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为“沟通比耍赖更适合钉子户问题的解决”）

浙江台州市椒江区殿后陶村地段，一幢4间的2层民房矗立于在建的路中央，其中边上两间屋子住着居民，车辆和行人只能绕行。该幢民房户主称，2001年村里拆迁后，他带着父母一住就是10多年，并在房子周围安装监控防偷拆。拆迁办表示拆迁补偿款已付，但协商多年无果。

从浙江台州的钉子户事件来看，政府与居民的沟通是欠缺的。所谓底层沟通，不是让被拆迁的居民去办公室畏手畏脚，胆胆怯怯，或者是直接到政府部门上访（如陇南事件等），而是需要政府工作人员，鞠躬尽瘁的姿态，以“人民的公仆”的理念，来主动下到基层，和老百姓一起商榷，做他们的工作，这样就会显得政府官员更加的亲民和尊重民意。

拆迁的背后是以政府利益为出发点的社会建设，往往按照城市规划，把存在“阻挡城市建设”的居民安排到另外一个地方。其中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土地被征用后的补偿。在不排除被拆迁户“坐地起价”的可能前提下，但是笔者认为，之所以被称呼为钉子户们的居民抗拆的主要原因还是没有得到一个合理的理由，故此心不甘情不愿的离开自己长期居住的地方。从人道主义角度上来说，执行拆迁的人着实有些“毁人家园”的味道，但是基于宋明理学之后，深受影响的当代国人，还是不太可能以“大局为重”的道理来支撑着整个市政建设。

就在中国城市化不断发展的进程中，被标签化为钉子户的居民们更多的是处于实用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姿态来考虑问题，“家园没了，什么都可能没了”，那或许就是他们最后的一种归宿，家园是熟悉且有安全感的地方。故此，在未得到合理理由和补偿的前提下，他们往往并不合作，加之政府官员也怕再出现类如“唐福珍事件”来影响自己的官位升迁，故此也就采取“耍赖”的形式。就如浙江台州的钉子户处理办法一样，你不搬迁可以，但是我（官员）懒得管你（被拆迁的居民），等到时候你想通了来和我谈的时候，我就可以处于上位，可以对你的要求进行“砍价”。或者说，干脆不再管，直接忽视之。这样的做法往往会让群众反感不说，还会对基层官员的信任感也大为降低。

闻名世界的日本成田机场附近的钉子户的处理办法就显得更加人性化。从上个世纪60年代初，日本政府决定新建“成田国际机场”以代替原有的“羽田机场”起，即遭到了当时所选地农民的激烈反对，直到1966年此事重新在内阁拍板，新机场所占地除皇室牧场所在地以外的近50%的土地，其余均从成田市三里塚地区的农民手中征收。但由于时任政府并未在决定征地之前与当地农民进行有效沟通，激起了当地农民的极大反感。由此，这部分居民就成立了“少年行动队”、“青年行动队”和“妇女行动队”，并未他们自己的利益展开与日本政府的斗争。但是，日本政府却并未对他们进行强拆。原因在于，日本政府于2001年修改的《土地征用法》规定：为使收购顺利进行，事前必须召开事业说明会、听证会，阐述建设理由、目的，说明设施概要、工期、用地补偿额等，由独立的“征用委员会”进行裁定，主要认定该项目是否属于公共利益而需征收。在确实无法与土地所有者达成协议时，才能考虑补偿后强制征用土地。也就是说，居民本身是拥有土地所有权的。而要侵占他者的所有权必须要经过法律的允许。反观中国，在进行土地改革后，一直为把这样的权利交还给农民，而是以集体拥有的形式。

而在1971年，反对者（被拆迁户）在写给时任日本首相佐藤荣作的题为《白骨的怨恨》的信中，表达了他们的这种愤怒。他们表示他们的目的不在于经济补偿，“如果你能够让我信服…就是不要补偿，我也会高高兴兴的把自己的土地财产拱手相让”。 这样就说明，在公民意识与世俗理想觉醒后，不仅仅是利益的问题了。被拆迁者在拥有土地产权（现代产权）的前提下，还是会配合市政工程的建设，因为这是对任何一位居民来说都是福祉。又有什么理由不去与政府合作呢？而日本政府解决这一问题，做的尤其好的一个方面在于，采用了对话的方式来推动了用地问题。对此可以得出，利用理性与温和的社会管理模式往往能够获得比强制性与暴力的行为更能解决问题，而不至于出现“自杀式反抗”或“以暴制暴”的惨剧发生。

任何一个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都会发生城市占用农村土地的情况，更何况市政建设中又怎么没有对某些建筑的调整呢？不合作并不意味着农民天生的“原始抵抗”（如静坐、绝食等）在作怪，而是在于利益与尊严双双受到他者的伤害。所谓不闻不问的拖拉处理法则往往把问题的解决推动不了，而政府官员需要做的是，转变为官姿态，多与钉子户沟通，走好“群众路线”，不伤害群众的利益才可能保存政府的权威性与合法性。采取所谓的软暴力，不闻不问，把最好的解决时机拖拉过去，往往得不偿失的是引来群众的规模性的抵抗。无论是以理抗争，还是以法抗争，后果将导致不仅仅是干群关系的紧张，还会导致社会管理陷入困境之中。而基于上文中的比较，那一种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也就不言自明了。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一日

作于兰州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