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的中国围绕着挺“民粹“还是反”民粹”发生了激烈的思想纷争，这种争端从某种程度上讲也可以被笼统地称为“左右之争”（当然下文的分析会清晰指出左右之争和民粹之间的异同）。在左右之争中，左派极力美化毛式民粹，一见到毛式民粹就不加分辨地一头扎进去；右派极力否定民粹，一见到民粹就不加分辨地一棍子打死。对待民粹的这种非此即彼、非对即错的态度是武断的，也是不够客观的。所以非常有必要立足中国国情对民粹问题做一番详细的探究。

1.民粹的心理根源（心理学根源）在于人性中追求爱心道义的天性和追求理性计算的天性

一个正常人身上都有两种非常明显的特征（或者说人性），一是爱心道义（情感），一是利益计算（理性）。理性和情感体现在每一个人身上，只是在不同的人身上情感道义和利益计算的色彩有轻有重。有的人显得更感性一些，另一些人显得更理性一些。由个人组成的大大小小的组织也自然既带有感性色彩也带有理性色彩。当感性色彩和理性色彩在个人和组织中的配置相对比较均衡时，个人和组织这时候就表现得既感性又理性，既不严重偏向某一方，也没有走极端，这是一种比较中道的情况。当感性和理性色彩在个人和组织中的配置不均衡时，个人和组织这时候或者表现得过于感性，或者表现得过于理性，就这样走了极端，失去了中道。这时候个人和组织就走向了民粹化。个人和组织过于感性和泛道德化形成的民粹就是一种泛道德化的民粹；个人和组织过于理性和功利形成的民粹就是一种泛理性化的民粹。

2.从认识论来看，民粹是一种高度简化问题的思路，这种高度简化到了对某些事情不假思索就信服的意识形态化地步，是一种绝对主义的一元论思维

无论是泛道德化的民粹还是泛理性化的民粹，都是一种高度简化问题的思路。这种简化是和一种“明确而又偏激的判断是否对错的标准“的确立相伴而生的。一种明确的、偏激的，或严重侧重于道德或严重侧重于理性的“判断是否对错的标准”确立的过程，就是不假思索地相信一些事情和一些知识的过程。这种标准一旦确立，再继续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时，就不会再对每一件新事物仔细考量和思考，更多地只是在为新事物分类并加以裁剪拼装，以求使之更加符合已确立的判断标准。所以无论是泛道德化的民粹还是泛理性化的民粹，都放弃了对知识的永不停息的批判和思辨，而是有选择性地默许一部分知识和理念不再接受科学的检验和考问，这样做的理由有的是出于对道德的敬重，有的是出于对科学理性的敬重。这一部分不再接受检验批判的知识和理念比其他知识和理念享有更多的特权，在当事人和当事组织的知识结构和理念体系中居于中心地位和指导地位。从某种程度上讲，这部分知识和理念成为一种信仰或意识形态。信仰这种知识和理念到了不假思索的地步，并用之作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判断标准，并对其他事物和知识进行随意的简化和裁剪，会妨碍个人和组织增长知识和正确认识世界，久而久之就会越来越脱离实际。所以无论是泛道德化的民粹还是泛理性化的民粹，民粹思维本身就带有反智色彩。更由于具有民粹思维的人和组织自以为掌握了绝对真理，形成了一种不正常的自信并严重排斥其它知识和理念，所以民粹思维也是一种绝对主义的一元论思维。

3.泛道德化民粹出现的社会原因在于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以及一部分人不愿意对此无动于衷的意识；泛理性化的民粹出现的社会原因是人们对正确的科学知识（理论）的渴求和崇拜

以上分析了民粹思维的人性根源（或者说心理学根源）和民粹思维在认识论上的特征，但是这种分析还只是一般性和抽象性的分析。有人一定会问：在社会现实生活中，民粹思维为什么会出现？又或者说民粹思维之所以出现在现实生活中的社会原因到底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还是要从社会的道德和理性两个方面来分析。

（1）泛道德化的民粹出现的社会原因

从道德方面来看，一个社会或多或少存在着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等问题，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处境不利的人在穷富对比和强弱对比中会自然产生对公平、平等的情感诉求，这种诉求来得很自然很朴素。而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人也出于对社会中下阶层的同情和对社会不公、贫富分化的不满，产生公平、平等的情感诉求。一旦知识分子的这种情感诉求和社会弱势群体的情感诉求相结合，使他们产生了强烈的想要改变现状的意识和行动，则一个社会就面临着走向泛道德化的民粹的可能。

对这种泛道德化的民粹思维，不能一概加以否定，而是要仔细思量。因为从产生“情感上的朴素的公平诉求”到形成泛道德化的民粹思维，中间还有一个过程，并不是说“情感上的朴素的公平诉求”就是泛道德化的民粹，二者是不能直接划等号的。对公平、平等的朴素诉求本身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过错，只是说这种朴素的情感诉求本身带有走向偏激的潜在可能。甚至还可以说的更直接一点，完全可以在学术上将泛道德化的民粹思维进一步细化分类，划分出轻度泛道德化的民粹、中度泛道德化的民粹和高度泛道德化的民粹。其中轻度泛道德化的民粹和“情感上的朴素的公平诉求”的民粹程度很接近，二者对现存社会状况的批评和对公平平等的呼唤，其实对社会的健康发展是有很多帮助的。如果只是笼统地给这种轻度泛道德化的民粹和“情感上的朴素的公平诉求”戴上“民粹”的帽子加以压制，拒绝正视这种思潮所正确指出的社会问题的话，相当于拒绝反思，拒绝批评，拒绝对社会不公现状的改良，相当于要求民众既不能指出任何社会不公的问题更不能想办法解决。这本身就是不对的。所以说轻度泛道德化的民粹思维和“情感上的朴素的公平诉求”并不是那种一见到就该打的洪水猛兽。但中度和高度泛道德化的民粹思维就非常可怕了，其反智色彩很浓厚，强烈地想用单一化的道德标准评价一切，只重视“公平平等”这一角度下的知识和信息，其它的种种信息和知识都被严重忽视。其社会破坏性非常大，人类历史上已经出现过多次由高度泛道德化民粹思维引发的灾难。中国曾经出现的极左思潮就是一种高度泛道德化的民粹思潮。所以不能不对高度泛道德化的民粹思维严加防范。

（2）泛理性化的民粹出现的社会原因

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呼唤着对应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可以说正因为社会发展中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就相应地存在着对各种解决问题的办法、知识和理论的渴求和探究。对问题的不同角度的认识和不同的解决办法形成了不同的社会思潮。不同的社会思潮之间并没有绝对的对错之分，而是应当在一种多元、包容的氛围中取长补短、兼容并蓄。这样的多元包容氛围才是中道的，富有建设性的，也只有在这种氛围之下才能真正找到相对比较优秀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一旦某一种思潮一家独大，越来越强势，以至于因为种种原因压倒了其它思潮，取得了绝对优势地位，则社会就存在着走向泛理性化的民粹的可能。因为某一种取得压倒性优势地位的思潮会自认为自己是唯一能正确解决社会问题的思潮，进而强化其一元化特征。对其它思潮的压制和对自己代表的思潮的越来越少的反思、越来越多的自信，会不知不觉形成对自己代表的思潮的不假思索的信任也即迷信。这种迷信忽略了很多其它的信息和其它的知识，是在以“知识、理性、科学”的名义阉割理性和科学，不知不觉使自己所掌握的“理性”和“科学”越来越狭隘，看问题的思路越来越简化，越来越教条化，由此就带有越来越浓厚的反智色彩。一种以提倡科学理性开始，以反智和反科学理性为结果的泛理性化的民粹思维就这样出现了。

对这种泛理性化的民粹思维，也不能不加分辨地全盘否定，也要细加思量。因为一方面要认识到，在不同的思潮和不同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之中，确实有一些更有效果的思潮和办法，不同思潮和不同的解决办法尽管都不是全部都正确，但总有一些思潮和办法的正确度高一些，有一些思潮和办法的正确度低一些。所以尽管不能有绝对的一元论和绝对的对错观，但相对的对错和相对的取舍还是应该有的，不能陷入绝对的相对主义误区。否则的话，人类针对社会问题所进行的对策研究还有什么意义呢，遇到问题时人的思考还有什么意义呢？只是说，在进行相对的取舍和相对的对错判断时，不能形成强烈的一元论和强烈的绝对主义思维，不能在承认某些思潮和某些办法更正确的同时，简单地全盘否定其它思潮和办法的价值，而是要带着一种多元包容的心态看待其它思潮和办法，从这些不同的、不一定很正确的思潮和办法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只有这样才不会走极端，才能既不陷入绝对的相对主义误区中，也不陷入泛理性化的民粹误区中。如上所述，轻度的泛理性化的民粹思维未必那么可怕，但那种高度的泛理性化的民粹思维则是要严加防范的。

4.民粹具有多面性，可以和不同的意识形态搭配后产生或好或坏的各种效果

由以上对民粹思维的分析即可看出，民粹思维本身带有一定的抽象性，并不能简单地加以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而是要视具体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由以上的分析也可看出，民粹思维并非只和“极左”、“毛左”相关，也并非只有“极左”这一种形式的民粹思维，实际上有多种多样的民粹思维，民粹思维的表现形式也有很多种。在没有和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结合之前，民粹思维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意识形态中性和抽象性，它并非天然地和某一类意识形态合拍，也并非天然地和某一类意识形态相冲突，民粹可以和很多种社会思潮和不同的意识形态相结合，结合以后的作用和效果是不确定的。例如民粹思维和法西斯主义的结合形成了德国的纳粹体制，民粹思维和法国大革命的结合产生了忽而民主、忽而专制的不确定体制。这一点已被很多中外学者指出，一部分国外学者和国内学者都注意到民粹思维的这种奇妙特性。

5.泛道德化的民粹和泛理性化的民粹在中国的主要表现形式

中国人思考问题时往往采用的是一种一元化思维，崇尚大一统格调，强调整齐划一，缺乏包容性；中国人的抽象思辨能力不足，过分强调经世致用；中国人比较趋炎附势，过分冷落失势者和离任官员（民众的这种丑陋心态使官员的心态更加麻木，更加缺乏良心，形成恶性循环）；中国人既迷信又什么都不信，例如曾经迷信枪炮和轮船，曾经迷信GDP，总是无法保持中道，动不动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中国人大多数情况下缺乏宽和包容心态，对待失败者的态度非常残忍和血腥，政治上的失败者在古代往往被满门抄斩（例如司马懿对曹爽家族的屠杀）。像西方那样胜利者当国家元首，失败者可担任国会议员加以牵制的情况很少出现。即便偶尔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也只是过渡阶段的不稳定现象，无法成为常态，最终又随着更高水平的大一统局面的到来而不复存在了。

所以在认识中国的国情和问题时，一定要看清楚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的问题并不是只是中国官员的问题，不只是中国精英权贵的问题，中国的民众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中国的官员精英和民众都要对中国的问题负责。比如上面提到的官本位、权力本位和趋炎附势等问题，就不是只出现在官员精英身上，也不是只出现在民众身上，而是在官员精英和民众身上都存在着。民众和官员精英的问题是相辅相成的，二者共同形成了恶性循环。（例如民众和官员都有的趋炎附势心态，过分冷落失势者和离任官员，民众的这种丑陋心态使官员精英的像是看透了社会和人性，心态更加麻木，更加缺乏良心，形成恶性循环。）

所以从中国的国情来看，泛道德化的民粹就是一味美化百姓，一味妖魔化官员权贵，认为民众都是真理和道德的化身，而官员权贵都是肮脏的、可鄙的。中国古代的平均主义思想和近现代的极左思潮，都是用这种泛道德化的民粹思维看问题。这样看问题既不全面也过于偏激，终究没能真正解决中国的难题，同时对中国的发展造成很大的损失。

从中国的国情来看，泛理性化的民粹就是一味顶礼膜拜某一类知识，视之为科学和理性的化身，因而严重忽视其它很多知识，严重压制其它知识和信息的发展。例如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引进和高度信任，进而压制其它知识的发展，就带有强烈的泛理性化的民粹色彩。当然，中国人高度信任马克思主义除了带有强烈的泛理性化的民粹色彩之外，其实还带有强烈的泛道德化的民粹色彩。但是这个问题不是本文的中心，由于文章的篇幅和结构所限，不方便在这里详细展开，接下来的另一篇文章会专文详述这个问题。

作者系传媒人士，民间学者，长期从事中国国情和中国改革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