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我写了一篇《向世纪之交的“两会”进言》，交给参加第九届全国“两会”一次会议的代表、委员带到会上，希望对政治体制改革有所俾益。时间转眼已经过了7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仍处于僵滞之中，由于政治体制改革长期滞后，与7年前相比，当今中国因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所引发的社会病又有了更深入、更全面、更令人震惊的蔓延，政体改革确实不能再拖了。值2005年第十届全国“两会”三次会议召开之际，将这篇当年的《进言》一字不改地发表在燕南评论上，痴心期望能起到一些“警醒”的作用。

2005年3月5日

向世纪之交的“两会”进言

1、我谨以普通公民的身份衷心祝贺第九届全国人大、政协会议的召开！

2、这是本世纪最后一次大会，我和全体公民一样，对“两会”寄于厚望，期望世纪之交的“两会”能解决一些世纪之交的大事。同时，我也想借此表达一点普通公民的心声。

3、众所周知，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在它看来，没有任何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流动、变易、转化是辩证法的本质，也是人类社会运动的基本形态。包括经济体制、政治模式和意识形态在内都要或快或慢地经历辩证式的发展变化。

4、小平同志身后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但其中最珍贵的是他那善于把握时代脉膊、不断推进思想解放、勇于超越自我、超越过去的创新精神。

5、党的“十五大”开辟了解放思想的通道，但“十五大”并没有也不可能穷尽人们的思想解放，“十五大”以后，解放思想还需要进一步开展。

7、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有理由对一些命题提出自己的看法，比如，社会主要矛盾的命题。是否还能说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提出这样的命题无可非议，但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特别是卖方市场已转为买方市场的情况下，这样的命题究竟还有多大意义？再如，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命题。现在搞的市场经济对于传统的计划经济来说，意味着社会运行方式的根本转换，其中许多做法很难用阶段不同去解释。再如，所有制相对于社会发展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小平同志的“三个有利于”已从根本上阐明了这一点。重要的不是所有制的实现形式，而是什么形式的所有制有利于社会发展就采取什么形式。

8、但当前最重大的命题莫过于政治体制改革。历史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关头，中华民族全部历史的发展正在日益集中于一点，这就是要求政治体制的革新。

9、马克思在19世纪提出的一个经典性原理在当今的中国比任何其它原理都更显示出光辉。这个原理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动，竖立其上的上层建筑或迟或早地要变动，这种变动是完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曾经背烂了马克思这条原理的中国人多年来忙于经济，可能已经遗忘了它，但历史却没有忘记，历史的发展正在将它推向实践的前台。

10、如果说当今的中国社会存在基本矛盾的话，那末这个基本矛盾不是别的，正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特别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

11、当今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突出性就在于：随着市场趋向的改革和以市场为载体的现代生产力向各领域的渗透，一大二公的计划经济和绵延几千年的自然经济正在趋向解体，经济基础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前所未有的变化，一个多元开放的市场基础正在形成，经济民主化已是不可阻挡的潮流；而以政治体制为主的上层建筑改革却明显滞后，和新经济基础造成多方面的摩擦，延缓了经济体制和其他社会体制改革的深化，滋长了一系列社会病。

12、当今中国的主要社会病是：（1）腐败特别是权力腐败的蔓延。（2）由于公营资产、资源通过各种非法渠道流向个人手中，从而崛起一批显形或隐蔽的暴富者，导致两级分化非正常扩大。（3）在政绩驱使或投资攀比下决策错误造成的大浪费。（4）行政性的产业雷同规划、重复建设造成的大浪费。（5）地区保护主义对经济和环境造成的危害。（6）庞大的而且还在继续扩大的行政机构及其附属物对社会造成的压力。（7）下岗问题，相当数量的下岗职工是行政权力和企业管理权力结合腐败的牺牲品。（8）大量的行政违规和执法犯法问题。（9）争官追官风、追求政绩风、文山会海风、新老八股风、粉饰太平风、滥祭滥祀风、排场攀比风、浮夸迎合风、招待吃喝风、制造宏伟蓝图风、考察检查评比研讨等合成的虚浮奢糜之风对民族风气的毒化。（10）巨大的社会债务链。企业欠付、财政欠拨、单位欠资、银行欠众。（11）公众特别是农民权益经常遭受来自多方面的侵害。

13、这11种社会病都直接间接地源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源于不适应市场经济的传统政治体制。且因为经济基础的变动继续进行，经济体制的变革继续深入，对外开放继续扩大，经济货币化、交往商品化向社会各领域全面渗透，而政治体制及整个上层建筑的基本结构迟迟不动，反而由于某些考虑有继续加强之势，所以矛盾就愈益加深，磨擦就进一步加强，一些社会病就更趋严重。

14、这11种社会病中最严重的病症是腐败病，而其他病症都直接间接地和腐败因素有关，或只是腐败病的一种表现。当今中国腐败问题的严重性已不能简单地用“一个指头”、用“极少数”和“少数”等定量字眼去判断。综合各方面的情况，如果说的轻一点，腐败已蔓延到社会各个领域，现在很难找到有哪个领域不存在腐败现象的；如果说的重一点，当今中国的腐败程度可能达到了历史之最。

15、做出这样的判断根据是什么呢？根据就是，腐败的中心是权力腐败，建国以来几十年内我们建立和发展了有史以来也是世界上最庞大的权力体系，而这个体系的各个环节和部分都不同程度地染上了腐败病。

16、摆在世人面前的这个权力体系的庞大性就在于：（1）自上而下的行政机构从中央一直延伸到村（迄今为止大多数村的领导班子由乡镇定，区别只在于不吃皇粮），中央、省（自治区）、地（市）、县、乡镇、村共六级，这样多的行政层级是历史以来所没有的。（2）乡镇以上（包括乡镇）各级行政职能部门、官员之多也是历史以来所没有的，此外还有大量的准行政机构及其准官员，都拥有大大小小的权力。（3）到1996年，全国行政机关及事业单位已达到178.5万个（是营利性单位的48.7%、社会团体的32.5倍），吃皇粮职工3500多万，规模、比例绝对是中国历史和世界之最。（4）从中央到地方大大小小的官办企业（包括国有和集体）的经营管理人员实质上也是官员和准官员。古代的盐铁官营、近代的官办企业、外国的公营企业无论从数量、规模、覆盖面、内部机构设置上都无法和当今中国的官办企业相比。

17、从自然产品经济走向商品货币经济，在体制转轨、约束失控、信念失重的特殊时期，这样一个历史以来无与伦比的庞大的官权体系创造出历史之最的腐败几乎是必然的。

18、清代乾隆时，县衙门包括马夫、厨师、杂役等后勤人员在内只有一百几十个人，而真正能称为官吏的只有县令、教喻、训导、典狱、捕头等数人，县级官员只有县令一人。可利用权力腐败起来，老百姓便怨声载道。而现在一个县光几大班子的县级官员就有几十个，加上直属几十个部委办局（一般有50个左右）的正副首长和乡镇主要干部，能称为领导的现职行政官员就有500人左右，如果将准行政机构和企业负责干部都包括在内，可能多达千人左右，这还不包括内部科室干部和村干部。一个县就有这样大的拥有不同程度权力的官员队伍，在清代无法比拟的商品货币环境的腐蚀下，腐败起来社会后果会有多么严重！

19、单从屡禁不止的用公款大吃大喝、购买轿车风就可以看出在现有政治体制下腐败的严重和治腐的乏力。多年来，禁止用公款大吃大喝的文件下了有几十个（据报道有70多个），可公款吃喝的“辉煌”已达到一年近一千亿元，清理和控制购买小轿车的文件也下了许多，可在1993年，用公款购买公车的支出就达900亿元。而“希望工程”的捐款几年来累计也只有几亿元。

20、文山会海是另一种意义的腐败。毛泽东当年在延安批评的八股文，和现在的八股文比较起来那真是小巫见大巫。只要看看那无数不分场合、人手一份（与会者）、长而又长，从形式到内容都那么严肃、那么隆重、那么面面俱到、千篇一律、毫无个性和生气的讲话稿，使人感到这个民族简直是一个专门制造同样文字材料的机器人。

21、严格地说，这只是几种不能算是腐败的腐败形式。而当今中国腐败的表现形式真是五花八门，这仿佛是令人眼花缭乱的市场经济在权力领域的“辉映”。如果联系“一窝黑”、“一班蛀”、“官职大批发”、“贿赂大公行”、“五子大登科”、“吃喝嫖赌全报销”、“一个又一个的破庙富方丈”、“腐败分子在国有企业如入无人之境”等现象以及在社会上广为流传、机关干部也津津乐诵的那些腐败歌谣，让人觉得这个民族正在患上一种可怕的“腐败狂”症。

22、但不管腐败问题有多么严重，也不应该把责任归咎于哪个或哪些人，也很难说是治腐不严造成的，更不好说是封建社会和剥削阶级残余思想影响的结果，这是一种体制病，是传统上层建筑特别是政治体制不适应新经济基础的集中反应。

23、我们的政治体制从革命战争时期的领导体制脱胎而来。列宁认为这种领导体制是在革命时期政党不能公开化和充分选举的情况下实行的（见《列宁选集》第1卷347-348页）。主要特征是自下而上的集中统一，也强调民主，但着眼点是集中。建国后，这种领导体制又适应政经统一的计划经济要求扩展为整个国家的政治体制，由此生成由上而下垂直分级扩散、由下而上逐级高度集中、覆盖全社会的官权体系。

24、由于社会传统的延续性，这种政治体制及其官权体系对秦汉以来历代大一统政治和官僚体系有因袭性，结构运作有类似的地方，但就其庞大性、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性而言，则要远远超过历代官僚政治体系。

25、这种本质上没有超出传统政治体制而功能和体系的完备性、庞繁性又远过于它的现行政治体制，在具有现代意义的市场经济及其思潮的冲击下，在原有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和周围环境发生重大变迁的形势下，不适应是必然的，而坚持维系也就必然要滋生出空前的弊端。

26、由此可见，单是腐败的严重性就要求必须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现实已一再告诉人们，在原有政治体制框架中，依靠传统手段治理腐败已接近于缘木求鱼，治理的速度远远赶不上腐败蔓延的速度。

27、有人说，如果象五十年代杀刘青山、张子善那样多杀几个贪污腐败的大官，腐败即使不能解决也能得到遏制。持这种看法的不乏其人，但这种看法是幼稚可笑的。

28、当今我们所处的时代、当今的中国社会和刘青山、张子善所在的五十年代根本不能同日而语，腐败程度也不能同日而语，指望用杀鸡给猴看或多杀几只鸡给猴看的办法来遏制腐败那可是太有点藐视今天滋生腐败的社会条件和腐败的蔓延程度了。今天要从根本上治理腐败，必须从根本上消除滋生腐败的社会条件——无所不包的政治权力和无所不在的商品货币交换结合起来形成的那种条件。但要达到这个目的，除了改革政治体制外别无他法。

29、解决其他社会病的根本出路归根结底也在于政治体制改革。如行政性重复建设、地区保护、非经济的两级分化、盲目决策带来的危害、行政违规和执法犯法、各种虚浮奢糜之风、农民负担屡减屡弹等长期存在的顽症。

30、实现“两个根本转变”、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体制，也有赖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31、明眼人早已看出，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趋向于共识，各种改革不可能单独进行，最后都要归结到政治体制改革上。小平同志十多年前就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文选》三卷164页）。

32、现在许多经济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许多经济改革停留在经济领域已无法深入，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其实是政治问题，包括国有企业的改革，归根结底要受现有政治体制、政治观念的制约，而政治问题只能在政治领域解决。

33、小平同志在十二年前就反复强调：“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我们越来越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见《邓小平文选》三卷176-179页）。十二年过去了，我们现在更加感到这种必要性和紧迫性了。

34、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基本上采取的是“稳住政治、逐步放开经济”的改革战略。从一定意义讲，这个战略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是成功的。它保证了在社会稳定的条件下市场经济因素的成长，经济的增长、社会的繁荣和人民生活的提高，避免了苏东那样的急剧震荡，但同时伴随的副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35、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基本上是依靠传统的政治体系来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从一定意义讲，这样做在相当一段时间和相当范围内是成功的。如农村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就，农业发展和乡镇企业的崛起，国民经济总量的迅速增长。但传统政治体系的膨胀性运作对经济、社会的扭曲作用也非常明显。

36、现在就不同了，经过二十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的经济结构、经济基础已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结构、社会基础也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民营经济包括其经济组织在迅速成长，市场因素已渗透到社会各个方面，对外开放及进一步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的开放使我国走上和世界接轨的道路，人们的观念、行为方式、价值取向和十二年前相比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此情况下，依靠原有改革战略的副作用已越来越大，传统政治体系的运作对社会的扭曲作用也越来越严重，传统行政方式、政治观念包括政治信念已越来越难以适应社会的要求，政治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37、或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不是已多次搞过政治体制改革吗？政治体制改革不是一直在进行着吗？

38、是的，但迄今为止的政治体制改革还只是停留在表层，围绕机构设置和干部任用方式改进（引进考聘竞争机制，在县以下加大选举力度等）方面作文章，而且在机构改革上始终没有跳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圈子。部门越改越多，队伍越简越大，官职越来越毛，职能越变越空。

39、所以，政治体制改革不但需要加大力度，而且必须有新的思路。

40、我们说政治体制改革势在必行，是从革新政治体制、而不是仅仅从政府机构改革、职能变化和队伍精简方面说的。后者只是也只能在前者基础上顺理成章的实现。

41、如果政治体制改革不是革新或重塑的，就不但没有什么意义，不但必然要重蹈历次改革的复辙，而且必然在已经弊端丛生的基础上继续衍生新的弊端。如此下去只能加重对社会的危害。

42、革新政治体制不是哪个人的奇想，而是经济基础的要求，是促进和保护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很难设想在市场经济基础上保存计划经济的政治体制，很难设想根本改革经济体制而对原有的政治体制只作修改和完善就行，很难设想在经济走向民主化的同时能维持政治体制的高度集中化，很难设想经济走向现代化的同时政治体制仍然是传统化。

43、实行开放和继续开放，经济上要和通行的国际规则接轨，与此同时，政治上也必须和通行的国际规则接轨。不能设想只有经济的接轨而没有政治的接轨，不能设想经济上开放的同时政治上仍然封闭。

44、正如人类的经济发展具有共同规律一样，政治发展也有共同的规律，不能设想只利用共同的经济规律而能将共同的政治规律拒之门外。

45、历史地看，传统政治体制确有它的优势，而且发挥过很大的作用，但那种优势是在特定时期表现出来的优势，那种作用是完成特定任务时发挥过的作用。不能将特定时期表现出来的优势看作是能适应任何时代的优势，也不能将完成特定任务时发挥过的作用看作是能适应 所有任务的作用。

46、中国古代有句政治名言，叫做“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就是说靠武力得到天下，但不能靠武力治理天下。战争年代适用的方法和平年代不一定适用；同样，计划经济时期适用的政治体制市场经济时期不一定适用，因为时代条件和适用对象变了。

47、斯大林说过的许多话现在不能照搬了，但他有一句名言却仍然放射着光芒，即“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

48、所有这些进一步说明，对我们曾引以自豪的政治体制必须进行根本性改革。

49、从某种角度看，在要不要根本改革政治体制问题上，在对待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关系问题上，中国现在又面临着一百年前“洋务派”和“维新派”观点之争的局面：即“用”与“体”之争；“小变”与“全变”之争；“变事”与“变法”之争；“富国强兵”与“变更制度”之争。我们不能再重蹈一百年前改革的覆辙了。

50、那么，怎样从根本上改革政治体制呢？

51、根本改革政治体制的关键就在于变金字塔式的政治集权为制衡式的政治平权，与此相应，政治运作由行政压力指令型转变为民主法制合作型，将社会从传统的官权体系束缚中、将官员从传统的官场系统束缚中解放出来，建立崭新的民主政治结构。

52、改革的要点拟为：（1）改变党居于政府之上同时又参与政务的一元化领导、二元化行政的权力结构。党应还政于政府，从国家事务中解脱出来，通过管好党、推荐党员参选当政、监督政府来体现执政党的作用。（2）建立立法、行政、司法、监察四权分立及制衡的机制。（3）改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国民议会制度，议员要真正具备议政立法能力，能代表选民的利益。（4）改革选举制度。引入竞选机制，侯选人的产生、选举程序、选区的设立要充分体现国民的选举权利和意志。（5）改革新闻制度。新闻要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一元走向多元，允许发展民办新闻业，发挥新闻的言路载体和舆论监督作用。（6）重新为法制定位。法制必须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才能防止“权力利益化，利益法律化”的问题。（7）重塑中央、地方、基层的政治经济关系，合理划分治权、事权和财权，在保持国家统一、中央有足够调控能力的前提下充分体现地方和基层的自治权。（8）实行军队国家化。军队的职责主要是保卫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不受内外势力的侵犯。（9）打破传统的职业官制。由选举或组阁产生的领导官员实行任期制，任期终了或中途被罢免便不再是官员，不能再享受官员的待遇；而长期服务于政府部门的公务员也不再具有官员的身份，而是职业化行政人员。（10）发展公民性社会组织。如自治工会、农民协会、同业公会等。这些组织要承担一定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保护职能，充当公民与政府之间对话、协商、谈判的桥梁。

53、这些要点的提出都是从根本改革政治体制着眼的，不管这些要点本身是否有合理性和有多大的合理性，改革政治体制首先确定主体改革框架却是必须的，只有从主体架构入手才能从根本上理顺政治体制。其它改革如行政机构改革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能走出以往怪圈，实现突破。

54、改革党政传统关系、党组织从国家政务中解脱出来是根本改革政治体制的关键点。这一点不突破，整个政治体制改革就难以破题，高度集中的政治结构就难以打破。另外，我国的行政机构所以庞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存在着党的机关和政府机构两大行政体系。这种二元化的行政结构背离基本行政规律，违背政令统一的要求，在实践中滋生了很多扯皮和摩擦，还大大增加了行政成本。这个体系不触动，提高行政效率、精简机构也就谈不到。

55、政治体制改革是所有改革中最敏感的改革，而对其进行根本性改革尤其事关重大，是否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呢？这是人们最担心的问题，也是人们对政体改革能否深化心存疑虑的重要思想障碍。究竟该怎样认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呢？

56、稳定和改革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社会发展才是目的。不稳定固然要影响改革和发展，但是，如果不通过改革从根本上解决体制矛盾，不但难以推动社会健康发展，也难以求得长远的稳定。实际上，人们担心不稳定正是由于影响稳定的深层矛盾没有解决。从根本上说，稳定不是保持不保持的问题，而是怎样稳定和在什么条件下实现稳定的问题，长远的稳定只能建立在消除了深层次矛盾、实现健康运行的政治经济体制基础上。

57、人事问题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通过政体改革，政治人事要由自上而下的组织选拔人转变为由下而上的国民选举人，以及国民委托被选举人选拔人。随着这种转变，延续几千年的“人治”观念和实践也就行将结束了。

58、几千年来，我们这个民族走的就是选好人、用好人、靠好人治理国家的路子。“任人唯贤”也好，“任人唯亲”也罢，本质上都是这个思路，最后都必然归结为用人者的意志好恶和被用者的道德高低。而用人者的好恶和被用者的道德又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变化不定，所以几千年来充斥政界的大多是贪官污吏，许多原来的清官变成了贪官，不少明君最终还是变成昏君，连唐太宗这样有口皆碑的好皇帝晚年也没有逃脱昏昏然的命运。

59、建国以来，我们仍然延续了这种传统的选人用人路子。一个单位、一个企业、一个地区搞的好坏、发展的快慢就寄托在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特别是好的主要领导身上，这几乎成为一个普遍的充斥各种文件和材料的经验。可是多年的实践一再证明这种依靠选拔好的班子、好领头人的人事路子是靠不住的。因为第一，由于多种因素的干扰，由上而下的圈子式选人很难保证所选的人素质好。第二，人的素质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在缺乏民主机制的情况下，素质好的领导也往往会变的不那么好，而素质不那么好的领导则往往会变的更坏。

60、湖南省伊川县高山乡湖南村支部书记刘某，对一群拿着登有中央文件的报纸找上门来说理的农民说：“在湖南村我说了算……我这支书是党员选举的，乡党委任命的，跟群众没啥关系，你们有啥资格给我说这种话（即群众批评他的话。见《权力赋予论》潘多拉《中国经济时报》1997年12月5日）。

61、刘某这段赤裸裸的直白说明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即谁赋予我权力谁才有资格对我说话，权力的来源决定着权力的运用。刘某是党员选举、更重要的是由乡党委任命的，所以他支书当的好坏和群众没有关系，他没有必要对群众负责，群众也没有权力批评他，刘某用自己的语言给我们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政治课。

62、不从“人选人”走向“民选人”、不从“人治”走向“民治”，我们这个国家就不会走出当年黄炎培和毛泽东在延安谈论的历代兴亡的“周期率”；而不对政治体制实行根本改革，我们就难以从“人选人”走向“民选人”、从“人治”走向“民治”。

63、国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中华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既应当成为政治体制改革、也应当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最高标准。

公民 孟令伟

公元一九九八年三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