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10年的中国与世界”系列访谈本周的话题是“未来10年的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如果从文明的角度看，10年只是瞬间，但对一个人、一代人来说，10年又非常重要。如今，“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似已到来。这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中国文明应该有何担当？为此，本报记者对许纪霖教授做了专访。本报记者任思蕴李纯一
“未来10年的中国与世界”系列访谈本周的话题是“未来10年的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
诚如许纪霖教授所说，如果从文明的角度看，10年只是瞬间，10年的发展对文明的改变很有限；但是10年对一个人、一代人来说又非常重要。“我们在思考未来10年时，要放在一个更长的长时段里来思考。今天恐怕已经不容许我们再犯错误了，这就需要我们对文明的发展打什么旗、走什么路建立一个共识，这恐怕是我们在未来10年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许纪霖1957年生于上海，从民主党派历史研究慢慢进入知识分子研究，自述喜爱文学的他更关注人的心灵和人性。随着研究的深入，他试图从哲学、宗教的角度分析中国知识分子，并将他们置于现代化的变迁里加以考察。因为专研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关系，他同时大量接触西方政治哲学，也由此具有更深广的视野。
近日，许纪霖教授也参与了“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的讨论，他认同东亚尤其是中国的崛起将给世界带来一个崭新的太平洋文明，即多神教文明的空间并列，但也担心当世界历史期待中国时刻出现时，中国却在文明上陷入某种迷失。不过，他相信，中国文明可以凭借“多元一体”的历史经验，在尊重各种不同民族、各种不同的教派社群信仰自由的前提下实现统一的国家认同，并且为逐渐降临的太平洋多神教文明秩序提供借鉴。
中国文明与现代性文明嫁接融合，为世界带来新的因素
文汇报：眼下，包括您本人在内，学界都在热议“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未来10年，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是否会真正出现？
许纪霖：年前由北航高研院主办的这次思想年会是一个有趣的会，这个题目很有吸引力。你很难想像，在五年前，谁敢出这样的题目。但是在今天，谁都会想一想，世界历史当中，中国时刻是不是出现了。
我在会上提出的问题是，“谁之世界历史，何种中国时刻”？
谁之世界历史？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是没有世界历史的，世界各大轴心文明相对孤独地分布在欧亚大陆，彼此隔绝。直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随着西方列强向全世界扩张，整个世界开始走向一体化；到了18、19世纪，随着工业革命的展开，出现了我们今天所说的世界历史。但是，今天我们所了解的世界历史，实际上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这个历史呈现基督教的一元化时间观念，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当中，世界精神从东方转移到西方，最后在日耳曼民族那里到达顶峰。今天，当我们讨论“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时，是否有可能超越这种从基督教到黑格尔的历史一元论？如果不能突破的话，可能又会陷入黑格尔的泥潭，不过是认为世界历史的顶峰不在欧洲、又重新回到东方罢了。
按照我的理解，“中国时刻”在世界历史中的出现，首先挑战的是世界历史本身，世界历史将从一元性文明的线性发展变为多元文明的空间分布。两个多世纪以来，世界的中心在大西洋两岸，19世纪英国是世界霸主，20世纪中叶至今，世界是美国的天下。如今，太平洋西岸正在崛起。东亚的发展，至今也有近半个世纪，先是儒家文明的边缘地区日本的起飞，然后是半核心区域“东亚四小龙”的腾飞，这20年则是儒家文明的核心中国大陆的崛起。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上谈论很多的是“Chimerica（中美国）”这样一种秩序，即中国和美国共同主宰这个世界。从文明的角度来理解，太平洋两岸将会成为世界历史新的中心。过去两个世纪的大西洋秩序是一神教文明，大西洋两岸都是基督教文明的陆地，但即将出现的太平洋秩序是多神教文明：在太平洋东岸，是仍然主宰着世界的基督教文明，但在其西岸，儒家文明以及它的亚生形态日本文明，以及佛教文明、印度教文明，正在参与到世界历史的进程当中，并开始重新书写和定义世界历史。
不过，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何时到来，依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所谓改变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至今为止，依然是一种趋势和可能性，甚至只是一个梦想。从梦想转变为现实的唯一因素，乃是中国文明的重新崛起。
文汇报：在您看来，中国文明的重新崛起、中国文化的复兴，将来会是何种形态的复兴？未来10年中国文化的发展复兴会否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速度，或者说，高速发展的经济会否挤压文化发展的空间？
许纪霖：这几年我一直在谈一个基本观点，2008年以后中国的崛起只是一个富强的崛起，还不是文明的崛起。说到文明，这里要区别两种不同的文明，一种是古典的轴心文明，如犹太教-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印度教文明和中国文明。另一种是17、18世纪后出现的以色列社会学家艾森施塔特所说的新的轴心文明，即现代性文明。现代性文明如今已经席卷全球，没有一个国家、民族可以置身其外。现代性文明可以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与富强有关，是价值中性的，包括科学技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世俗化与工具理性化，以及由此发展出来的一套理性化秩序与制度设置，这个层面的现代性从世界实践来看，可以与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嫁接，产生不同的现代性制度类型。第二个层面与文明相关，乃是启蒙运动之后发展出来的一套现代价值观，以及与这套价值观相适应的现代法治、责任制政府等，福山在他的新书《政治秩序的起源》中就有详细的讨论。
中国的崛起，到目前为止还是在富强的层面上，而在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层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非价值性的富强层面，中国人可以说如今比欧洲人还更“现代”，身上充溢着19世纪的欧洲人冒险、进取、竞争、理性的精神气质，但为的只是世俗的幸福。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但是，要进一步发展，必须转向现代性中的文明那一面，即向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方向开拓，向现代性文明的主流方向靠拢。
当世界历史期待着中国时刻出现的时候，中国在文明上却陷入了某种迷失。如今中国终于在富强层面上实现了民族复兴的梦想，但依然没有颠覆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历史。中国就像当年的日本一样，只是西方文明的“模范生”而已，而且是一个偏科的“模范生”，这样的文明崛起不能算是中国文明的胜利，或许只是西方文明在东方的一种展现而已。
文汇报：我们今天为发展承受了很多代价。那么，“中国时刻”到底意味着什么？
许纪霖：这个“中国时刻”一定是改变了世界历史的时刻。也就是说，中国文明作为古老的轴心文明之一，通过与现代性文明的嫁接、融合，重新改变了人们对现代文明的理解，重新定义了世界秩序，给整个世界文明带来新的因素。
比如儒家文明中的和谐观念，就是很好的范例。大西洋秩序的基督教文明追求的是绝对的一神论正义，但是太平洋秩序既然是多神教的文明，就需要另外一种和谐的智慧，即孔子所说的“和而不同”。首先承认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性，其次寻求不同文明之间共享的那部分价值，以建立和平相处的世界新秩序。未来的普适文明，与大西洋秩序不同，不再以基督教文明为唯一“教义”，而是太平洋两岸不同的轴心文明之间，通过对话和交流，能够共同承认的那些价值。只有中国这样一个古老的文明大国展现出既具有现代文明普遍要素、同时又显然不同于欧美的另一种模式时，我们才可以说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出现了，而从那一刻起，中国将重新定义和改变世界历史。
文汇报：中国可以贡献给世界秩序的智慧，除了刚才提到的和谐，还有哪些方面？
许纪霖：历史上的中国文明，虽然以儒家为核心，但从来不是儒家独纲，在大部分历史时期，心灵秩序上是儒道佛三教并存，政治秩序则是霸王道杂之。无论是处理人的精神信仰，还是建构政治共同体，中国文明有自己的“多元一体”的历史经验，这刚好可以为逐渐降临的太平洋多神教文明秩序提供借鉴。今天的世界已经形成多元文明的格局，问题在于如何在多元文明之中形成一体的秩序？这个一体以一种什么样的建制得以实现？二战后，整个世界在价值观上已经逐渐接近，公认联合国各种宣言、决议所确定的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公平正义等为普遍的文明价值观，尽管不同国家对其的理解以及孰为优先上不太一样。但是，至今为止，世界的普遍秩序依然在理念形态。康德所追求的“世界永久和平”如何实现？全球的文明价值如何落实为一套有效治理世界不同主权利益冲突的机制？二战后建立的联合国及其安理会是一套成熟的机制，但功能有限，哈贝马斯设想的全球的公共领域，《帝国》作者哈特、奈格里想象的全球的“诸众”共同体等等，至今为止都是乌托邦。
中国对世界的贡献恐怕要在这个意义上来思考。过去中国是一个以文明为中心的帝国，近代之后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注重其自身的特殊利益和特殊价值，但今日的中国更是一个文明大国，这就意味着中国的国家思维不仅要考虑民族的特殊利益，而且也要回到汉唐的帝国气象，从重建世界秩序的角度来思考。我们今天不能仅仅用民族国家的主权语言来自我辩护。文明大国除了主权语言以外，还需要一套全球都听得懂、可以接受的普适文明话语。通过普适的文明话语伸张自身的国家利益，同时又将中华文化提升为普适文明的一部分，这是中国作为文明大国要担当的责任。
文汇报：在期待有可能出现的中国时刻的过程中，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有怎样的担当？
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如今的毛病，是胸怀太狭窄，只看到眼底的那些利益。中国士大夫过去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天下”意味着全人类，包括华夏蛮夷，带有人类普遍主义意识。近代之后，传统的天下主义转化为现代的世界主义，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学生上街抗议巴黎和会，主要申辩的理由是说它违背了世界公理，是不合理的强权。五四的爱国主义是具有世界主义背景的爱国主义，那个时候知识分子的胸怀非常大。然而，这些年民族主义高涨的结果，使得不少知识分子更多是从狭隘的国家、民族利益来思考，甚至连国家利益都太大，盘算的只是地方利益乃至自身所属的阶层利益或集团利益。
知识分子按照其本性来说，应该是“天下为公”，中国文明的复兴也要放到“天下”的背景里来思考和衡量。中华文明的复兴不仅仅对中华民族是“好的”，而且对天下和世界同样是“好的”。古代中国文明之所以绵延数千年而不绝，乃是不以夷夏为畛域，而是以开放的心态融合天下之精华：一方面“以夏变夷”，将华夏文明从中原散布到东西南北，另一方面也“以夷变夏”，擅长将蛮夷的异质文化内化到中国文明自身之中。今天的中国需要“新天下主义”，以天下文明包括西方文明、中国文明来建构中国未来的新文明。在古代中国，只有像南宋那样的衰世才讲“夷夏之辨”，而在汉唐盛世，更多展现的是超越夷夏的天下主义。今天的中国处于前所未有的盛世，更要有汉唐那样的大气，那样的天下主义气势。
寻求自身的文化认同，和接受普适文明并不冲突
文汇报：文化认同是不同民族对自身身份的确认。在全球化过程中，不同民族也有可能会加强自身的身份认同以抵制全球化浪潮的侵袭，从而阻碍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深化。对此您怎么看？
许纪霖：文化认同是19世纪末以后困扰了中国一个多世纪的大问题。这也是全球化进程中，几乎所有后发国家都会碰到的问题。我们怎样在全球化当中一方面接受现代文明，另一方面又保持自身的文化认同，这在至今仍然有待解决、颇显尖锐。在这方面，近代有两个国家走过的不同极端道路值得我们吸取教训，一个是用文化抵抗文明的德国，一个是用文明压抑文化的土耳其。
德国在近代面临的困境，就是以英法为代表的主流文明的压迫。德国从19世纪开始出现浪漫主义，试图用德国自身特殊的文化去抵抗英法所代表的文明，创造一种另类现代性，最后的结果是失败。二战之后，德意志民族痛定思痛，重新回归主流文明，同时又保留自身的社会民主主义文化传统，到了欧洲普遍衰落的今天，德国反而独树一帜，成为欧盟的中流砥柱、经济引擎。可见，一个追求崛起的落后民族，唯有顺应主流文明，同时借助自身的文化传统，有所发展和变化，才能有民族复兴的未来。
与德国相反的是近代土耳其的道路。土耳其的前身是奥斯曼帝国，20世纪初发生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革命，走上了一条全盘欧化的道路，不仅实现政教分离，而且彻底世俗化，原来的主流宗教伊斯兰教被驱逐出所有的公共空间，只能作为个人信仰而存在。这条用文明压抑文化的道路走了差不多100年。土耳其虽然实现了现代化，却再也无法恢复奥斯曼帝国当年的雄风。亨廷顿认为，土耳其成为了一个被撕裂的国家——上层是类似西欧那样的现代文明制度，而底层依然是无法战胜的穆斯林文化的天下。也就是说，文明一直战胜不了文化，反而造成了国家的撕裂。
进入21世纪之后，土耳其开始试图走出这一近代困境，奥斯曼帝国末年的思想家格卡尔普又被重新提及，今天的土耳其所实践的正是格卡尔普当年的思路。格卡尔普认为，在现代性文明到来时，原来的伊斯兰文明应该后退一步，变为特殊的民族文化，但普适的文明无法替代和取消特殊的民族文化，因为这是一个民族得以自我认同、保持自己文化特殊性、产生心灵认同之所在。不过，格卡尔普没有解决的是政治秩序与心灵秩序二者之间的接轨问题。在土耳其，传统的伊斯兰教是否可以发展成为美国那样将国家与社会认同内在合一的国家性“公民宗教”，依然有待观察。
文汇报：接受现代文明与保持自身文化的独特性，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也非常重要。
许纪霖：是的。寻求自身的文化认同，和接受普适文明是不冲突的。当然，从1990年代开始的儒家文化热、佛教文化热等各种文化热潮来看，大家都在各自寻找心灵的秩序、文化的秩序，这都是很强的文化认同。文化认同问题在个人层面上争论并不大，争论比较大的是，中国最后的文化认同到底是什么。
将土耳其所面临的困境来回观中国，问题是一样的。对中国而言，多元的轴心文明不是一个外部世界的问题，而完全是一个国家的内部问题，儒道佛耶回，这五种宗教在中国内部都影响巨大、教众甚多，那么，我们如何实现“多元一体”，在尊重各种不同民族、各种不同的教派社群信仰自由的前提下实现统一的国家认同？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中国的版图与欧洲差不多大，欧洲今天可以实现某种程度上的一体化，乃是因为欧洲各国各民族除了有共同的基督教背景之外，还有近代以来的启蒙价值，成为价值认同的共同基础。美国是一个没有民族却多种族的国家，内部有基于不同移民社群所形成的多元文化，但宪法和开国以来的建国文本形成了一种以自由、平等、民主为核心价值的“公民宗教”。而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在建国（国家制度建构）的同时，也面临着建族（统一的国族认同和价值认同）的重要任务。这几年不少新儒家提倡复兴儒家，将儒家打造成统一的国教或者“公民宗教”。儒家作为一种“心灵宗教”的复兴恐怕很少有人反对，但是否可以成为“公民宗教”，作为统一国族的价值基础？不要说信奉佛回的西部少数民族难以接受，即使是具有多元信仰的汉族群体内部，也是颇具争议的。在我看来，儒家的前景还是在于作为一种非正式的、社会性的“秩序宗教”，渗透到不同宗教和主义的伦理规范之中，将之儒家化，起到整合社会、伦理规范和人心秩序的功能；而更具有政治文化功能的国族认同基础，在于以宪法为中心而得以建构的国家核心价值观。
文汇报：未来10年，中国和印度能否凭借各自优势在全球竞争中有更大作为？所谓的“亚洲价值观”能否真正建立起来？
许纪霖：谈到亚洲，我要特别提到布热津斯基。他最近出版了《战略远见：美国与全球权力危机》，其中对亚洲的看法很值得注意。他说，今天的亚洲很像20世纪上半叶的欧洲，当时英、法、德、奥匈帝国同时面临现代化的崛起，民族主义意识高涨，国际利益相互冲突、不可协调。今天的亚洲也是这样。日本、韩国、中国、印度甚至印尼，先后纷纷崛起，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各种冲突有强化的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之前所展望的太平洋秩序并不太平。亚洲至今为止还没有找到像今天欧洲那样和平共处的价值共识和协调机制。亚洲各国在历史上多次发生国家主义主导的战争，但各国并没有从中吸取足够的教训。此外，这一地区的文明也非常多元，中国文明、印度文明、印尼的穆斯林文明、日本的亚文明、韩国的基督教文明等等，等于是一个轴心文明的小世界，文明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容忍也有相当的难度。
当然我对此也不是特别悲观，亚洲各国上半身因为意识形态、文明类型和国家利益而相互冲突，使得摩擦不断，甚至有产生局部战争的可能性。而下半身则因为共同的市场网络而连为一体。今天的整个世界，经济、贸易、金融全球化，可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冲突毕竟是有限的。
文汇报：技术的发展可能会给文明和文化的形态带来巨大的变革。那么未来10年，互联网的发展会否为促进文化的发展贡献更多？
许纪霖：互联网会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一体化。文明和文化都是一套资讯，都会越来越为整个世界、而不是一个民族所分享。比如现在中国和日本孩子之间的相似性，要远远超过与他们各自父辈之间的相似性。按照这个趋势，未来世界很可能是通过代际来划分，即接受什么样的资讯、接受什么样的知识，就会形成什么类型的文化人。
当然，这种共享是有限的，人类的通天塔毕竟难以建成。因为人不是永远生活在公共世界中，人类还有心灵世界，人类在心灵世界里使用的一定是地域化的语言，因而与自身的文化关怀相关联。在这个意义上，文明永远也不可能战胜和取代文化。我在想，以后的战争可能不是发生在现实世界，也许更多是在网络的虚拟世界中。因为现实世界的系统生活和日常生活日益依赖网络，一旦网络战争摧毁了现实世界赖以存在的网络中枢，是否会带来某种比二战更严重的毁灭性结果，我们目前都难以逆料。
来源: 文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