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中国当代艺术实践不仅牵动着全球艺术市场，也牵动着世界相关领域专家的问题意识。当代艺术实践以其多元化的结构和形态，在国际文化交往中，特别是发挥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方面，扮演着越来越活跃的角色。那么，中国当代艺术在国家文化软实力战略中究竟具有什么意义？如何才能使经济、外交、公共传播、文化教育与艺术交流相互协调、共同构建国家文化竞争力？近日在厦门举办的“当代艺术与国家文化战略”学术研讨会就这些问题展开过热烈的讨论。

近年来在海外举办的中国当代艺术展，其数量已经超过了中国古代艺术展，当代艺术实践在世界重要博物馆和美术馆中占据了越来越多的展示空间。纽约新当代艺术博物馆资深策划人哥拉多·墨斯凯拉认为：“中国当代艺术是今天最激动人心的实践之一。”如何在当下全球文化秩序中理解中国当代艺术的意义，首先需要我们对当今世界文化秩序有个清醒的认识。

全球化不仅仅是一种事实，而且也是一种话语争夺的过程，因此，全球化是开放的，是可以根据中国的文化政治需求和国家利益予以型构的。西方现代性理论区分了第一现代性时代和第二现代性时代，第一现代性时代是西方价值与知识塑造的时代，如今，在第二现代性时代，中国将为世界提供何种可欲的价值理想，这是处于相对和平的第二现代性时代的中国知识界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然而，西方知识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我们思考该问题的障碍。事实上，西方知识并不能够解释中国，西方知识的意义在于提供参照，而不是依据。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世界如何理解中国，二是中国希望世界如何理解中国，三是中国是否可能并如何可能左右世界对中国的看法。

今天的中国希望世界如何看自己，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自己如何看自己。调查数据显示，当前中国的国际形象并不乐观，我们根据我们的意愿塑造自我想象的方向与方法也值得反思。如何突破旧有的外宣模式，开辟公共外交的道路？如何在中国形象的国际公关战略中发挥当代艺术实践的力量？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保守主义在中国当代艺术中的出现，不只是一个后现代主义问题，而是有关民族文化发展与文化生存空间的战略问题。这种历史语境的变迁为中国水墨画提供了机遇与生存空间。

目前我们的当代艺术走出去面临着一个悖论，即西方人原本强调艺术的自主性和审美性，但对中国当代艺术则强调其政治含义。这种错位其实是对审美主体的背叛，形成了一种对中国艺术政治化处理的惯性。因此西方所看重的中国当代艺术更多的是非主流的，甚至是反主流的。所以，如果中国艺术要想发挥其传播力，首先需要矫正西方对中国艺术的眼光，引导他们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期待。通过主流的公关渠道，抑或公共外交的途径，进行协商、交流、沟通，促进西方对中国艺术的理解。当然，我们对自己的艺术也要有更开放、更宽容的态度，而不是偏向于将这种艺术推向西方意识形态工具上去。此外，中国当代艺术走出去的困境还面临着一个西方所操纵的当代艺术市场。中国艺术走出去必须迎合西方市场。因此，我们在迎合和自主之间要达成一种共赢的状态。

60年革命、60年建设，120年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中国文化自觉的努力早就开始而且一直进行着。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康有为就提出过“地球一统”、“世界大同”的中国梦。中共十八大提出要开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的新局面”。因此，发展中国国家软实力，既是一种重建，又是一种创造。作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的当代艺术，应该有意识地把重建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作为自身的一项历史使命，在国际文化交流的创新机制中发挥积极的建设作用，成为增强国家文化竞争力的“巧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