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公众对只鼓掌、只赞成、不发言、不批评的"两会"代表、委员很有意见。在中国，能有个直面官方的参政、议政机会，很不容易，如果还不好好利用，连张弃权票、反对票都不敢投，那真是浪费经济资源、政治资源。

因为公众太不满意了，所以会倒逼执政者和参政、议政者有所改进，再加上很多代表、委员也一直有话要说，只是迫于现行政治规则的压力，一直在憋着，很难受，也想找一些可能的机会把想说的话说出来。外在的压力、内在的动力慢慢地汇成一条小溪，缓缓地流到了公众的视野中。随之，公众的耳朵中也听到了许多有个性的批评声。

有个性的批评声多来自名人代表、委员。比如，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导演冯小刚十分尖锐地批评了"两座大山"：一座"大山"是电影审查，即审查电影的爱国热情、政治判断力和艺术水平，这让导演绞尽脑汁应付，而且还"每天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另一座"大山"是舆论压力，即社会舆论对于电影主题的极端批评。"两座大山"论，批评的是电影审查制度的粗暴和舆论评价的粗暴，把官方、公众、媒体三方都批评到了。冯小刚素有敢于发声、批评的"大炮"作风，这种风格在圈内有不小的影响作用。仔细阅读今年文艺界"两会"委员的发言文字，就会发现演员宋丹丹、成龙、张国立等人都受到了冯小刚的不同影响。

作家莫言在"两会"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腐败的问题，在国家来讲是严肃的政治问题，对作家来讲还是人的问题，人的欲望跟法规、道德、制度之间的矛盾，并不是说一个清官就没有钱财方面的欲望，也不能说一个贪官就完全不是一个人，就是野兽。实际上，人性的很多方面都是差不多的。"在此，莫言从人性的角度批评了那种非黑即白地描写、刻画小说人物、电影电视人物的简单做法。一个清官并非高大全、面面俱到，一个贪官也并非一无是处、丑陋无比。莫言还提醒公众注意，如今的时代是一个多元的时代，看待腐败、看待清官与贪官，都有多元的角度，政治有政治的角度，文学有文学的角度，人性有人性的角度。这是一个没法否认的社会现实。因而，看问题，不能仅仅单向度，否则就显得不够包容、不够有视野、不够有文化底蕴。

全国政协常委葛剑雄则连续多年在媒体上发布"两会日记"。3月10日，在题为《在政协说话要掌握边界》的"两会日记"中，葛剑雄不点名地批评了一些人对于政协功能与运转方式的知识欠缺。比如，他说，政协委员不是人民选出来的，而是政党协商出来的；他说，他不愿意在政协平台上去说"党官要由党费来养，不能耗费纳税人的钱"这个话题；他说，诸如宪法问题、中共是执政党、一党制、多党制等话题不能在政协内协商、讨论，只能讨论具体的问题，如"政府应该承担什么责任，怎么来管理"；他说，如果在政协中提出那些尖锐的声音，报都报不出去，就没有用；他说，既然到政协了，就表明服从了契约规则，就要认同现有制度，就要在现有的范围内说话。葛剑雄也批评了官方出版管理部门对于书号的控制，稿酬的规定不符合现有的出版市场规律。这种公开发布"两会日记"的方式，对于公众了解"两会"代表、委员的参政、议政情况很有帮助。如果能有更多的代表、委员也用这种方式，那就对中国的民主进步更有益了。

在政协经济界小组讨论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住建部原副部长郭允冲痛斥"拆建GDP"。他说，"城市建设就是拆了建、建了拆"，"这不但是浪费，而且是污染！拆下的水泥没地方堆，又成了垃圾"。他从节能减排、环境治理、经济结构调整的角度，对原有经济发展、城市发展的模式发出了尖锐的批评，还是让许多人意识到了今日中国生态环境恶化的严峻现实。

全国政协委员孟学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公务员涨工资、官员出书、官员读博士中存在的问题，发出了一针见血的批评。他说，"如果觉得公务员收入不够高，可以'下海'畅游去。" 他说，"我非常不赞成官员出书。还是多留点纸张，给孩子们印点经典读物。有些人，把助手帮着弄的讲话稿都收进去了。出书，谁看？靠这个树碑立传？现在提倡'低碳经济'，别那么浪费纸了。"他说，"有些人读什么博士？图虚名，招实祸。真想建议中组部把这些博士招来考一下。好几个贪官都是博士。我抨击不学无术、注水的博士。"孟学农确实点到了官员队伍中的存在的突出问题，只是不知道他对此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没有。

全国人大代表、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就在分组审议中，严厉地批评了"医闹"问题，杀死两名城管、重伤一名城管的夏俊峰，以及制造叔侄冤案的"女神探"，一板一眼，表明了严肃的政治立场、司法立场。

全国人大代表、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参加吉林代表团审议时，叫停了吉林省委书记王儒林的"念稿"发言，力批形式主义的会风。在政界，上级批评下级、要求下级，很正常。反之，如果下级要求上级不念稿，恐怕就做不到了。所以，王书记的批评带有上行下效的味道。

不可否认，在 "两会"上中规中矩的说话，才是代表、委员的常态。其中缘由不外乎以下四点：

一是参政能力有限，怕说错话而不敢批评。用演员宋丹丹的话说，"我不敢说，我怕说错话，又挨记者批"。确实，许多代表、委员对于自己的参政、议政职责缺乏应有的认识，而且没有经过专门的训练，没有基本的参政、议政素养、能力，怕说错话得罪领导、得罪同行、被媒体放大，所以最安全的方式就是"鼓掌通过"，"走走过场"。

二是想保住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荣誉称号，故不想批评。客观地说，许多代表、委员都是先经官方指定，然后走推选程序，才当上的，其中少不了关系、人情、利益交换。当了代表、委员，就像落得了一个荣誉称号，想保住它，就得踏踏实实地"走过场"。用胡润富豪榜的创始人胡润的话说，在中国获得了代表、委员的资格，就像在英国获得了英国女王颁发的爵士荣誉称号一样。

三是不能犯政治错误故不如不批评了。每个代表、委员都归于一个代表团、界别，都会收到团长、组长、召集人的专门指令，要求怎么说不突破框框，不犯政治错误。如果想说的话不被允许，不被报道，不被采用，说了，反而坏事，不如不说。

四是制度鼓励不说体制制度的"坏话"。通过议案、提案，按程序对具体问题提出意见、建议，不公开表达批评意见，不说制度、体制的坏话，是最常用的方式，也是最被鼓励的方式。

总的来说，形而上的认同（对中国特色制度、道路的认同）与形而下的批评（对具体现实问题的批评、建议）相结合，是今天代表、委员的发言常态。

如果代表、委员在参政、议政时，该讲话而不讲话，该批评而不批评，公众就会不满意。毕竟中国社会现在成绩与问题并存，公众的生活幸福指数还不高。如果没有这些代表、委员的批评，为公众利益发声，那公众只能通过其他渠道表示不满了，比如通过互联网表达不满。如果正规的参政、议政平台没有效果，其他平台必然兴旺。这也是执政者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发言中才会表态提出"三不"方针："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

即使在"三不"方针的宽松条件下，"两会"代表、委员的批评声音也是不太多，而且还呈现了几个不平衡的特点：一是政协委员比人大代表的批评程度要尖锐些；二是退到二线的官员代表、委员比在一线的官员代表、委员敢于批评些；三是一线的官员代表、委员发出声音时表达立场、态度，提出政策要求，比针砭具体问题数量多一些；四是上级官员代表、委员批评下级官员代表、委员更容易些、更直接些；五是敢于公开表达批评意见的代表、委员还是大大少于不公开表达批评意见的代表、委员。

基于以上现实，"两会"代表、委员要把批评时政的意见，落到制度改革的层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然而，这种来自官方平台的批评声音毕竟比前些年多了一些，也公开、透明了一些，应该承认它的进步。随着公众争取言论自由权利的力度越来越大，互联网平台的监督效力越来越大，以及代表、委员参政、议政能力的提高、担当精神的成长、利益表达的意愿增强，中国社会民主化的增量改革趋势必然会越来越明显，公民社会的发育成长必然越来越有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