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美国次债危机掀起了第一次浪潮，自西向东，越过大西洋席卷了北欧，然后向东南方向蔓延开来。我们看这个过程，金融危机就像发生在海底的强震，然后引发了海啸，到了北欧国家突然变成了政府的财政危机，冰岛破产了；然后到北非与中东地区，海啸的破坏力更大，因为这里不再仅仅是财政危机而是社会危机甚至是政府执政危机。

上帝给美国三年多的时间，但其政府在应对措施上频频失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011年下半年开始，美国政府自身又陷入债务危机——就是第一波时北欧国家遭遇的类似问题。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第二波浪潮将会更大，而且依然会沿着第一波的路径蔓延，所以北欧地区将出现社会危机，各种社会骚乱不断；而西班牙、比利时、希腊等国将彻底破产进入更加严重的社会危机中，最不安的地方将是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交汇且对移民问题长期处理不好的地区，我们自然想到法国的一些地区。第二波的“海啸”将会超越第一波时的冲击力，因此它会蔓延得更远，那么再往东部蔓延，就是远东地区了。我们不必为躲过第一次浪潮而感到庆幸，因为越是后来发生危机的国家，其情况会越糟。

人类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经济危机，一国之内的危机太多了，全球性的也有十多次了，中学历史教科书说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矛盾使得其每十年都会周期性的发生经济危机。当然这种说法是有待商榷的，我们只作为说明经济周期变动是常态。但是有些危机它不是纯粹经济危机那么简单。比如欧洲19世纪30、40年经济危机，引发了社会大规模变革，到1848年维也纳体系建立，这是绝对主义政治的绝唱；1857年美国爆发经济危机，两年后南北战争爆发，美国完成统一；1907年世界经济危机，几年后一战爆发，随后人类社会进入从化学向物理学转变的工业时代；1929年世界发生严重经济危机，几年后二战爆发，人类进入以物理为基础的工业化时代，社会组织方式发生重大变革；1987年“黑色星期一”，东方阵营在随后几年解体，历史“终结”。如果我们把这每一个经济危机发生的时间稍往后延长10年，我们就会发现，这些经济危机只是社会危机的前奏而已。

我们首先要从所有的经济危机中分判出这类经济危机出来，因为它们具有某种隐喻，试图要告诉人们，不要仅仅局限于经济危机本身。这次经济危机很明显就属于这一类，这也是为何我一年前就能指出经济危机路线图，即第一波经济危机浪潮的演化路线与表现形式。为何这种事情是可以预判的呢？原理就在这隐喻中。

我们随便取其中一个危机进行分析，都会发现他们有着共同点，那就是经济危机是社会结构调整的一种表象。比如美国南北战争，它是两种生产方式的竞争，但更是两种社会组织方式的竞争，北方胜过南方，是因为其代表了更现代的社会结构形式。因为南方种植园经济以及其政治社会结构强调对劳动力人身自由的限制以及固有结构的松散性，而现代社会恰恰与此相反，即北方所代表的不断结构化的政治社会形态。唯有紧密的政治社会结构才能支撑快速工业化创造的财富。这同样是1929年经济危机的根源，我们注意到1901年到1929年间的经济危机主要集中在金融领域，这与快速增长的工业社会人口和组织数量是相矛盾的——其无法为社会提供超越专业知识之外的大规模生产组织方式，因为那时的工业对专业知识要求很高，泰勒的科学管理事实上把工人限制在一种生产领域。工业生产本身的分工与管理方式阻碍了社会结构的调整，从而导致所创造的大量财富丧失了“资本的结构性”特征，于是产生财富的泡沫化。

这个问题是在二战中得到解决的，即人类找到了新的组织方式，使得生产袜子的工人迅速转变为生产战斗机的工人。这是人类第一次以组织方式的变革突破了技术性的壁垒，从而为更多的人提供就业机会——这不仅仅是因为工业组织数量和规模的扩展，也因为工作本身对工人的知识要求降低了。这事实上是社会结构变革的要求，即越是现代的社会越强调社会的流动性，显然，二战前的政治社会结构已经无法满足这种需求了。在生产领域，人口流动性增强，解决了劳动力结构问题，使生产组织可以不断规模化，同时我们发现社会组织也在变化，即很多小共同体因为人的流动性增强，很多人同时是几个小共同体中的成员，但是各个小共同体之间又不是由相同的人构成，于是小共同体具有了交叉性，这有利于政治社会结构进一步紧密，从而支撑更多的财富。所以，二战前后的社会，发生了这样的过程：从财富资本的结构性流失到新的财富资本结构性再造。当新的政治社会结构方式确立，这场危机便宣告结束，迎来新的发展时期。

当前这场危机的原理也是这样的，只需追问两个问题，所有人就会立刻明晰问题在何处了：一是，为何全球各个政府都在欠债，那债主是谁？二是美国制造业为何萎缩？第一个问题来自于我们对财富的计算方式上可能出现了问题，根本原因是我在前文定义的其丧失了“财富资本的结构性”特征，从而产生大量的虚拟财富。资本的本质是其必须与相应的结构保持紧密的关联性，而资本主义的每一次危机都是从两者之间的矛盾开始，又都以新的关系的确立结束。为何我们的减税没有效果？因为我们对财富进行了错误的计算。造成第二个问题的根源在于知识社会的来临，需要解决工业社会留下的一个重要问题，即产业工人边缘化以及让其重新融入的问题。美国制造业的衰败表明其在这一问题上的努力是失败的，这是其经济危机不断深化的一个重要根源。因此其金融危机和现在的债务危机就是由其财富资本的结构性失衡促发的，而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其政治社会结构需要变革，以应对更加频繁的社会流动性。这场经济危机的原理就是：这是一场从工业社会到知识社会变革的前奏。因此，直到我们找到新的社会组织方式足以提供财富资本的结构性以后，这场危机才宣告结束。

这时我们再回看文章开头的危机路线图，我们就明白了为何是这样的一种蔓延路径：从美国到北欧再往伊比利亚半岛、然后是亚平宁半岛以及北非，再到希腊半岛和中东。这个路线我们非常熟悉，只要倒过来看，这正是人类文明的演化路径，从希伯来文明、古希腊文明以及古罗马文明到今天的现代文明的中心——美国。考察这个文明演化路径，我们发现他们的政治社会结构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现在，从中东到美国，政治社会结构越来越紧密，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现在的犹太人还是过着疏离主义式的社会生活方式。这是经济危机的另一层面的隐喻，这种隐喻在1929年的危机中已经显现了一次，只是我们太关注于经济危机本身而忽视这一点。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我们才能进一步预测未来的浪潮及其表现形式。

英国的骚乱不是偶然的，但是目前对这场骚乱原因的分析依然还是传统的一套，只能就是论事，最终沦为个案，对欧洲即将出现的普遍社会危机没有预警以及借鉴意义。因此，我们需要对历史上出现的一些危机进行全面研究，更要对现在的社会转型有清晰的认识，这样才能找到应对危机的方式，而不是像近几年这样病急乱投医。

2011-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