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初，温州发生了“八大王事件”，经历反复博弈，改革坚冰开始消融。温州模式在襁褓中便要经受磨难，但那时的温州人勇敢地提着脑袋赚钱，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硬是闯出了一片天。后来，市场化改革的政策取向，让他们的模式得以逐渐合法化，所有的指导思想源于“摸着石头过河”。这是温州人上辈人值得诉说的一段历史，他们确曾助推了一个新的经济时代的到来，并在20世纪末将“苏南模式”比了下去。
可是现在，温州病了，而且看起来病得不轻，因为相对其它地方，他们遭遇了金融的困境。于是，我们就想为他们找原因，找对策。原因无非有几个方面：国际大环境、国内经济环境以及温州本身的问题。各种分析都是有道理的，全球经济恶化、国内银根紧缩、温州人贪婪了……目前，温州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所以有关于它的话题仍会继续，但是现在我们需要回过头来好好观察一下温州的问题，看看这个问题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
我们总会说，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但是呢，不这么做，立马又会转向根本问题，那无异于说，一个老太太发烧了，咱们不管发烧，而是告诉她，根本问题在于你年龄大了，免疫力严重下降了。那有返老还童的药方么？如此，我们的观察就会带来更严重的焦虑情绪。所以，本文标题首先提出疑问：为何受伤的是温州？意思是想提醒读者，有没有思考过温州问题的源头，即为何是温州先出问题？这才是关系到我们社会未来的话题，也是大家最为关心的——我们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包括温州本身何去何从。这便是医学中告诉我们的经验：倘若我们假设这个国家是一个完整的身体，那么一个小部位发生了疼痛，病变了，透露出这个机体出现什么问题呢？是温州发生了癌变，还是只生了个疮？这两个病变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前者主要是温州本身的问题，而后者可能是整个机体出现了大问题，只是暂时隐而未现。
所以，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者有责任为这个社会机体把把脉，像医生那样，从这一外在的病症判断这个机体是否健康。温州一直是市场化改革的排头兵，与深圳不一样，这里没有享受过太多“特区”政策的优惠，也就是说它更多的是自发的基于民营经济为主体的市场社会。还记得非典时的一个现象么？即那时体质比较差，平时易感冒的人，当其感染非典病毒时，更容易及早被发现，而越是身体健壮的，一旦染上非典病毒，其潜伏期较长，当病症严重的时候才会显现出来，反而为救治增加了难度。
这里便有一个类似的问题，我们再看一次经济危机的其中一条路线图：从美国的金融危机到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到中东和北非的社会危机。这场危机是从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地方萌芽，然后在市场社会中不断蔓延，而且蔓延的先后顺序以及程度与市场化程度成正相关，即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方越先出现问题。所以，温州相对国内其它地区，市场化水平是高的，但是相较于欧美还是低一些，主要体现在与市场体系相关联的法治体系和市场伦理体系不健全。不是说市场经济水平高的地区免疫力弱，而是体现其高度的敏感性。市场经济之所有优于其它经济形态，正在于其能够显现超越人智慧之上的灵敏性，如果人的智慧能够克服自身的这个弱点，计划经济才是可能的。所以，从宏观层面看，温州债务问题告诉我们的是：第二波经济危机的浪潮已经浸染到我们的土地上了。
那么，这些潜在的危机潜伏在哪呢？这就需要我们从微观的领域寻找。中国落后的金融体制，掩盖了很多潜在的风险，所以我们能看到的是银行总在跟企业以及地方政府进行博弈。温州债务危机肇始于中小企业经营艰难，而中小企业融资困难，使得高利贷盛行。这个问题几年前就被提出了，但没有被得到应有的重视，中小企业的利润率远低于高利贷利率，也逐渐低于银行贷款利率，所以中国的很多制造业领域一直处于通货紧缩的境地，这种境遇自本世纪开始就未曾改观甚至持续恶化。但是我们对宏观经济的判断总是相反的，于是中小企业率先支撑不住了，温州和东莞是中小企业集中地区，问题也就集中爆发了。
现在去救中小企业，就是一种短期政策，主要不是为了救活，而是稳定就业，期待经济大环境好转的那一天。但问题是，在现有利率不变的情况下，这些制造业还是通货紧缩的，因此这是一个黑洞。笔者在经济危机还在美国本土的时候，就提出中国应对经济危机的策略方向，那就是我们要重新审视区域经济中最需要的是什么？东部发达地区最需要的是发展机会的公平性，如果这个问题处理好了，就不会有温州问题了；中部地区需要的是发展机会的多样性；西部地区需要的是发展机会的内生性。指望中央政府救助地方经济危机，那很快我们就会看到中央缺钱了，陷入财政危机的泥潭，于是导致中央政府权威迅速丧失，等待我们的将是社会危机。
道理很简单，我们看，从美国到西欧再到地中海，政府救助经济的成本越来越高，说明社会自我疗伤的能力与市场化水平成正相关。假使温州依靠传说的数百亿元能度过危机的话，那么请问，比温州市场化水平稍低的某个地级市，需要多少资金救助呢？这样一种推理，将会佐证笔者以前的主张，即中国度过经济危机的希望在地方政府，只有他们都具有了应对危机的能力，才不会拖垮中央政府，否则我们将会看到先是企业陆续倒下，接下来是银行，然后是中央财政……因此，中央政府当务之急是要摸清中国制造业的实际生产状况，资金链状况以及是否真正盈利，如果不盈利，那就是在制造黑洞。我们需要在这个基础上，重新判断我们的宏观经济是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
如果我们将温州债务危机看成是一个特例，那我们可能失去识别它背后隐含的危机密码的机会，我们不要因为我们的迟钝和愚蠢而遭受更严重的惩罚。
2011-10-30
本文发表在《理财一周报》2011年11月4日，A1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