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许多世界各地的进步知识分子一样，萨米尔·阿明对中国充满着令人感动的好感，并把他对未来世界的期许，寄托在这个到目前为止连他自己也不能完全看清其真实表情的国家身上。类似的“中国梦”，同样也遍存于包括欧美国家底层民众在内的全世界受掠夺民众之中。
当世界秩序持续加剧倾斜了至少五个世纪，作为秩序之一侧的资本主义完成了从商业资本主义到金融资本主义的三级蜕变，建立了对技术、金融市场、自然资源、媒体与通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五种垄断”的全球化运行框架，实现了“国际阶级”的基本固化之后，身处秩序另一侧的亚非拉（萨米尔称之为“边缘区域”）国家和民众，对于颠覆这个严重倾斜的世界秩序，除了期待对方体系的衰竭、崩溃（萨米尔叫作“内爆”）之外，同时也寄望于一个金融资本主义体系之外的新兴大国的崛起，与边缘区域建立起一个“联合阵线”， 来共同对抗美国、欧洲和日本所代表的“中心区域”；或者形成一个多极世界，来打破美国一极独大的局面，平衡严重倾斜的世界秩序。
这种“中国梦”，对于世界进步知识分子和边缘区域民众来说不是没有道理的。首先，在人类历史上，从来都是通过各种大致势均力敌的集团势力相互抵制来实现世界平衡、获得相对和平的。相反，一旦当这种势力抗衡的局面被打破，世间和平往往也就随之破碎。面对今天这样一个空前倾斜、美国单极独霸的世界秩序，若需从世界视野来寻求建立一个多极世界、实现世界平衡，谁也没有理由对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存在忽视不计。而中国的崛起，恰恰满足了包括新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世界反全球化运动对一个多极世界的想象。其次，从客体角度来分析，世界进步知识分子和底层民众对中国的信任和厚望，主要建立在他们对中国国家形象的传统印象之上。或者说，主要建立在中国的“历史形象”上。这个“历史形象”，大致包括这样几个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某种中庸的、宽容的、温和的而非极端的、狭隘的和攻击型的价值观，以及受此影响的集体思维方式。大抵这就是世界对于中国文化以及中国人的传统印象；与欧洲、美国和日本相比，中国在历史上尚未有过大规模的侵略战争或其它帝国主义行为，没有犯过类似“美洲开发”、贩奴贸易、殖民奴役等等世界性罪恶，中国的国际关系史是相对干净的；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毛泽东时代的国际主义外交方针以及建基于此的全新的、和平而自尊的国家形象，是世界人民对中国建立信任和产生好感的主要理由。
但是，所有这些理由，在今天看起来都呈现着不同程度的暧昧。
在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方面，今天的“中国文化”——叫“时代精神”更准确——究竟吸收、承续了多少这个古老国家自己的文化传统，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传统价值观的影响？在被包装成“先进、文明”的代表且攻势凌厉的资本主义普世价值经过三十余年的深刻改造之后，今天的中国人头脑中（价值判断和思维方式），还遗存着多少古典思想的成分？这都是可疑的。何况，当年用庚款余额培养出来的第一代“现代化启蒙大师”，已经不遗余力推广、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百余年，如今早已是徒子徒孙不知其几了——这些西化的头脑在今天的中国社会精英中占多大比例？理解传统文化对未来中国国家走向的影响力，这些都是需要研究的问题。（“中国精神”究竟是什么，在今天这是一个最有讨论价值的话题，此处不述。）而第二个“理由”，即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大规模的帝国主义罪行，实际上不仅与传统文化的影响密切相关，更是因为历史尚未提供这种可能。
而今天，事情已经起了变化。首先是高速增长的经济力量为中国的右转提供了物质可能。萨米尔自己也认为，中国走的是一条“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尽管他认为这是“不可跨越”的历史周期，同时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在设计上有别于其它国家并取得了“让人震惊的”成就），已“部分地完成”了被整合加入资本主义全球化体系，并且存在着全面加入资本主义全球化体系的强大倾向。这种强大倾向突出存在于今天中国的经济学界和媒体舆论界。伴随着“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对私营企业的开放”，出现了“一个新的、更强大的右派”。而它的代言人和吹鼓手，他们所从事的就是“一如既往地在不断壮大的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中激发对右派理念的支持”，通过舆论操控来制造社会共识，以此影响最高领导层的政策方向，从而塑造国家的未来走向。
操控舆论制造共识，在国际上始于1990年代金融资本主义全球化在世界上高歌猛进的阶段，在苏联崩垮、东欧剧变的背景下，“历史终结论”应运而生并甚嚣尘上。同一时期，中国开始“加入全球化并轻易地取得了出口增长和更高的GDP增长率。”这种现象，给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中国右派营造了一个幻想：沿着资本主义所建议的发展模式走下去，这种高增长率将会毫无障碍地长久持续下去；也为国内外资本主义代言人宣扬“顺应历史回归正常”、敦促中国彻底加入全球化体系提供了舆论环境。他们一方面竭力掩盖中国持续崛起与帝国主义中心国家捍卫一极霸权之间的根本冲突，另一方面致力于“资本主义将为所有人创造和平、民主和进步”之类理念的传播，推动中国社会发生“去政治化”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成功了：“共产党内的领导权已经基本为右派所掌握，并以去政治化和由其所引发的天真幻想为基础建立了其稳固的治理。”（萨米尔·阿明《中国2013》）但右派仍不满足于此，一条微博评论这样概括道：“……精英权贵等右派，是改革最大受益者，却天天干着推墙沉船之事。何以如此奇怪？……右派急于摧毁皮囊，以摆脱最后束缚，保全既得利益。”（新浪微博@老叶评论）
但抵制右转的言论力量在中国依然存在。在这个成分复杂、派系林立的知识分子阵营中，有被目之为毛泽东主义者的“毛左”，有自称并不同意毛泽东主义的“托派”社会主义者，更多的则是民族主义者或国家主义者。其中的各个论派的主张并不统一，有时候尖锐对立，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反对中国毫无保留地接受金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无条件投进美国麾下的全球化体系。——也正是因为这一共同立场，他们被笼统而错误地划为“左派”。本质上，这个知识分子群体只是一个个孤立的言论个体，他们之间并未建立起一个统一的联合阵线。最有意思的是，大部分信仰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理念的人，隐晦或公开地希望中国应当像美国那样敢于提出自己的世界霸权主张，走向外扩张的帝国主义道路——这与前面所提到的那种右派理念的唯一区别就是：打倒美国自己干。在这个小圈子里，已经在热烈地讨论着诸如“中国如何领导世界”的问题，一副跃跃欲试的架势。这种“中国梦”假如成真，则无疑将是世界人民的噩梦。而这种帝国主义知识分子所呈现的正是极右的狂妄嘴脸，却被奇怪地划作“左派”——足见当今中国的“左派”概念多么混乱！
更本土化、也可能更具代表性的言论群体的立场是：希望中国在经济上发达，在军事上强大，在国际上无为——不求霸权也不出风头，看好自家的门管好自己的事儿，为国民提供安全保障和幸福生活就好。他们对意识形态争论不感兴趣，对全球化不反对也不积极追求加入，一心只想过自己的富国寡民生活（这大抵上也属于萨米尔所说的“去政治化”幻想）。这种旧员外式的国家理想，在阶级上大多属于“中产”，在政治上大致属于 “中右”。如果乐于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有“中庸，宽容，温和”的一面的分析，那么就必须正视：这个文化传统里同样存在着深厚的小农意识。功利，自私，自保，短视，缺乏世界视野，英雄主义气质和理想主义激情向来是这个民族性格中所缺少的（毛泽东是一个极大的例外）。这就是本土化的“中右”所赖以产生的文化土壤。“中右”的声音因缺乏极端色彩而不那么吸引眼球，但在舆论场上的被忽视并不影响这种倾向对政治走向的影响力。
以上，大抵就是今天各类中国人的各色中国梦，至少代表无声民众世界之外的中国梦。而萨米尔·阿明所代表的“中国梦”——其实称作“梦”并不恰切，与其把它理解为“期许”、“愿望”，说它是一种忠告和警醒更准确——是从世界视野出发，基于对历史规律和全球现状的深刻分析，而对中国提出的一个方向性建议。
金融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就是在全球范围内追逐利益的最大化，疯狂破坏地球生物繁衍所依赖的自然栖息地，“非再生资源（特别是石油）的大量消耗，对生物多样性不可逆的毁灭，以及对生态系统的巨大破坏，最终将威胁这个星球上的所有生命。”（萨米尔·阿明《资本主义：已成为人类公敌的过时制度》）而这种利益的最大化，只是帝国主义中心国家的少数特权阶层利益的最大化，却要以80%的世界人口的贫困化为代价，特别是以几乎占世界一半人口的农民的贫困为代价。通过建立“五种垄断方式”的全球化运行框架，边缘区域人民卓有成效的工作被贬低，前所未有的不公平分配方案被确立；通过覆盖全球的军事基地和野蛮的战争手段，边缘地区民众的抗争被镇压，与社会进步相关的真正的民主化进程被阻断……作为资本主义捆绑地球、吸榨人类、毁灭世界的象征物，从早期密密麻麻的环球航线，到使地球遍体鳞伤的油气输送管线，再到今天覆盖全球的金融控制网络，最便于人们直观地认识全球化的可怖真相。面对全球化这一野蛮的、毁灭性的世界体系，边缘区域的人民在积极寻求一种人道主义的、替代性的世界体系，寻求建立一个联合对抗中心区域霸权的统一阵线。这既是亚非拉边缘区域的需求，也是中国自身的需求。
在萨米尔·阿明的分析中，身陷三重危机（也许还应该加上一重：信誉危机）在走向衰竭、彻底崩溃之前，尚有一段“晦暗的时间”。这一段黎明来临之前、介于资本主义之秋与人民之春中间的时间，将呈现为“妖魔鬼怪出动”的混乱和更大的野蛮。这种野蛮首先表现为战争。而战争将“主要是一场针对中国的战争”：“克林顿政府时期，不是布什，美国中央情报局就完成了一份报告，美国政府的目的是研究先发制人地对中国发动战争的可能性，用核武器消灭6亿人口，也就是中国人口的一半。”“我参考了《五角大楼文件》，它是由一位知名的美国记者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发表出来的，我见过他。这个材料非常重要，应该在中国出版并广为人知。还有在1991年，当美国对伊拉克发动战争时，一位叫哈萨内恩·海卡尔的埃及地缘政治学家——他完全不是什么左派——写了一篇文章，说对中国的战争开始了。他说，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不只是要催毁伊拉克并控制伊拉克的石油，而且还要建立一个覆盖中东地区的强大的军事基地，首要目的是针对中国，最终也会针对俄罗斯和印度。”（萨米尔·阿明 李北方《对话萨米尔·阿明：我们正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时期》）如果承认萨米尔·阿明的分析并非危言耸听，那么，加入针对帝国主义的南南阵线，推动建立一个抵抗金融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共同阵线，对于中国就不仅仅是一个世界大国的国际主义道义问题，而是一个事关自身命运的战略选择问题。
显然，今天中国社会精英阶层的“中国梦”依然是同床异梦——右派精英的“中国梦”与左派的不同，所谓“左派”的中国梦又各各相异。这似乎注定着萨米尔·阿明所代表的世界进步知识分子和边缘区域民众的“中国梦”恐难成真。何况，萨米尔·阿明对中国的理解和判断未必件件准确：大体来说，他对过去近一个世纪包括改开以来的中国历史的理解和分析是深刻、准确的，但他对于当前的中国现状和未来的国家走向、特别是对“中国进步精英”的政治影响力的乐观评估，事实上是无法令人乐观的。
但无论如何，萨米尔·阿明对中国的一个判断是可信的：中国人民拥有斗争的悠长历史和经验，“……如果是这样，我相信中国人民会非常非常快地做出反应。我不希望这些事情发生……”（同上）
我们也不希望。
2013.5.20
原载《环球财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