企业、或公司）很有可能成为了一个保守的系统，由于缺乏、或者根本没有“负熵”引入， 即缺乏了人文关怀，甚至引入的是正的“熵”，那就是大大败坏了人文环境，尽管在物质生产上“作了功”，也只会引起“焓” 值的减少，即降低了该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或用流行政坛的话语讲：降低了经济竞争力。
关怀人文就得关心移民的合法性问题。在当今的全球化浪潮中，激发了浩浩荡荡的非法移民群体，对发达国家形成了很大的冲击力，然而西方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对此恰是短见的，甚至受到“政治正确”的遮蔽，他们非但有危机感，反而认为全都是有用的“劳动力”，会给发达国家多多生产物质财富。对于美国社会来说，其危害性是显然的。可喜的是，特朗普及其拥护者们已经目睹了世界上太多的穆斯林激进分子引发的恐怖案件，在美国有许多的墨西哥非法移民从事贩毒，强奸，走私等勾当，更不必谈论关于移民的法律秩序问题了，以及低级素质低技能低智商的劳苦大众如何能够培养成为高科技的劳动力？对此，特朗普已表示，下令国土安全部设立一个为受到非法移民暴力侵害的美国人服务的办事处，建造美墨边境高墙，加强海关检查等措施。
关怀人文就得关心人的个性发展，而全球化恰是以统一性为原则的追求高效率的经济规则，它不大顾及各个民族特性、地区特性，以及不同阶层之间的个性特征。在“政治正确”引导下，借助于全球化浪潮，小人意志全面张扬，由此开始侵蚀自由世界发达的精神文明形态。如一些穆斯林移民来到了西欧国家，就非但没有感恩怀德，反而对当地原籍居民发出恐吓：不准吃猪肉！女人不准穿比基尼泳衣！
关怀人文就得讲至高道义，这里反映着深层的康德式的道德法则，个人本身就是目的，而不能只是手段。个人具有神圣性。作为个人的人们不能在未经他们许可的情况下做出牺牲，或者用于达到其他目的的手段。但由于人类社会是一个交互主体性的“交互势力场”生态，倘若人人都是以纯粹的目的性而交往，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必然大大激化起来，所以纯粹的“目的”理想王国显然是不现实的。而今全球化浪潮激发了不同族裔文明里的人“短兵相接”，文明冲突激化，在各自的“目的”诉求下，各不相让。在“政治正确”的关怀下，小人的“目的”高扬起来，化作为漂亮的政治话语流行在西方媒体上，如反诬“西方人得了穆斯林恐惧症”，“西方国家排外”等等。
但若作为一个理想的目的性王国的设想，“人是目的”可以激发人的崇高性冲动，引导人的德性攀升。人的“手段——目的”链条是一连串手段与目的链的叠加和综合。在此，十分有必要分清这些“链条”中目的的各自价值等级。M·舍勒依照现象学原理制定出价值类型学，划分出价值的高低等级的各种类型，这样可以冲破“政治正确”的禁忌——既然人的价值是有高低之分，而人的目的是靠价值来指称的，也理应是有高低之分，人的各自目的不能够平等！低级的目的理应让位高级的目的。
今天美国自身也有着“系统保守”的问题，“政治正确”之所以横行霸道起来，这可在美国的宪法上找到部分依据，而宪法是不能轻易修改的。再说“政治正确”代表着无数下层人的心声，这里就有民主的精神，这又是美国人张扬的“普世价值”。特朗普对于全球主义的退缩，也正是尽力躲避“政治正确”的一个途径。
施卫江
写于 美国纽约 2017年3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