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24日上午6时50分，学者邓正来因胃癌在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逝世，享年56岁。邓正来遗体告别仪式定于2013年1月30日上午10时在龙华殡仪馆银河厅举行。
谁能想到当年在北京“北漂”住地下室做学问的邓正来，20多年后，在复旦大学光华楼28楼主管着一个国内颇具影响力的学术机构。邓正来的学术生涯，体制外打拼18年，进入学院整10年，无论体制内外，不变的是他的学术豪情。除了他的翻译和研究，他在学术江湖上把各路英杰招揽过来，坐在一起讨论、争论。从1990年代以来，他一直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领域非常重要的组织者，直到去世前，他还在策划一个大型学术论坛，计划在今年把一群经济学家召集到复旦大学，就中国经济问题做系列讲座。
学术从翻译起步
2008年6月，邓正来到上海复旦大学报到，他即将出任新组建的复旦大学高等研究院首任院长。在复旦大学附近的一个小区里，早报记者在邓正来还未装修好的公寓里采访了他。当时，他在中国学术界成名已久，但长期在北方工作的他，对上海学术圈并不熟悉。而实际上他却是个上海人，1956年出生在上海，儿时随父母前往四川支援三线建设。用他当时的话说，2008年来到复旦大学工作，“也算是叶落归根，但我现在对上海非常陌生，一个人出去都怕丢了。”
1978年，高考制度刚刚恢复，邓正来考入四川外国语学院，毕业后考取了西南政法大学的法学研究生。1985年，研究生没有毕业，邓正来便决定离开体制，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只是不想浪费时间。”从此他开始没有“户口”的学术生涯，没有收入、没有住房，背着装满书的包睡过同学办公室和地铁，那时他的收入就是靠稿费和在外语学习班教外语。邓正来的学术起步是翻译，他把自己的学术翻译工作称之为“研究型翻译”，“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阅读经典的方式。通过这样的努力，你们能够认识到这些著作当中，这些大师的思想当中，问题是如何提出来的，提出问题的假设是什么，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什么，结论解答的过程是什么，最重要的是这些大师在文字背后最基本的、对知识的那种热爱。”1987年，他翻译出版了博登海默的《法理学》，接着翻译了人类学家吉尔茨的《地方性知识》、著名的宪政学家亨金所写的《民主、宪政、对外事务》、著名政治学家米勒的《市场社会主义》。他在1990年代翻译的哈耶克作品，现在成为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学术研究无法绕开的作品。尽管有人不无鄙夷地称他为“邓高翻”，但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他学术翻译工作的一种肯定，而这些翻译作品持续影响着现在的中国学术界。
办刊办读书会聚拢学者
从1990年代开始，还在“北漂”的邓正来，开始围绕如何建构中国社会科学的评价体系这个问题展开研究。邓正来认为，无论是建构中国社会科学自己的学术传统，还是建构中国社会科学自己的学术评价体系，“关键之所在，在于它们必须是出自于学术共同体的内在自觉，它们必须是我们和你们、学者们共同建构的。它不能来自于任何上层和外部的因素。”基于这个认识，邓正来在1992年创办并主编了《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4年为了倡导严肃学术批评，创办并主编了《中国书评》。这两份刊物掀起了市民社会讨论的运动和中国学术规范化、本土化的运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的编委和作者群当中，有着当代中国80%以上各个学科的著名学者。
香港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郑戈要比邓正来小一辈，1993年他还在北京大学念研究生，在梁治平教授主持的“法律文化研究中心”遇到了邓正来。“当时梁老师每周末都会在北大或社科院组织各种讨论会，他是中心里很活跃的一位年轻学者，几乎每次讨论他都会来。跟其他与会的知识分子不同的是，他和苏力两个人言语非常锋利，在讨论时经常做一些批判性的评价，也因此得罪了不少知识分子。”
这个在法学界影响很大的中心一直办到了1996年，那个时候的邓正来在北京是没有户口的人，租在北京郊外六郎庄一栋农民房里，就是在那里，郑戈回忆说，“他把我们召集起来办读书会，主要读一些法律社会学的书。从‘中心’到读书小组，这段时期的邓正来还办了两个重要学术刊物《中国书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
北京大学法学院强世功当年也是梁治平“法律文化研究中心”、邓正来的读书会的积极分子，那个时候他还在北京读博士，“在梁治平的‘法律文化研究中心’上，大家都进行着一种席明纳式讨论研究方式，那个时候还是很新鲜的学术平台，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一起非常密切。到了他办的读书会，那又是另外一种新鲜学术讨论方式。”
无论是“法律文化研究中心”，还是邓正来的读书会，尽管不处于学院内，甚至没有一个博士头衔，但他已经显示了很强的学术组织能力，建立了广泛的学术网。
跨界的法学学者
在组织学术活动同时，1992年他撰写了《建构中国市民社会》一文，对市民社会和国家理论进行了研究，对此前以国家为本位的各种分析框架进行批判，由此建构出市民社会与国家这么一个分析框架。1994年，在创办《中国书评》的时候，他提出了学术规范化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理论。邓正来强调知识生产领域同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必须明确地区分开来。他说：“知识生产必须根据它自身的逻辑，而不能采用经济的逻辑、政治的逻辑和日常生活的逻辑。”
从1995年起，邓正来一直在对休谟到哈耶克这么一个自由主义脉络进行清理和研究。在这个过程当中，邓正来翻译了大概220万字哈耶克的著作，撰写了大概60万字的论文，发表了《国家与社会》、《研究与反思》、《自由与秩序》以及《规则·秩序·无知》几本论著。学术界在回顾1990年代社会科学三大运动，即1990年代早期的市民社会运动、1990年代中期的中国学术规范化与本土化运动、1990年代后半期自由主义理论的研究运动时，都认为邓正来是肇始先驱。
所以邓正来自己也承认，“我自己的学术道路，是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本人确实参与了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过程，中国社会科学确确实实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这是我们所高兴的事。”
所以很难用学科标签给邓正来归类，他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学家，对很多社会科学领域都有研究。北大法学院教授强世功说：“学科的划分有专业的必要，但对问题的研究，不一定要有严格的学科界限。邓正来的背景是国际法研究，但他对社会理论有很大兴趣，包括政治哲学，他始终没有忘记对法学的关注。他对法学的关注主要在法哲学和法理学，早期翻译了很多这方面的西方著作，后来还写了《中国法学往何处去》等文章，他这些年的研究依然在法理学和法哲学方面。但他的研究和视角又不局限在法学这个领域，是更宽泛意义上的法学。”郑戈也认为，邓正来这个学者是不能用传统学科来划分和约束的，“他是一种类似韦伯意义上的社会理论家，而不是某个学科的专家。他在研究时，不会局限于既有的学术概念框架，放弃已有的学术模式成本很高，但他不会考虑这些。所以他是一个思想者。”
2003年进入体制
1990年代是邓正来最风光的岁月。直到2003年，邓正来在时任吉林大学党委书记张文显的邀请下，成为吉林大学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结束了18年自由学者的身份。当时，邓正来的家并不在长春，所以他不能总待在吉大，但他给每个学生规定了读书任务，固定的时间考察每一个人的读书近况。入学的初期，邓正来会尽量确定好每个人的兴趣与爱好在哪，然后才会有针对性地指导读书。每个人读得不一样，然后通过讨论达到互补的功效。
2008年起开始担任复旦大学高等研究院院长，邓正来努力在这个高等研究院做的一件事情是“去建构中国自己独有的一套社会哲学科学和西方对话”。这几年复旦大学高等研究院招募的学者，他们的知识结构多元，跨学科、跨国籍，在那里举办的各种学术研讨会，哲学、文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各个领域都有，他甚至会请文博系的学者去高研院讲关于文物的知识，请自然科学家来讲环保，请出版界的编辑谈学术看法等等。在很多学者看来，这样一种高研院建制方式跟当年他办读书会何其像。
有一次，邓正来专门向早报记者介绍了他这几年在复旦到底做了些什么，“我们高级研究院开的年度论坛，学术讨论的问题都是最前沿的问题，。我们搞过关于中国社会科学怎么走向世界，人文社会科学如何面对日益变化的问题等。来参加过我们讨论的人都有一个很深的印象，我们更强调的是讨论、交流和批评，而不是简单的每个人跑到这里来说一通话就完了。”
用邓正来自己的话说，他来复旦创立高等研究院，是以期以“高等研究”的建制超越唯西方马首是瞻的学术误区与现行体制画地为牢的学科壁垒，进而引领中国社会科学实现走向世界的“知识转型”。所谓中国学术界的“知识转型”，邓正来认为，“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社会科学必须从引进、复制、国际接轨的阶段迈向一个‘知识转型’的新阶段，即走向世界，并与世界进行实质性对话的阶段。这种‘知识转型’在根本上要求中国社会科学必须从西方思想的支配下解放出来，主动介入全球化时代话语权的争夺。”
翻开复旦大学高等研究院过去几年的活动记录，从那些名字和数字，你能感受到邓正来的能量和庞大人脉。只是20年前的读书会成了高等研究院这个大平台，一大批全中国最优秀的人文社科学者和世界知名学者接踵受邀来到复旦。梁治平的“中心”是一个席明纳式的学术讨论方式，邓正来到了复旦后沿用了这个方式，创办了“世界社会科学前沿席明纳”和“中国深度研究席明纳”。
讲义气的“学界豪杰”
有人将邓正来称为“学界豪杰”。这个标签标志着邓正来与其他学者不一样的几个特征。他是自学成才，虽然接受过研究生教育，但没有获得研究生学位，没有接受过博士学位。他本科是外语，硕士是国际私法，然后博士没读，但他的学术影响力横跨好几个学科。邓正来在吉林大学的博士生孙国东说：“这完全是他凭着对学术的热爱，一路打拼出来的，不是那种学院派的知识分子可以做到的。”
称他为“学界豪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一直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非常重要的组织者，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讲是一个领导者。从2008年底复旦高等研究院正式成立至今，复旦高研院共举办了约300场活动，几乎每星期一场。强世功也认为，邓正来很好地扮演了学术组织者角色，对很多学术思想问题研究有重要推动，“国家与社会范式的研究，国家与社会范式的讨论都与他有关，他也写了很多这方面文章与翻译。这个范式的研究对法学经济学等领域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在他创办的“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和“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左右不同意识形态的学者罕见地共聚一堂讨论同一个问题，这在以意识形态画圈的国内学术界，已经是很难得的事情。“邓正来用他的智慧和方法把这些人笼络在一起。常年游离在学术体制之外，他并不理会那些学术规则和交往规则。走在江湖上的他，有自己的方法让这些人坐在一起，真正地超越左右。复旦高研院的讲坛上有各种立场和倾向的学者，成为国内少有的兼容并包的思想平台。他重义气讲交情，但绝不是没有原则上的是非标准。学术上的平庸和虚假是他最大的敌人。在这方面，他可以放任自己智识上的优越感，从不掩饰对学界人事的臧否。”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刘擎说。
在很多人看来，邓正来身上有很浓的江湖气，喜欢热闹，但在孙国东看来，这恰恰是他遵循了一种学术原则的“学术包容”，“在邓老师主持的学术活动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在其他地方见不到的情况，一般来讲新左派开会，自由主义者是不参加的，自由主义开会，新左派也是不参加的。但是在邓老师组织的会议当中，他们都可以坐在一起。”
纳日碧力戈是复旦大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他是邓正来于2009年从美国引进的人类学和民族学学者。纳日碧力戈说，邓正来身上有一种特殊的人格魅力，这个魅力是一般人不具备的。“我跟他见面是1996年，我在他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上发了一篇文章《种族与民族概念互生与演进》，从那时起再没联系。2008年我想回来，给邓老师打了一个电话，邓老师说你回来吧，我了解你。他把我的那些学术情况摸得很准，这么多年没见，他还相信我。”
在生病期间，邓正来的好友学者周国平专程从北京飞到上海，在上海肿瘤医院对面住了9天，在医院陪了邓正来5天。邓正来有很多朋友，但孙国东说，他们平常基本上没有联系，但有很深的默契，“有需要的时候，打个招呼就来了。对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义。”所以，邓正来一直说，他生前最重要的一笔财富，不是他拥有什么知识，拥有多少书本，而是拥有一帮学术界的朋友，而且这帮朋友都能在关键的时候，对他从事的学术事业给予非常大的支持。
最后的时光
去年12月24日，邓正来到医院做胃镜检查确诊胃癌，到昨天1月24过世整整一个月，下个月的24日恰恰又是他57岁生日。孙国东说：“在他做胃镜检查的前几天，2012年12月21日我们一起打乒乓球都还好好的，历历在目。直到昨天（1月23日，编者注）我最后一次见他的时候，他神志还很清楚。昨天下午5点多，他的病情缓和了之后，他就撵我和师妹走。我就跟他讲，明天一大早来看你，他一听说‘一大早’就惊了，他就说，你怎么一大早来？我最后想，他这个问话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他可能觉得我们一大早来，他的病情是不是很严重，对他自己有个暗示。第二个他需要休息，因为我们一般人探望是上午10点钟以后，所以我就最后补充，我说的一大早是指上午10点钟以后，他说那好，都好好的。”
孙国东昨天对早报记者说，邓正来在过世之前神志非常清楚，求生欲望也很强烈，走得非常突然，所以没有留下任何遗嘱。“邓老师在生命的后期，其实还在想着一件事情，这件事情现在成了他的遗愿了，我们希望把它给完成。他在生命的后期，还准备在2013年3月邀请中国最顶尖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林毅夫先生、张维迎先生加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前任院长周其仁先生，让这一些经济学家就中国的经济问题在复旦大学高研院做一个系列讲座。这件事情是他在生命中最后还在推动的，大概1月10日左右，他还在写邮件推动这件事情。”
孙国东说，“作为学生，我不仅仅是他学术事业的参与者，在很大程度上我自己也可以定位为一个观察者。”孙国东向早报记者回忆了老师过世前发生的一个故事，“三天前，邓老师当时要做一个CT和核磁共振检查，当天下午检查了一个多小时。因为邓老师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了，身体的消化机能受到严重损伤。有个检查需要他屏住呼吸15秒钟，邓老师回来之后专门跟我们讲，从鬼门关走了一趟。因为屏住呼吸15秒钟感觉自己快不行了，但神志还很清楚。他说在那一刻，想到了两点，他的原话是‘想到了我的爱情和亲情’，因为当时既有师母，也有他的女儿和姐姐在身边。他特别强调‘还想到了我一大帮学术界的朋友’。这些名字他一一列举，他说正是对于这两类人的那种想念支撑了他，让他度过了那艰难的15秒钟。他说这是一种信念，他觉得我们这些人需要他。”
邓正来把学术作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我非常喜欢这样一种状态，当我面对一个鱼塘，我坐在它边上，在秋天的黄昏，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是一种一水一人一世界的状态。对知识也是如此，就是那份爱。”邓正来的书斋叫“三一斋”，即“一水一人一世界”之意。
来源: 东方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