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既是一个建构的世纪，也是一个反思的世纪，特别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些先知先觉者已经在提醒人们即将遭遇的困境。21世纪初的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一个转型的时代，几乎所有的国家无论处于社会发展的哪个阶段，都面临着这个问题。当然，不同的社会，面临的转型任务不同，有的要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有的要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有的则要走得更远，向知识社会转型。

目前已经成功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国家也就二十多个，即我们所熟悉的所谓发达国家。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些国家的现代社会形态要么通过自生自发的秩序演进而成；要么是在外力的干预下形成的，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借助这两个变量，我们可以分类出以下几种类型：

自发秩序 外力强制

自发秩序 Ⅰ Ⅱ

外力强制 Ⅲ Ⅳ

第Ⅰ类主要以自发秩序实现转型的国家。这类国家一般没有受到什么外部压力，其转型的动力源于本国社会内部发生的变迁，最终走向现代国家。这类国家的社会转型主要特征是：社会变迁保持着较好的连续性，社会转型的代价较小，社会转型的周期较长但起步较早，主要代表国家是英国和美国。

第Ⅱ和第Ⅲ类是一样的类型，这类国家既通过其社会自发秩序演进又借助于外力最终实现社会转型。这类社会转型的主要特征是：本国社会转型的内生动力不足以使其政治社会结构发生质变，在社会转型期间发生过反复，总是欠些火候，于是在一些外力的作用下实现了临门一脚，主要代表是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以及北欧的国家。

第Ⅳ类主要依靠外力推动实现转型的国家。这类国家本身也曾启动了社会变迁，甚至接近临门一脚的状态，但是因为某些原因发生了严重的社会转型路径的中断，使得社会从和平转型进入了持续战争的状态，最后不得不由外力矫正来实现社会转型，主要代表国家是德国和日本。

我们看这三类国家，面积大的如美国、加拿大以及澳大利亚，都是没有历史积淀的移民国家；而有历史积淀的国家其国土面积都比较小，且集中在欧洲西北部地区。西方现代文明因为阿拉伯文明以及斯拉夫文明的阻隔，一直沿着西向的路径传播，所以直到今天，美国依然继承着这样的传统，他们试图穿过太平洋，将西方现代文明传播到远东地区。

就在远东这个地方，有两个国土面积很大的国家——俄罗斯和中国。两者都有着比较久远的历史，在近代经历一系列激烈的社会变革之后，现又重新摸索前行。不同的是：两国的文明传统不同——在俄罗斯人的内心中，直到今天依然埋藏着罗马正统文化的情结，所以他们的心是朝向西方的，而中国则自诩是东方文化的鼻祖；两国近代的历史遭遇不同——沙皇俄国侵占了中国大面积的领土，然后苏联又成为中国模仿、学习、批判的对象。如今他们都是政治和军事大国，也是所谓的新兴经济体国家，是外力无法左右的国家。两国20世纪书写的抗争史成为了他们占据世界格局和协同合作的基石。可是，两国社会自转型以来，其社会内部自发秩序的动力一直不足，而且曾被人为地阻断过，造成了不小的社会灾难。都说幸福是一样的，不幸福各有各的不幸。但是，我们看到，实现转型的国家有三种类型，而还没有实现转型的国家，却是属于一类的，即基本没有可供其参照的案例，这是历史抛给我们的困局。

中国是世界版图中一个重要的拼图，自身面临着内外部环境的压力：在国内，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已经历时近两个世纪了，但还在摸着石头过河；在国际上，特别是在横向比较上，国际局势的复杂性给中国的发展制造了不小的障碍，在我们努力走向现代的时候，一些发达国家又开始了新的转型，这意味着我们要同时完成两个社会的转型的历史任务，从而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变迁，因此难度可想而知，特别是当前，在全球范围内，还没有哪个国家找到通向未来社会的途径。面对社会转型，人们内心往往充满着这样的矛盾——既眷恋着过去又憧憬着未来，这引发了在思想意识上的“古今之争”。我们知道过去并非完美，但过去的不完美并不能就此证明未来的完美，从现在到未来可能充满着荆棘，对于不确定的恐惧会让人变得谨小慎微，甚至裹足不前，这又会引发人们关于要不要持续推进改革的争论。

由于一些不可抗拒的客观因素的存在，加之人类因为自身有限性而无法完全把握社会发展规律的现实，使得社会转型总会充满着曲折性，让历史充满创伤。因此，我们需要继续追问：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为何会出现社会危机？社会转型危机的表现形式有哪些？我们陷入了哪种困境中？如何才能避免或者走出这种困境？为了解决这一系列问题，我们需要引入一些理论分析框架，需要重新回顾重要历史时刻的转型问题，通过比较发现其中共性的东西，希冀形成一个比较完整且科学的认知模式。

一、社会转型的本质：政治社会结构的变迁

我们说一个社会发生了转型，指的是这个社会的性质、形态、组织方式、民众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发生了质的变化——例如一个纯正的有封建法体系调节的封建社会逐步发展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就是一个长期的量变达到质变的过程，发生质变就意味着新的社会产生了。从字面上看，人们对这两个社会的描述是不同的：封建社会的概念着重从法社会学的角度去定义，而资本主义社会的概念则是从社会生产的角度加以定义[1]。两者概念上的不同，往往会误导人们，表面上成为一种同一性的常识，但事实上却拉大人们对这两个社会进行理解之间的鸿沟，从而给我们认识社会转型问题增加了不小的难度。很多社会思想家都试图找到统一的认识范式来一体化地分析社会转型的内在逻辑，比如马克思提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分析框架，从生产力以及生产组织方式上来区分不同阶段的社会形态：所谓的社会转型，在他看来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断超越于以前社会的过程，社会转型的根源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性。

但是历史实践表明，社会演化的路径并非按照线性的轨迹发展，而且生产力也不仅仅局限在经济层面，就像资本的概念——其本质是一种社会关系一样，在我们的世界中，资本的形态是多样的，既存在于经济领域中，也存在于社会领域中。借助马克思的政治社会学分析方法，我们可以发现资本的另一个特性，即资本的结构性。从资本的双向性——即资本为组织生产提供条件与通过生产增殖资本——来看，我们可以把“资本”理解为“资本的结构”与“结构的资本”两个向度的内容，即资本与结构之间是双向互动的关系。“资本的结构”强调结构本身的价值，是资本的外在表现形式，没有资本的结构好似没有血液的身体，这样的生命便无法运转；而“结构的资本”强调资本必须体现为一种社会关系，必须被组织起来，当资本失去结构，资本也就失去了其本身的意义。在生产领域里是这样的，在生产领域之外的社会领域同样如此，我们在讨论社会资本的时候总是会将其放在一些社区或者群体中考察，实际上就是要体现社会资本的结构特性。之所以说资本的本质是一种社会关系，是因为这种关系必须产生于结构之中而且依赖于结构而存在。

按照西方文明的叙事，人类社会的第一次转型是从人类祖先所犯的原罪开始的，社会从一种和谐的自然状态转型为人与人战争的自然状态，但这种状态与人们内心的恐惧是相矛盾的，为了摆脱这种自然状态，人类组织了有政府的政治共同体社会，社会资本也就完成了其原始性建构。从此，社会逐渐由纷繁复杂的小共同体[2]按照一定的原则交织在一起，彼此的交互性产生了比较紧密的结构，或者网状的，或者层状的，或者球状的……总之，它表现为一种结构的形式。我们注意到，欧洲封建社会时期的政治社会结构是：由封建法体系调节[3]的具有明显层状性的“石墨型社会”，而资本主义社会没有了封建社会结构的这种层状性，取而代之的是以小共同体相互交叉构成的多面体的形式，即“钻石型社会”[4]。石墨与钻石的分子结构不同决定了两个物体的物理性质存在巨大差异，通过比较这两种政治社会形态，我们发现两者政治社会结构有着明显的不同，但是在这两种社会的过渡阶段，每个个体并非发生明显变化，我们可以将这样一个临界状态类比为这样的情形：一个物体其化学分子性质不变，但因为化学分子排列结构的变化，使得物体的物理性质发生了根本改变。在那样一个临界状态中，社会中的人是没有变化的，但是因为社会组织方式的变化，政治社会结构发生了改变，使得社会的“物理”性质发生了根本改变。因此我们判定说：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因为政治社会结构的变化，促使社会发生了转型。所以说，社会转型的本质是政治社会结构的变迁。

推动社会转型的原因有很多，也并非都是从经济领域开始，比如欧洲在12世纪开始的地权改革，一项法律制度的变革有效地解放了农业生产力，推动了农业的发展，从而带动商业以及城镇的发展，进一步促使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使其逐步成为独立的经济体，最后发展为大规模的工厂组织形式。同样，科技并非必然导致社会的变革，中国古代曾经有着辉煌的科技成就，但是并没有导致社会转型，这后来被定义为“李约瑟之谜”。导致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除科技发明本身之外，社会无法提供其组织与结构的承载方式，使得资本无法参与到组织结构中来，导致“资本的结构”缺乏必要的存在条件。唯有当科技被运用于实验以外并被组织生产加以替代的时候，科技革命才会发生，所以并不是因为瓦特改良了蒸汽机导致了工业革命，而是人们将蒸汽机从挖煤、取水等最初应用的领域扩展到纺织、航运等可以被广泛组织的生产领域后，才诱发了工业革命，因此所谓的工业革命是以新的组织方式的出现为标志的[5]。我们知道，经济组织的变革，确曾给西方社会转型带来了巨大的动力：体现为生产组织快速生长，数量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把原本分散的个体吸纳其中，在很短的历史时段内形成了工业社会的组织体系等。而生产组织的大量出现，使得整个政治社会结构像细胞增殖了一样使社会机体变得紧密起来。

再看中国的社会转型。一百多年前的中国被迫走向现代化转型，人们往往把叩开中国大门的原因归结为西方工业资本的罪性，这是带着民族主义的价值评判，夸大了外因的决定作用，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理由很简单，为何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市场，其资本不断增殖呢——外国资本、国有资本、民营资本逐鹿中华大地，开启了所谓的“中国梦”——这是因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能够提供资本的结构性承载能力，资本找到了其“结构”，而结构获得了资本的助力。身体有了，灵魂也有了，生命得以展现其惊人的创造力——短短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生产组织不断扩展——自然，中国迅速成长为世界制造业中心。反之，当社会一旦无法进一步提供其资本的结构性空间的时候，不论是什么样的资本形式，资本都会发生流失，就像中国现在失衡的经济结构导致的结果一样。

中国的传统社会一直通过四个维度来组织运行，即“奉天承运”之道统；对祖宗留下的土地进行保守的政统以及由此形成的官僚体系；以“义”为核心的江湖体系；以农业生产为纽带的村落共同体。第一个维度构成统治的合法性基础，第二个维度构成统治的正当性基础，官僚体系、江湖体系以及村落共同体构成了我们传统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这样的社会表现为宏观上的大一统而微观上却又相对独立的特征。每一个朝代，只有到其后期才会发生政治社会结构的重组，并以激烈的农民战争的方式结束一个家族的统治，然后又恢复这种分合的社会结构。这样的社会，自然无法产生承载科技进步所需要的钻石型结构，因为其没有更多更为先进的组织方式提供科技进步转化为社会财富创造的途径，只能使其沦落为一些读书人手中的奇技淫巧。

所以在一百多年前，当西方资本向外扩张的时候，贸易冲突就必然会发生，而当以文明的方式进行谈判而无法达到互利互惠的结果时，文明的方式就只好让位于“武明”的方式（战争）来解决。这种状态下，不论是主动还是被动，社会转型便不可避免，作为土地和人口最多的大国，一旦接触了现代文明，就需要为现代文明提供可以承载的方式，白银外流本质上是因为晚清的财富资本不具有结构性造成的。洋务派最先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们很快从工业生产领域开始转型，希望建立现代工业体系，但是建立现代生产组织方式谈何容易，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以国企改革为主导的现代公司制改革，才标志着中国民族工业在组织方式上的重要转型。

但是相比经济组织方式的转型来说，社会组织方式的转型要滞后得多，需要长期的历史过程。改革开放对于社会转型的最大贡献是：为一个分合式的社会提供了快速组织化的条件——现代企业的快速发展，并由此逐渐打破对人口流动的限制。但是，为何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社会矛盾不断丛生呢？大国崛起的经验教训应该还包括着这样一点：为何很多大国在崛起了之后又很快盛极而衰呢？这就是所谓的转型危机，我们要去探寻这种危机的根源，以便有效规避这种风险。

二、“托克维尔改革困境”的由来

托克维尔在研究法国大革命问题之后，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在革命来临之前，政府已开始进行改革，而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6]我们可以将这一论断定义为“托克维尔改革困境”。一百多年来，几乎没有哪个政府能够突破这个困境，特别是对大国转型而言，简直是不可完成的任务。为什么突破这个困境那么难？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首先弄清楚这个困境的由来。

首先需要注意的是：托克维尔所指的这个困境有着明确的前提条件，即这个政府已经变“坏”[7]，但这个“坏”政府试图去变革。这是对已经发生的历史的一种经验总结，或者说这是对一个已经垮台的政府的盖棺定论。然而，就像我们每个人，总不愿认为我们自己是坏人那样，任何一个政府也不会认为自己是一个坏政府的。他们不仅不会认为自己是恶的，而且还认为自己代表了真正的社会正义标准，并幻想着可以一世二世三世以至万世，就像晚清政府在其颁布的宪法中还强调“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那样。任何置身于社会转型中的政府，都很难意识到自己的危机。因此围绕改革与不改革的分歧也是在所难免的，这是我们时常看到的一个争论，而且在中国已经争论好久了。

“托克维尔困境”的本质根源在于革命的目的性：“法国革命的目的不仅是要变革旧政府，而且要废除旧社会结构，因此，它必须同时攻击一切现存权力，摧毁一切公认的势力，除去各种传统，更新风俗习惯，并且可以说，从人们的头脑中荡涤所有一贯培育尊敬服从的思想。这就产生了法国革命如此独特的无政府主义特点。”[8]旧的政治社会结构并非不能废除，但此种表述引发了这样的疑问，即政治社会结构如何被废除？谁有权力以及能力去废除？历史上确实有一些政府尝试这样去做，但是结果却都是走向了失败，而且结果往往还会给他国造成伤害。因此，政治社会结构不是被废除的，至少人类自身做不到，否则便是否定政治社会结构的客观性基础。另外，当我们发现旧的政治社会结构已无法适应新时代要求时，我们希望旧的政治社会结构能够改变，但是前提是要有新的政治社会结构的形成可能性，且能够实现以新的政治社会结构的某些要素逐渐替换旧的社会结构中的一些要素，即量变的过程，否则建立在混乱的政治社会结构基础上的政府是脆弱的——这种脆弱性只会驱使政府变得越来越残忍。

托克维尔提出了这样的命题：“何以几乎全欧洲都有完全相同的制度，他们如何到处陷于崩溃？”[9]这样的问题看似简单，但却鲜明地指向了政治制度与政治社会结构的关系，即在普遍衰落的欧洲封建制度下，“正是这些新事物一点一滴巧妙地渗入这古老的躯体，使之复苏和免于瓦解，并在保持古老形式的同时，灌输新鲜活力”。[10]这不由得引领我们去想象：法国的旧制度在衰落的时候，是否有新事物灌输到社会机体（结构）中，以用于替代旧的社会结构的某些要素？因为从制度层面的变革来看，法国在当时完成了从旧制度到新制度的转换，但是新的制度却并非稳固，而且表现出比旧制度更加暴力的一面。

对法国大革命的思考集中于两个问题：一是这个制度怎么就“旧”了呢？二是为何革命如此突然和不可控？我们需要反思这样的问题，因为晚清社会发生了类似的情况，而且我们保不准当下的某一项制度突然就成为“旧”的了，然而事实上，这个制度可能依然包含着政治现代性的某些要素。可是，社会变迁的路径是很难回头的，虽然可以保持着制度的外衣，但制度本身的内容已经悄然变化了，英国“光荣革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很多人将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归结为人们对中央集权制以及特权的极端仇恨，这种仇恨应该是长期累积的结果。可问题是，这场革命是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发生的，或许人们并非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情，而只是想通过对政府施压，获得某些应得的权利和自由。这就增加了法国大革命的戏剧性——对于声称要用理性对抗命运悲剧性的法国人来说，血腥的革命如何才能称得上是一种理性的行为呢？因为生命没了，意味着政治社会转型的成本变得无穷大。所以，法国大革命不能被认为是启蒙运动的结果——如果是启蒙唤醒了人们的权利意识，进而激励着人们联合起来发动一场革命，那么这样的启蒙岂不成为一种反人类的学说与活动了？

当然，在那个时代，人们彼此之间已经相当冷漠了：贵族看不起资产者，因为他们认为后者是没有什么公共精神的；知识人看不起资产者和农民，因为他们认为后者是无知的暴发户和贫困者；资产者也看不起贵族，因为后者越发贫困化。当时，农民早已有了地产，过上了相对富裕的生活，但是他们发现其所在的村落在凋敝，那些曾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贵族都移居到城市里了，因此他们有被抛弃的感觉，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贵族们的呵护——在传统社会里，对穷人的关爱和义务被认为是贵族的政治责任。封建时代，村落共同体的形成源于教会不仅作为精神纽带而且为人们的聚集活动提供了场所，教堂前的广场成为这个村落民众进行贸易以及政治、精神文化活动的中心。公共精神应该是相互的，既有贵族对所辖民众的政治责任，又有民众对贵族的感情积淀，教会为他们提供了可供超越身份等级的平台，提供了只需要彼此都能明白的语言便可交流的契机。日本在其明治维新以后，借鉴了这样的经验，他们的村落没有基督教会，政府用村级小学作为替代机构，将村级小学建设为各个村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成为向民众传授新知识以及提供感情交流的主要场所，于是逐渐形成了他们的村落共同体。而清末，儒家伦理维系的村落逐渐被土豪劣绅所把持，公田制被人为破坏，取而代之的是私有化的租佃制。教育、文化等组织也逐渐衰败，强大而又脆弱的国家机器与民众自给自足的生活习惯之间渐渐不能平衡，精英的流失使得村落共同体中上演着劣币驱逐良币的事情，劣绅逐渐控制着这些村落，他们蛊惑民众，裹挟民众来要挟政府以谋取私利，真正的公共精神则荡然无存。

我们对社会转型的研究可能一直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很少在意公共精神的可传承性。我们对于资本主义精神的理解往往囿于马克斯•韦伯的观点，但事实上，新教伦理之外也发展了资本主义，说明在此之外还有资本主义本身的特征——两百多年的资本主义社会历程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是全国性的公共精神的存在，因为市场是道德的自由区，这种公共精神因为各种利益团体之间的多次博弈，彼此形成了一个隐形的契约认同，这种契约主义精神有效约束了人们的行为，这个时候理性才发挥了作用，促使人们恪守自己的权利与自由的边界以及履行保持一种良性秩序的责任。这也符合卡尔•马克思对于社会演进的想象，因为共产主义社会更加强调集体主义的精神，那是维系一个完整共同体的核心价值。从历史沿革来看，这种公共精神是从传统社会中村落共同体的公共精神扩展而来的。因为政治先于市场完成了全国的统一性，表现为行政集权以及司法管辖权的统一，这为单一市场化以及公共精神的扩展提供了条件。公共精神的扩展是社会不断整合的外在表现。

但是，这一切并未发生在那时的法国，而恰恰相反的是，自路易十四开始，法王将教会改造为一个承担了太多政治功能的机构，这样使得政治权力成为教士阶层获得特权的工具，但因为人的罪性和有限性，这些教士在不由自主中成为世俗利益的代言人。教士们并未意识到社会已经悄然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他们依然占据很多的地产以及现金财富，这与获得地产权的农民之间形成了直接的竞争关系，而国王赋予教士的政治权力成为他们规避税收责任的工具，这样，从未承担直接税的农民，在他们获得地产权之后，他们要承担起以前由领主承担的纳税义务，还有越发沉重的徭役。但是他们发现，教士和贵族享有很多免除这些责任的特权，而且这些人乐此不疲地寻求这些特权，制度设计完全把一个拥有了自我意识的群体抛离了出去。如此，这样的村落共同体怎能不解体？这样的公共精神怎能不消失？

托克维尔的老师弗朗索瓦•基佐在分析法国中央集权制的起源时认为：“地方制度占主导地位是社会不成熟的特征。文明持续不断地趋向于把权力的地位越提越高；当以较远的距离行使权力的时候，它一般会更公正无私，会以正义和理性为主要导向。但经常的情况是，当它迫近时，权力就忘记了其起源和最终目的；它忘记了它的使命是维护所有的权利和尊重自由；在未受到地方自由的有力阻拦的情况下，它逐渐变成了专制权力。但这一结果并不是注定要发生的；社会在向集权努力之时，也可能会坚持或在此后重新获得某种自由的原则。当中央制度获得了绝对优势时，社会就开始觉察到一个大厦的内在缺陷，即它脱离了它所立基的土壤……伟大的法国社会是由大量的小团体积聚而成的，它所包含的不同的权力具有持续不断向上集中的趋势。一场大革命几乎把古代的地方制度破坏无遗，导致了所有权力的集权化。”[11]基佐在这里描述出了制度变迁的轨迹，从地方制度到中央集权制度原本是现代国家形成的一个重要特征——不论是以宪政的方式还是以共和的方式，世俗正义的代表是中央政府。这是任何一个国家在形成初期都要完成的基本任务。但是，我们看到，法国的这种中央集权制是在摧毁村落共同体以及通过政教合一的基础上实现的，社会难以存在可以抗拒政治权力无限下沉的力量，导致这种集权制成为专制与特权的工具。

托克维尔也关注到这个问题，他远赴美国寻找实现温和社会转型的路径，他把注意力集中于美国的法治、宗教民情以及他们的村镇社区，他认为这是美国产生新社会以及公共精神的基础。他把目光转向国内，考察法国路易十四以来不断失去的东西，他指出那些行政改革正在摧毁村落共同体。他还特意考察了法国一个最为独特的省——朗格多克省，他说，那里有2000个村社，或者如人们所说，2000个共同体。他高度评价那里保持的公共精神，这种公共精神从贵族群体里扩展到所有的人，从一个个村落扩展到整个省[12]。

到法国大革命的前夜，法国已经没有可以继承的传统了：村落共同体没有了，所有人被抛弃在社会组织之外，各个群体之间没有什么交流，甚至相互仇恨，他们已经忘却了如何与另一个群体进行交流的方式，这个社会也不再提供这样的机制，于是人人自危，醉心于获得特权和利益。当每一个人都游离于传统社会之外的时候，每个人也都成了弱势群体，个体的脆弱性使得他们很容易被一些富有激情的论说所吸引，而个体化趋势也容易产生一种畸形的地方主义倾向。可是中央政府已经无法借助于以前的政治社会结构把关爱惠及到大部分人那里，那个时候各国的政府都做不到这一点，他们没有这么大的财力以及公共服务的能力。制度与结构是一体两面的结合体，这个社会的政治社会结构被消解了，政治制度变得不合时宜，所以，基佐才认为这样的中央集权制度没有了根基，而托克维尔直接将其称之为“旧制度”。是的，它已经成为“旧”的制度了，就连三级会议也不可避免地走向这样的命运，但是导致这种制度“变旧”的原因却在于制度与结构发生了分离进而是不可调和的冲突。因此，推翻这个“旧”制度就成为一个必然的历史任务了。

有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认识，托克维尔对埃德蒙•伯克的批评是有道理的——伯克没有把法国贵族精神的消失与其政治社会结构的解体这一根源结合起来。法国当时像很多国家一样，正逐步走向全国性的政治统一，以中央政府的治理形式替代传统领主行使的政治、行政以及司法职能。但是，他们在中央集权制形成的过程中却以摧毁政治社会结构为代价，结果使得社会不再产生习惯，法律失去了其主要的经验来源，被迫采取基于自然神论和理性主义的实证主义立法方式，转向了中央集权对社会进行控制的治理方式，结果因为政府行政能力不足，导致社会治理失当，而社会已经丧失了自我矫正与自我疗伤的功能，因为民众已经个体化了，变成了一群乌合之众。也就是说，社会组织能力决定了社会治理能否奏效。

三、转型危机的根源：政治社会结构基础的流失

徐湘林将社会危机区分为“转型危机”和“治理危机”，从而把造成社会危机的客观性和主观性因素分离开来。这种二分法可以作为我们认识社会转型困境的框架，这有利于廓清我们对社会转型危机的认识，特别是那些被人为地夸大的或被掩盖掉的社会危机。在此基础上，我们还需进一步追问的是：既然社会危机可以区分为转型危机和治理危机，那么各自应当有着自身的逻辑性，如此，问题可以转化为：转型危机的根源是什么？治理危机的根源是什么？

徐湘林在“转型危机与国家治理：中国的经验”一文中，首先围绕“中国模式”以及“中国崩溃论”问题进行了理论上的梳理，指出：“为了判断国家治理是否具有适应性，我们也有必要在理论上区分两种不同的危机类型：转型危机和国家治理危机。”进而对转型危机与国家治理危机的概念和性质做了区别：

“在这里，转型危机主要是指经济和社会层面的，包括两个基本特征：（1）经济和社会关系发生重大结构性变迁从而产生了大量的经济和社会的矛盾和冲突；（2）这些矛盾和冲突不能在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自我矫正，需要国家通过各种治理手段进行干预。根据这两个特征，转型危机的发生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原有的经济-社会关系的急剧变化严重冲击了人们习以为常的传统观念和行为方式，以及打破了原有的经济—社会关系的相对均衡，从而在人们的经济和社会交往中产生了大量的矛盾和冲突。在第二个阶段，当这些矛盾和冲突不能在经济组织、社会群体和个人之间得以化解时，国家干预就成为解决问题和控制危机的必要手段。而国家治理危机则是指作为治理者的政府（国家）在特定时期无法有效地对社会矛盾和冲突进行控制和管理，进而严重地影响到政府统治能力的一种状态。国家治理危机也包括了两个基本特征：（1）其危机不是指由某些重大事件引发的政治紧急状况和不稳定现象，而是指国家治理所出现的体制性困境，即多方面的和大范围的国家治理职能的衰退和弱化；（2）国家治理体制存在着不可克服的严重缺陷，而且体制僵化自身无法进行有效的调整。根据这两个特征，国家治理危机的产生也可以有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经济-社会转型产生的矛盾和冲突开始超出现有国家治理体制所能发挥的能力，国家治理体制的部分功能不能发挥作用。随着体制外社会压力的不断增加，原有治理职能的体制性衰退，国家主动地或者被动地进行了治理体制改革。在第二个阶段，国家治理体制在不断增加的社会压力下不能有效地自我调整和适应治理功能的转型，或者在快速改革和政治重大变革中能力急剧弱化，从而出现了严重的决策权威和行政执行力的系统性危机。”[13]

在这样的概念区隔中，我们注意到，转型危机是由于经济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迁造成的，即在一个可以观察的历史时段内，社会发生了明显的结构变迁，而这种结构变迁导致了社会矛盾的冲突。所以说，对转型危机和国家治理危机的概念区分是一个非常必要的工作，有利于深化这些问题的讨论。

“托克维尔困境”告诉我们：当社会结构基础发生变化的时候，政府进行变革的动机变得危险。因此，可能并非是因为这个政府变坏了，而是存在一些政府不曾察觉的客观因素，比如政治社会结构基础的流失。我们往往会有这样的错觉：认为一些现代化的举措会在短时间内让民众的生活质量发生改变，是利大于弊的事情。但一般情况下，实践结果却是相反的，往往会引发社会问题，比如现在的校车问题、学生营养餐问题等等。

在探索社会转型危机的根源之前，我们还要先解决一个问题，即社会转型为何引发危机？当我们去比较后发社会的社会转型时，人们往往习惯将西方作为一个标杆，作为一面光亮的镜子，映衬在镜中的社会往往危机四伏，总觉得天要塌下来一般。然而事实上，即便是美国，其社会转型也有危机，难道美国南北战争不是一场危机极端化的表现么？北方工业社会模式与南方农业模式之间的矛盾不正是社会转型向何去的方向问题之争么？转型危机无处不在，《论美国的民主》所展现的是美国如何实现社会转型，但我们不能将其理解为对美国模式的刻意赞美，从而对美国社会转型危机的忽视。

既然是一种结构的重大变迁，而且导致了危机，那么我们可以想象，这种社会结构事实上发生了与正常社会演化相悖的演化路径，如果我们将偏向于现代社会的社会结构理解为更加有利于社会资本增殖的话，那么一种相反的社会结构变迁应该是造成了社会资本流失的路径，而导致社会资本流失的主要方式不外于政治社会结构基础的流失，或者说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社会丧失了必要的组织能力，难以挽回政治社会结构解体进而碎片化的命运。这种碎片化是以个体性表现出来的，即使在“二战”后的美国也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并且正威胁着美国现代社会的结构以及社会资本的保有。由此，帕特南在研究美国社区的专著《独自打保龄》一书中对托克维尔的观点进行了论述：“托克维尔观察到，‘只有通过人与人之间互利互惠的行动，才能丰富情感和思想、开阔胸襟、增进理解。’就像预防针一样，社区关系可以使人免于卷入那些充满脱离社会和放任不羁的个人的极端主义社团。过去四十年政治心理学的研究表明，‘远离社区、职业和团体协会的人是极端主义团体的主要支持者’。”[14]所以，我们注意到，被强拆的或者被征地而无家可归的人很容易走向极端，就像晚清那些破产的民众倒向各种会党一样。正是政府的一些治理方式让越来越多的人远离社区和团体。

四、治理危机的根源：制度与结构的冲突

徐湘林所界定的治理危机概念，指向的是治理主体本身的困境，即体制与制度性障碍以及政府组织能力的衰退。如果将社会这个治理对象加进来，就有利于我们理解这种困境的根源——既然转型危机使得社会出现分化，社会机构基础流失，那么政府自然要去整合它，防止社会结构基础的流失。政府能不能做到这一点？这就要求我们首先去寻找造成治理危机的根源。

社会转型过程中，政府所面临的困境往往是被动应付性的，例如我们注意到，当社会群体性事件越发增多时，政府不得不将精力转向维稳工作上，在财力、物力和人力上花费高昂的代价，而这些则是因为社会资本流失造成的成本进而转移到公共财政上的表现。一个财力还算充足的政府，仍然可以通过财政购买社会资本流失造成的坏账，比如通过增加警察以增强对社会治安的管理和对突发事件的控制，通过改善民生来稳定民众情绪。但是，一旦政府财力枯竭，当社会资本流失严重时，政府就会显得力不从心。从社会结构基础与制度变革的关系来看，制度变革需要与社会结构基础相适应，否则就会产生社会分化与整合的张力。这种张力包含两种情况，一种是社会结构基础流失与传统社会整合之间的张力；另一种是制度先于社会结构变革，通过制度整合社会结构。前者是我们常见的社会转型状态，后者主要表现在历史上的共产主义国家。但是这两种状态都是不稳定的，这种不稳定性就会表现出治理的危机。所以，政府治理体制和机制的障碍的产生可能是因为其制度设计落后或者制度设计过于超前，但两者所造成的结果是一样的，即政府的行政能力衰退。而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又往往采取社会控制的方式，更加压缩社会自我调节以及整合的能力，导致社会衰败的恶性循环。所以说，治理危机也会加剧转型危机，从而导致社会危机恶化的不可逆转。

由此便知，“托克维尔改革困境”首先是从社会结构基础的流失开始的，然后社会因为逐渐丧失组织能力，加之战争、饥荒等因素，底层社会民众脱离了传统社会组织，转向了极端团体中，而这也是那些团体所期待的所谓“越乱越好”的失序格局，对他们来说将极大地降低了社会动员的成本。一旦底层社会被极端团体所控制，加上一些主张革命的知识人的领导，革命就会迅速取代改革，这就是为何四川保路运动能够快速从群体性事件转变为政权革命的根源。

社会结构基础与制度变革之间的关系包含四种情况：

传统制度不变 传统制度改进

政治社会结构基础流失 Ⅰ Ⅱ

政治社会结构基础改进 Ⅲ Ⅳ

第Ⅰ种情况：政治社会结构基础流失，传统体制和机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像法国大革命前的社会（除朗格多克省）以及晚清新政前的中国社会状态就是这样，他们的政治社会结构基础流失严重，政府财力积弱，无法填补社会资本坏账，而政府运行的体制和机制障碍严重阻碍社会改革，因此整个社会的危机使得社会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第Ⅱ种情况：政治社会结构基础流失，传统体制和机制发生改进。清末新政开始的社会状态就是如此，法国大革命时期也是这样，其实是“托克维尔改革困境”的状态，这种状态下，就是政府最危险的时候。

第Ⅲ种情况：政治社会结构基础改进，但传统体制和机制没有改进。这是社会全面改革的前期状态，比如英国光荣革命前的半个世纪的经济社会形态，英国在商业、土地制度、思想文化、宗教民情等当面都已悄然改变，其政治社会结构的改进为其体制和机制的改革提供了基础。

第Ⅳ种情况：政治社会结构基础改进，传统体制和机制也得到改进。这是任何一个身处社会转型中的人们都期待的社会转型结果，即使是当下的全球危机，也是向着这个目标而努力，只是很可惜的是，政治家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所以，在社会转型中，治理危机也是常态，因为很少有政治社会结构与制度相适应的时候，若制度设计落后于社会变迁的步伐，我们就会看到政府总是阻碍着社会发展，政府就会显得保守；若制度设计超前于社会变迁的脚步，我们又会看到政府喜欢插手社会的方方面面，总想着让社会发展能够快一点，但往往是拔苗助长。这两种方式都是不利于政治社会结构基础的发展的，往往酿成治理危机。

五、关于中国，关于当下：该如何破局？

从清末开始的社会转型，直到新中国成立这一阶段，我们在完成两个历史任务：一是对社会进行重新组织；二是寻求与新的政治社会结构相适应的制度安排。但是，当选择社会主义制度以后，我们的政治社会结构就明显表现出不足以支撑这种文明的形式，尽管建国后的前三十年，人们一直在探索，但都因效率低下甚至损害生命而被予以否定。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转型采用“摸着石头过河”这种经验主义方式，政治社会结构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这种变化却又反过来突出了制度设计的不足，这再一次暴露了与一百多年前同样的问题，即我们的社会组织方式还不足以承载过高的文明形态。由此造成越来越多的人被抛离出这个文明体系之外——个体的无助感正在集聚，慢慢吞噬掉对人们改革的认同感以及对未来的信心。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多，底层抗争方式越发激烈，表明我们的社会转型危机已经到了一个必须要正视的时刻。就像一百多年前甚至一千多年前一样，我们需要为新的文明提供必要的组织方式，否则文明本身将以资本流失的方式解构这个社会，导致其不断衰落进而被拖入混乱的自然状态。

而当下，全球正遭受着层层危机席卷的浪潮，从金融危机到欧债危机，然后是一些热点地区的社会冲突，还有等待我们的更深层次、更广泛的社会危机甚至是政治危机。越来越多的人承认全球政府的一些公共政策是失败的，越来越多的人感到，我们到了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境地。现代化在某种程度上反过来毁灭了我们的科学，几乎所有的学科都变得脱离了实际，不再像1000年前或者工业革命前那样通过知识引领时代，相反却显现出极端的知识贫困。知识的技术化会不会产生新的“李约瑟之谜”呢？这是需要我们去警惕的事情。所以，这次全球性危机也是知识拯救自身的契机。

其实知识很简单，它是一种衡量这个世界的标尺。我们的知识告诉我们，这个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社会转型阶段，因此无非是社会转型危机与治理危机集中爆发的时代。如果我们认清这一点，那么破解这个难题，走出目前的困境或许是值得期待的事情。

既然政治社会结构基础流失是社会转型危机的根源，那么我们就要去促使其基础不断稳固，即形成钻石型的政治社会结构。我们研究一个物体的物理性质，往往从密度、体积、导电性和导热性等方面研究。类似的，一个社会如何变得强大，变得更有分量？当然也应从政治社会结构的密度和体积（规模）上着手。所以社会学里总是强调要扩大中产阶层比重，形成橄榄形社会，其就是着眼于社会主要群体规模的角度。但是相较于政治学的认知来说，还显得不够，还没有抓住本质，一个拳头大的黄金也比一口袋的泡芙重得多。所以说，在扩大中产阶层的规模时，更要注重整体政治社会结构密度的提高。这个政治社会结构密度其实就是社会资本的价值。

在欧洲近代时期，不仅仅是生产组织的广泛出现，宗教改革、社区自治与发展、行业多样化以及城市化等同样带来各类小共同体的发展与繁荣，这些都成为政治社会结构的组成元素，这种结构比以多数个体构成的社会显得更加紧密，社会资本不断增殖。可以说，现代社会超越于前社会的最大标志是：政治社会结构密度的不断增加。从这一点上来说，纯粹的公民教育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行为，难以收到效果，对人本身的启蒙充满着乌托邦的想象。

如何增加政治社会结构的密度呢？那只有从结构本身的变化着手，具体地说，就是从小共同体的数量以及相互间的关系变化开始。从全社会看，小共同体吸纳了社会中多少人，每个人参与了多少小共同体以及小共同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如何等共同决定了这个政治社会的结构密度。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密度远大于封建社会，同样，社会主义社会的结构密度也应远大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密度的变化是政治社会结构变迁呈现给我们的可以观察的客观存在。

罗伯特•帕特南在《独自打保龄》中指出：“关于当代公民技能最系统地的研究表明，美国工人志愿团体和教堂为锻炼公民技能提供了最好的机会，甚至对于专业人员来说，这些团体在培养公民技能方面所起的作用也仅次于工作场所。宗教团体、文艺团体、青年团体以及互助会的三分之二或者以上的成员通过做演讲或主持会议的方式锻炼其公民技能。特别是教堂，是为数不多的留给低收入、少数族群和各种族弱势公民学习与政治相关的重要机构之一。这意味着，这对那些以平等主义为价值的人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些机构，美国政治中的阶级偏见将会严重得多。”[15]帕特南曾对意大利进行的研究（《使民主运转起来》）也得出了类似的认识。帕特南始终关注美国社会衰退的问题，其研究的结论正好支持了本文的论断，也从反面证明了政治社会结构密度的重要性。这给我们的启发是，社会治理的核心任务在于促进政治社会结构密度的变化，即通过对小共同体的法治化培育，将人们不断吸纳其中，以促进人与人的交流，通过结构优化提升社会资本。同样，应对转型危机带来的挑战，不妨从社会结构优化着手，通过法治的形式促进各类小共同体的成长，包括企业、协会、社区组织、宗教团体、志愿组织等等，借助于人的流动性，使得很多小共同体彼此交叉，紧密联系，从而改变政治社会结构的形式。

作为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组织者，政府需要承担起必要的职责，以应对社会转型的危机，既然其声称可以落实正义一元论，并在国家构建的时期对正向性正义进行了落实，那么他们更有责任对可回溯性正义予以落实。也就是说，通过社会治理实现政治社会结构的优化以及进行相应的制度设计——但主要是依据自下而上的社会管理经验而不是构建理性主义政治安排。

转型社会中的政府，最为重要的两个政治责任就是：以实现立法正义为要求，不断完善制度体系，促进小共同体的法治化培育；以实现司法正义为要求，回应底层需求，构建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底线。做到这两点，便是从政治社会结构与制度安排两手去落实，以弥补一百多年来我们社会转型的先天不足。托克维尔笔下的“有教堂的开放社会”其实就是一种非常合理的现代政治社会结构，无论是经济组织、行业协会、志愿团体还是教会等等，都保持着不同程度的开放性，为平等的实现提供前提条件，再通过小共同体之间的自主交叉，实现人的身份的平等，并在制度上体现为宪政的框架设计。

中国面临的困境包括：没有现成的可供参照的社会转型案例，因此有人主张探索“中国模式”；中国还未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国又面临着全球目前向下一个社会转型的任务；中国还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少子老龄化危机。所以说，中国的社会转型道路将是何等的艰难，加上历史遗留问题，稍有不慎就会发生社会转型中断。这也是为何维稳成为政府的一项纠结的工作——社会究竟是刚性稳定还是韧性稳定（于建嵘），事实上取决于这个社会能否把绝大多数的人组织在多样化的小共同体中，一旦社会无法做到这一点，甚至将越来越多的人抛离出政治社会结构之外，那么，政府的宏观政策将难以惠及到这部分人，也就形成了政策执行的偏离，甚至产生特权的制度化形式，哪怕是对于个体的深切关爱，都可能转变为那些被疏离的群体对政府直接的仇恨。

中国目前还有一个潜在的危机，就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村落共同体再次解体，政治社会结构基础流失严重，校车问题仅仅是表象，撤村并校也只是村落共同体解体的动因，问题在于直到现在我们的政府还没有意识到这对于社会转型的重要性。而我们现在的宏观经济困境又源于我们落后的财经制度，所以宏观调控左右对冲，自我矛盾，终于发展到现在积重难返的境地。基于此，我们可以想象：中国可能不会发生金融危机、也不会发生财政危机，而是会发生因为政治社会结构基础流失导致的社会危机。从目前来看，种种条件都是不利于我们社会良性转型的，我们的政治社会结构与制度之间也表现出明显的不相适应性。所以，中国要想破局，必须要比西方发达国家付出更过更具智慧的努力，决不能像现在这样逐步逼近“托克维尔改革困境”。

围绕着这些问题，我们现在有很多争论，莫衷一是：比如“中国模式”与普世价值之争，也就是所谓的“中外之争”，这个问题争了一百多年了。还有就是保守与改革之争，即“古今之争”。这些争论本质上是不同政治社会结构之争，但这种争论在现实中已经分出了胜负，因为要想拥有现代文明，并且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拥有比任何国家更为合理的政治社会结构，以承载超越于他国的文明成果。

（黄帅、张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中国政府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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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封建社会”这一概念主要是从社会群体关系以及运行机制角度定义的，体现为政治上的分封关系以及法律上的权力与义务关系等；而“资本主义社会”这一概念则从社会生产的角度定义的，强调以资本为核心的工业化社会形态。

[2] 有关“正义一元论”、“小共同体”以及后文“可回溯性正义”等概念，可参阅张欢：“从正向性正义到可回溯性正义——兼以17世纪英国宪政转型为例”，载《法论》第25卷，法律出版社，2011。

[3] 具体可参阅：【美】伯尔曼.法律与革命（一、二卷）[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4] 有关于“石墨型社会”和“钻石型社会”的讨论，可参阅张欢：《近代的欧美政治社会结构考察：以小共同体的演进为视角》，硕士毕业论文，2011年。

[5] 相关理论研究可参阅：彼得•德鲁克.后资本主义社会[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

[6] 托克维尔著：《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序言第6页。

[7] 我们知道，“政府是一种必要的恶”，所以不曾有好的政府，但是托克维尔此处称之为“坏政府”主要是指其一系列错误的政策选择对社会和人们造成的伤害，其不再把对民众的关爱看成是上帝赋予的使命。

[8]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48页。

[9] 第四章标题。托克维尔认为：“我有机会研究了英、法、德诸国中世纪政治制度。随着研究的深入，我十分惊异地看到，所有这些法律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尽管各个民族彼此不同，很少融合，却有如此相似的法律，这不能不使我为之赞叹。由于地点不同，这些法律在细节上出现不断的、无止境的变化，但是它们的基础却到处都一样。当我在古老的德意志立法中发现某种政治制度、规章、权力时，我事先就已知道，如果仔细研究下去，也会在英国和法国找到本质上完全相同的东西，而我也确实找到了它。英、法、德三民族，只要研究其中一个，其他两个就更好理解了。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55页。

[10]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58页。

[11] 基佐著：《欧洲代议制政府的起源》.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6页。

[12] 详情可参阅：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附录。

[13] 徐湘林.“转型危机与国家治理：中国的经验”.载于《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5期。

[14] 【美】罗伯特•帕特南著：《独自打保龄》.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95页。

[15] 同上，第396页。

来源：《战略与管理》2012年第11/12期合编本

责任编辑：蒋湘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