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源记》虚构了一个“黄发垂髫,怡然自乐”“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和乐社会。三百余字的寓言,所以能诱人千古、余韵至今,魅力不在别处,在其想象力。
若能允许想象力再进一步:武陵渔人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结果找见了桃花源。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就不再需要想象力了。太守亲往巡视,设立建制纳入辖下,建立机构置官行政:厘田产、编人丁,课之征之;颁法令、挂人头,威之慑之;驻军队、筑牢狱,治安维稳;办蒙馆、兴庙学,教之化之;举孝廉、立牌坊,等之齐之;编方志、修青史,传之唱之……百废待兴,真真压力山大。太守发现荒蛮之地桃花源,恰如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怎能不夙夜在公、鞠躬尽瘁!很快,保长、税吏、协警、讼棍、神父、掮客、师爷、官妓、公知、刽子手等等一干边缘人才便会春笋逢雨应用而生。政经军法,科教文卫,一张密不透风的网款款落在了桃花源中,覆之盖之,裹之缠之,愈织愈密,越勒越紧……这张网,叫作什么呢?
若再允许想象力更进一步:后来闻讯前去寻访的,不是南阳高尚士刘子骥,而是2012年的一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当他施施然步入桃花源,漫步平旷阡陌,赏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闻鸡犬之声遥相呼应,睹黄发垂髫自由往来、愉快劳作——他必定要深情讴歌了:没有独裁专制,没有暴力强拆,没有化工污染没有上不起学的山区孩子,民主体制之典范啊!——体制?咦,似乎这里并没有体制?!可不,没有民主选举,没有多党执政,没有法治机制,更没有万能的市场经济……这地界分明就没有体制。桃花源里居然没有体制?桃花源里怎么可以没有体制!这简直是匪夷所思岂有此理!——2012年的这位中国公知一定要感到浑身不得劲了,好像桃花源的空气里缺少了一种叫作空气的东西。
没有了“体制”这个话题,整个2012年的中国知识界将要浑身不得劲。自贴“公共知识分子”标签的分子们,大都以“反体制”著名,以“反体制”赢得景仰无数。但一当他们走进桃花源,便会原形立现:原来他们反对的只是某一种体制,望眼欲穿的却是另一种更强大更符合全球化潮流的体制;原来他们并不是真的反体制派,充其量只能算作体制内的反对派;原来他们不但不反体制,并且离不开体制——一旦没有了体制,他们便要感到缺了氧一般浑身不得劲。
太守和公知们为什么对体制如此需求、这般热情?不能肯定太守是不是真的胸怀共产主义理想、公知们是不是真的心忧天下民主事业,能够肯定的是:太守和公知们的需求,不代表桃花源老百姓的需求;他们的热情,也一定不是桃花源民众的愿望。太守公知两类,在桃花源里是最不受欢迎的。所以渔人临别之际,桃花源人再三叮嘱:“不足为外人道也!”
不为五斗米折腰、不愿附庸体制的五柳先生高明就高明在:想象了一个没有体制的桃花源,让官学两路人马都不能找到。跟太守和公知们开了个大大的玩笑,也为今天困在体制牢笼里的人们留下了一线想象的缝隙。
陶渊明的高明,有如宗教。
无疑,宗教的现实并非桃花源。宗教非但不能逃脱体制化的铺天大网,而且从腠理到骨髓,早已渗透了体制的滴滴毒汁,如疮附体成为体制本身的一个部分。但我们这里试图讨论的,并非宗教的现实,而是宗教的初衷。不管伊斯兰的公知们如何汗牛塞栋、穷天究地钻研教法,建章立制,对伊斯兰进行仪式化、制度化改造,最终实现空壳化,把它变成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不管他们如何按图索骥、引经据典注释教义,引导伊斯兰与某种体制相适应,使之成为体制御前一名驯服的奴仆……无论如何努力,都不能改变这个宗教的初衷:原典古兰经,并未具体指导人类去建立一种什么样的体制,并不曾评论民主制或集权制的优劣;上帝的使者穆罕默德,一生并不曾致力于典章制度建设,更未留下什么体制范本,甚至在他的时代里,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教法学家。
宗教不谈体制,不是无能,亦非虚幻,更不是逃避现实矛盾,乃是要把人们的思考,导向一个更深刻的层面:人性。若是耽于体制之争而对人性避而不谈,才是真正的虚幻。言论自由好不好?好!但当享受言论自由的是一些趣味下流、毫无道德底线的人,《撒旦的诗篇》、《穆斯林的无知》以及层出不穷的辱圣漫画就来了,不知道穆斯林们还会不会欢迎这种“言论自由”;民主政体好不好?当然好!但当选举被操纵在少数阴谋家手里、政治被玩弄于金钱股间,亿万血汗钱被投入一场接一场的侵略战争,导致国力严重损耗,并最终引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时,不知道美国的千万失业者还会不会欢呼“民主政治”……如果愿意,可以把当今世界所遭受的灾祸与苦难一一罗列细数,看看究竟有多少是独裁政治所造成、有多少是民主国家所制造?至于那些将西方的发达、先进与500年殖民掠夺、整个第三世界的血泪史割裂开来,把欧美的民主、文明与两极分化、巨大不公分裂开来,无视鲜血淋漓的现实,只谈空洞概念的民主体制传教士,是卑鄙的宣传,不是诚恳的探索。
人性先于体制,人性决定体制——这是一个简单的体用思辨。所以宗教对于体制之争兴趣不大,而是引导人们把目光投向对人性的研究和剖析。一部古兰经,充满了对人性之恶的尖锐揭示:贪鄙,诡诈,辜恩,背叛,对金钱物质的迷恋和迷信,对权力的追逐与崇拜……难道这不正是贪腐、独裁、犯罪、战争的起因?难道这不正是毒食品假药物、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物种灭绝的根源?今日世界所忍受的罪恶与苦痛,有多少是丑恶的人性造成!宗教的初衷,在于劝善戒恶,教育人们认识本性,约束贪欲、管理人性,而不是教人用左手还是用右手吃饭。古兰经的末章,更直接指出:恶魔存在于人神两类。——恶魔并非都是青面獠牙看不见摸不着,作恶的体制,无论名之民主或者其它,便就是人间最大的恶魔。
崇拜民主体制的公知们也在谈“人性”:人性是自私的,因此不能依靠人来约束和管理,只能依靠完善的制度去监督和保证。——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理论。若说人性的自私唯有倚靠制度来制约,那么,指望本性自私的人类去发明制度来约束自己的自私,会不会是一场猫追尾巴、永无止境的制度建设游戏?体制何年何月才能抵达“完善”的境界?所以说,迷信体制万能一抹就灵的,不是认定人就是螺丝钉的傻子,便是瞄准了体制甜头的骗子。而真实的宗教,不仅在对人性的揭示方面与“拜体制教”有着本质的不同,它不回避人性之恶,也不像“拜体制教”那样假定人性纯恶;更为根本的不同,对于克制人性之恶的方案,宗教仍然把主动权交给人自身,信任人性之善的力量,鼓励人类发扬人性高尚的成分,以此抵制私欲——而不像“拜体制教”那样推出一个似是而非的游戏理论。
今天的中国人,人人都觉得自己活得水深火热暗无天日,但环顾世界,比起芝加哥、马德里、雅典那些头被踩在防暴警察坚硬战靴之下的失业抗议者如何?比起战火横飞、家破人亡的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叙利亚人如何,比起全民皆囚、此刻正抱着孩子的尸体欲哭无泪的巴勒斯坦人又如何?中国的公知,个个都以骂共产党为己任,不骂共产党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知识分子。是的,共产党确实有许多该骂的地方,但睁开眼睛看看:世界上最大的罪恶和苦难,是共产党政权干的,还是那些被奉为民主典范的国家所赐?诚实和公道是人的起点,也是宗教最重视的两样品质——丧失了这两样,谈甚么人格独立、争甚么体制优劣!
十八大前的半年里,左右阵营摩拳擦掌喊杀震天,开路的开路卫道的卫道,一时间帽子乱飞、棍子乱轮,直掐得一地鸡毛两败俱伤……甫待闭幕,左左右右们便自觉排队争相靠拢,短短一篇例行讲话引来多少蜜汁酸水,生拉硬扯、逐字解读,恨不能从每个标点符号里抠出些意义来……一副副投机者的真实嘴脸毕现无遗!前夕的那些义正辞严,原来不过一场押宝比赛。这哪里是什么体制问题,端的一个人品问题。
注视着话语T型台上丑态百出的表演,今日的社会,正如一个枣核造型的肥蠢婆娘——上帝的恩典、人民的脂膏,养肥了她腰间一坨叫作体制的赘肉。而所谓知识分子,便是粘附于这坨肥肉外表的丑陋皮肤。皮肤之一斑,便是冒宗教之名献宠体制的货色。及至今天,人类社会已经被体制这头魔鬼附体,何止章鱼八爪马陆百足,它已经控制了人类的精神理智,变成了人类本身的需求之一,并使我们沉迷于它所设计的体制之争游戏中,噩噩如醉汉,津津如甘醴。
世间本无桃花源,我们也回不到原始社会去,所以体制是赘物是病体也罢,毕竟现代社会已离不开它。但不究其实只争其名,尤其是放弃对人性的关注、唯迷信体制的万能,反用为体、本末倒置——不是愚蠢便是虚伪。教唆人性的私欲,恰是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最大特征。试图以法律杜绝犯罪,法律愈织愈密、愈密便愈露出千疮百孔来;指望体制保护自由,须知体制才是自由的真正对头。
宗教超越体制之争直指人性本质,非为把人类引向遁世自欺的桃花源,而是提示我们看破表面的假象,认识内里的真实,不要迷信骗子,不要崇拜体制;也是对知识分子的告诫:少争论些体制之名,多关注些人性善恶,领悟天道,体察民心,时刻监视并用言论的鞭子教训体制,才是知识分子的本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