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穆尔西民族历史穆斯林对于正在加剧的新一轮埃及政局动荡，新闻评论说：原因是总统穆尔西支持一个由伊斯兰主义者控制的制宪机构，并宣布该机构不受司法系统的监督，由此招致了司法系统的愤怒，引爆了眼下这场抗议运动。
如果这种评论可以被看作是事情的全部因由，那只能说明穆尔西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蠢货。既违背了世俗民主的原则，也违背了伊斯兰的宗教原则。把法理上只对信仰者具有效力的宗教法律，向包含非信仰者在内的全体公民强行推广，这首先明显违犯了伊斯兰宗教法律的基本原则——恐怕连最教条主义的教法人士也不会否认这一点。
可事情并非这么简单。穆尔西所面临的窘境，远非新闻评论所说的那么单纯。就算穆尔西真的是一个蠢货，那么他也必须是一个蠢货——不仅因为他所面对的环境是一个制造蠢货的环境，还因为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只需要蠢货的时代。
导致了穆尔西今天所处窘境的，来自他的双重纠结：他背负着至少两百年历史所积累的沉重，同时又面对着一个无比强大而牢固的世界逻辑。他宣布要建设一个理想王国的复兴大厦，而奠基之地却是一片基本由负能量累积的虚土流沙；他想要改变世界逻辑所带来的种种后果，却试图沿着那个逻辑所制定的路径行进。
两百年的沉重一个人扛不动
马苏第的《黄金草原》里记载了这样一桩轶事：亚历山大城的灯塔上有一些能够监视海上入侵者并向居民报警的雕像，它们保护了亚历山大城从未受到任何来自海上的攻击。到了韦利德一世时代，拜占庭皇帝派遣他的一名奴仆潜入埃及，并获得了穆斯林们和韦利德一世本人的信任。这名奴仆通过帮助韦利德挖掘宝藏吊足了后者的胃口，然后告诉他“大地上的珍宝都埋藏在亚历山大灯塔底下”。于是韦利德便授命这名拜占庭奴仆率领士兵去挖掘宝藏。当亚历山大灯塔被拆毁了一半、观察外海入侵者的镜子被捣碎时，亚历山大城的居民闻讯骚动起来……但此时，拜占庭奴仆的目的已经达到，他趁着夜色乘坐一艘小艇逃之夭夭。而在地中海的对岸，拜占庭皇帝的舰队已经整装待发了。
这个故事极其重要。不管穆尔西本人、今天的埃及人以及所有的阿拉伯人是否从这个古老故事中得到过某种启示，亚历山大灯塔的故事都一直在重演着，特别是在最近的两百年中被反复地成功上演——不曾谢幕，从未演砸。
这里我们所说的“两百年历史”，是从1798年7月3日算起。
这一天，为了打通一条以埃及为踏脚石，经由新月地带直抵波斯、阿富汗、印度乃至整个东方的通道，终生梦想超越亚历山大大帝不朽功绩的拿破仑，兵分三路攻入亚历山大城。为报复守城者的顽强抵抗，拿破仑对城内无辜居民进行了疯狂屠戮，“连那些躲在清真寺的避难者也未能幸免”……
与亚历山大灯塔故事有关的内容是：拿破仑血洗了亚历山大城、勒索了巨额赔款之后，派人在城内到处张贴告示：“埃及人民：有人将告诉你们我来是为了毁灭你们的宗教的。这是一句明显的谎言，不要相信它！我来到你们面前是为把你们从那些暴虐者（马穆鲁克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我比马穆鲁克更敬畏安拉，更崇敬他的使者穆罕默德和辉煌的古兰经。告诉你们的同胞，法国人也是虔诚的穆斯林！……法国人一向都是奥斯曼苏丹的真诚朋友，也是他的敌人的敌人……”这就是历史上最著名的文献之一《告埃及人民书》。
美国历史学家小阿瑟?戈尔德施密特和劳伦斯?戴维森在他们所著的《中东史》中结论道：拿破仑入侵的确导致了三个后果：1．从此拉开了英法对埃及的持久争夺；2．摧毁了奥斯曼帝国穆斯林对欧洲的心理优势；3．削弱了马穆鲁克势力，在1802年最后一支英军撤出后造成一个权力真空。
——若能理解这一结论的历史意味，就不会反对：1798年，有足够的资格成为北非、西南亚整个穆斯林世界近代史的起点。若是允许以世界基本秩序和人民普遍觉醒状况作为历史分期的依据，可以如此结论：穆斯林世界近代史的下限，直至今天，仍未结束。
亚历山大灯塔故事的另一个剧本是：从1798年7月3日这一天起，埃及就再也不是埃及人的埃及，而是被一个顽固盘桓于这片古老大地上的幽灵所控制。从填补了戈尔德施密特和戴维森所说的那个“权力真空”的穆罕默德?阿里，到他的开凿了苏伊士运河的儿子赛义德，通过西化改革曾使埃及获得了瞬间辉煌的孙子伊斯梅尔，曾最早扶持过埃及民族主义力量的陶菲克……直到苏丹福阿德、法鲁克父子，直到通过军事政变推翻了旧政权、建立了新政体的纳吉布，在整个19世纪到20世纪50年代的一个半世纪里，无论这些“帕夏”、“赫迪威”、“苏丹”或者“总统”们出于情愿，还是做出过怎样的挣脱努力，事实上都从未能够摆脱某个欧洲国家的控制。回顾这一个半世纪的埃及，人们将看到：在追求民族独立的冲动与此消彼长的国内政治斗争中，法国和英国的影子交替着牢牢笼罩在埃及的上空，一刻也未曾散去。
即便是第一次赶走了外国驻军、在苏伊士运河战争中赢得了“当代萨拉丁”的崇高声望的纳赛尔，从他被共产主义阵营称作“贾马尔?阿卜杜勒?杜勒斯”和杜勒斯本人对他的众所周知的仇视中，也不难看出他的身后不过是多了一重操纵势力罢了（下文中将再次提到这个例子）。至于再后来的萨达特、穆巴拉克，就不需要多加解释了。而穆尔西出身的穆斯林兄弟会，诞生之初的英国军方背景，及其与美英情报部门之间的联系，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古老的埃及谚语“在埃及的土地上，好东西从不属于埃及人”，如一句神秘的法老谶语，诅咒了这个国家的命运。
在这个剧本中，欧洲老牌殖民主义势力，与其一脉相承的、今天由国际金融体系操作下的新殖民主义，相继扮演了亚历山大灯塔故事中的那个拜占庭奴仆。前者在使命完成之后从容撤退，后者迅速登陆替补，并在去年的解放广场运动、穆巴拉克倒台、今年的埃及大选以及随后的“制宪之争”等所有埃及事务中表现空前活跃。
亚历山大灯塔故事的第三个“拜占庭奴仆”：民族主义。
“在中东从西方引入的诸多观念中，没有一种比民族主义更为普遍和持久。这种意识形态或信念体系通常被称作‘现代世界的宗教’，很难加以界定。……对伊斯兰世界而言，民族主义本身是舶来品。”（小阿瑟?戈尔德施密特，劳伦斯?戴维森《中东史》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9月版）如果说19世纪以来，民族主义这一“现代世界宗教”在阿拉伯世界中完全替代了伊斯兰教，可能有些夸大其词；但若说在19世纪以来的阿拉伯世界里，在历次社会运动中，“阿拉伯民族”这面旗帜的号召力远远高于“伊斯兰”这面宗教旗帜，则毫不过分。在现实实践中，世俗民族主义又常常冒顶神圣宗教的名义出现，“阿拉伯民族主义事业被冠之以‘吉哈德’，民族主义的词汇常常将阿拉伯民族与伊斯兰‘乌玛’混为一谈……”（同上）
埃及毫不例外。第一个现代政党“华夫托”本身就诞生于民族独立运动、由一批最早的民族主义者组成。右翼集权性质的“青年埃及党”更是在民族主义的极端版本纳粹种族主义的启发下产生的。至于昙花一现的、阿富汗尼思想启发下的泛伊斯兰主义运动，不仅在后来的实践中比世俗民族主义表现得更相似于民族主义，并且在本质上就是一种西方种族殖民主义刺激下的反应罢了。20世纪的埃及，更是当仁不让地担任起了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领袖角色——从纳赛尔到穆巴拉克。世界上最早的民族主义性质的国际组织“阿拉伯国家联盟”，就是在埃及的发起下成立的，总部设在开罗。而穆尔西本人在大选中正是以“民族”的名义、而非伊斯兰“乌玛”的名义来号召选民赢取竞选的。但是，在历史尝试中，民族主义运动并未能拯救埃及，包括整个阿拉伯世界：“一些少数成功的瞬间，今天看起来犹如一片晦暗中划过的几道闪电……”（同上）
该到得出结论的时候了：两百年来，新老殖民主义势力和民族主义观念，这两个来自拜占庭的奸细深入地渗透了埃及的方方面面，包括各个社会领域和民众心灵：新老殖民统治下的失败记忆对国民心态的破坏，民族主义观念对社会基础的分裂；近百年殖民统治遗留下来的落后局面、以及由此导致的千疮百孔的社会问题，民族主义观念催生出的各种盘根错节的政治势力，特别是新殖民主义势力培植扶持下国内代理人……所有这一切，这就是今天穆尔西所立足的社会基础、所面对的政治环境，两百年的沉重。
全世界的逻辑一个人推不倒
我们不妨将穆尔西假设成一个胸怀大志、决心打破旧制度建设新世界的人，就像他自己在竞选口号和就职演说中所宣称的：推行一项全面的“复兴计划”，振兴国家经济、解决民生问题、提高国际地位……简言之，他要解决旧有秩序下产生的一切社会问题，实现国家的真正独立自主。——这就意味着，他必须要向制造了并且继续在制造着这些问题的世界秩序宣战。
显然，穆尔西执政之前的埃及，并不是埃及人所想要的埃及，更不是埃及人自己心甘情愿创造出来的埃及——而是一个新老殖民主义势力接力制造出来的埃及：从经济到政治，从内政到外交。而这个制造者所竭力维护的，就是西方霸权所确立的世界秩序。穆尔西要实现他所说的政治理想，他有什么理由不对这个世界秩序宣战呢？
但我们看到的是：从推翻前政权的“埃及之春”运动开始，埃及人所选择的就是今天这个世界秩序的逻辑：西方式的民主运动。——非但不是否定、打破制造了他们命运的世界秩序的逻辑，反而试图追求加入、加固这个世界秩序。这是一个革命运动的指导思想的问题。所以“埃及之春”实在称不上是一场正经的革命运动，充其量是推翻一个旧法老、迎来一个新法老——没有人意识到：制造了穆巴拉克的，正是他们在解放广场上激情高呼的那些口号背后的逻辑。
埃及因其多重文化传统，向来被西方学者称之为一片“悖反的土地”。今天，穆尔西正站在这片悖反的土地上，以更加悖反的方式，寻求他的政治理想。这是注定了要失败的。道理很简单：推磨的驴子想要从沉重负担下解放出来，就必须意识到：它真正的解放之道不是按照被规定好的磨道转圈，而是要从根本上否定“必须沿着磨道转”的逻辑。而穆尔西宣称所要改变的埃及，正是今天统治世界的这个秩序所制造出来的埃及。
将近100年前，就已经有人沿着这个悖论的方式走了一圈，并最终垂头丧气失败而归了：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杰出的埃及民族主义者赛义德?扎格鲁尔抱着高昂的热情，试图趁机推动埃及从英帝国殖民统治下实现独立。但他和他的战友们所选择的方式，是请求帝国同意他们派遣一支代表团（即华夫托党前身），前往伦敦向帝国陈述埃及独立的心愿。这一请求遭到当然的拒绝之后，赛义德们发动民众掀起了一场被称为埃及现代史上规模最大的民众革命，支持华夫托党、向宗主国施压。在革命的力量面前，英国妥协了：埃及民族主义者派团前去参加巴黎和会，争取“国际社会”支持埃及独立。赛义德们满怀憧憬：难道以支持被压迫民族政治权利而著称的威尔逊总统，会漠视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的政治权利吗？难道埃及不能像希贾兹阿拉伯人费萨尔（沙特阿拉伯开国领袖、以出卖穆斯林世界利益而著称于史）一样，有权在巴黎和会上发言吗？……但不幸的是，就在华夫托代表团抵达巴黎当天，美国政府就正式承认了华夫托正在寻求推翻的秩序——英国在埃及的殖民权利。
不知道埃及人是否听说过“与虎谋皮”这个成语并领悟其中的道理，但这个例子已经告诉过埃及人：以统治者的逻辑方式去向统治者乞讨自由，是注定了要无功而返的。显然，我们并没有从穆尔西为期五个月多月的施政实践中，看到他有任何彻底否定和推翻今天世界秩序的迹象，包括口号。与之相反，他对利用国际金融组织所承诺的“援助”和贷款解决民生问题充满期待，他积极寻求与美国的“新型”外交关系，他试图通过制宪的途径打击反对势力、为自己争取更大自主空间……所有这一切，正是他面对的敌人的逻辑方式。——对于穆尔西眼下所面临的窘境，国内居然有人评论说是因为他“没有重视民生问题”、“没有进行经济改革”、“没有向土耳其学习”云云，真是幼稚至极。
但是，如果把这一切全部归咎于穆尔西的愚蠢，则显然有失公道。
穆尔西的气质，他的学究出身，以及他背后的穆斯林兄弟会亲西方的资产阶级性质，都决定了他不可能成功。可是，如果我们假设，穆尔西确实敢彻底否定今天这个由西方霸权确立下的世界秩序，又将如何？答案同样显而易见：他只会在这个秩序的铜墙铁壁面前碰个头破血流、落个出师未捷身先死的下场。
理解这个结论，需要以世界视野来分析问题：环顾今天的世界，早已经没有了冷战时期的国际环境。冷战时期两极对抗下，复杂多变的国际利益关系的缝隙中，尚能容得下对帝国主义邪恶体系的种种质疑、否定，甚至对抗、推翻的可能，无论作为一个国家还是一场运动。而今天的世界，穆尔西不仅没有纳赛尔当年在苏伊士运河战争中所拥有的那种整个国际大环境，他甚至没有卡斯特罗、查韦斯等人所拥有的地区环境。1956年7月，纳赛尔之所以敢在大型公共集会上高呼：“啊，美国人！祝愿你们在自己的暴怒中窒息而死！”并且最终真的赢得了这场战争的完胜，挫败了以色列、英国、法国的联合进攻，捍卫了运河国有权，完全得益于当时的国际环境：苏联阵营的支持、以及美苏之间对阿拉伯世界的角逐。正如毛泽东在谈及埃及取得苏伊士运河斗争的胜利时所说的：“（纳赛尔）巧妙地利用了帝国主义国家间、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间、帝国主义和民族独立国家间的矛盾。”“（纳赛尔的）做法很聪明，他有时硬、有时软，有时用一种很和平的办法。”今天，世间已无纳赛尔——就算有，就算他再聪明，同样不可能取得1956年的胜利。
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里，通过西方赞誉颇佳的“埃及之春，”“民主运动”推翻前政权，又希望加入西方规定的世界秩序来实现复兴，穆尔西除了沿着一个悖论逻辑向西而求东，夫复何能？今天由西方规定的霸权逻辑，穆尔西一个人推不倒。因此，不管他真的是不是一个蠢货，他都只能做蠢货所做的事情。
但同样，失败是注定了的。
古老的埃及，以其文化和地理的双重特殊地位，历来被历史学家视作阿拉伯世界的心脏之地，也被穆斯林世界视为复兴的希望所在。但自从近代史上的两个“拜占庭奴仆”相继潜入之后，“亚历山大灯塔”就再也未能重新矗立起来——对于穆斯林来说，后者所象征的无疑是真正的伊斯兰文明。如今的埃及，正如《黄金草原》中那些古代诗人所咏叹：它的命运“随着尼罗河的潮水膨涨，任凭东风的摆布。”——只是今天，东风换作了西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