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转型期所面临的困难是前所未有的，特别是对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在1992年苏联解体之后，所能够获得的发展经验几乎都是从“摸着石头过河”得到的。在萧功秦先生那里，从改革开放以来的这种国家全控主义的模式，被简单的定义为新权威主义。它最大的特点之一，也就在于“摸着石头过河”的这种试错性。当然，还包括一种渐进式的民主改革方案。
就在转型期所面临的种种矛盾背后，不仅仅是中国选择那一条道路的问题，而是这样的矛盾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什么？笔者认为，只有肃清本源，中国方可走出转型期的这种困境，（包括权力腐败，社会结构僵化，利益分配不均，医疗保障不完善等等）那么，什么才是根本问题，什么又是指引我们去“摸着石头过河”的基础？不用说，政治制度是形成此困境的最根本的原因。这也就意味着，所谓的政治体制不改革，那么在经济发展退步的时候，问题也就会出现（或者说是矛盾）一触即发，甚至是“井喷”的现象。
1949年10月成立的新中国作为“后发内生型”的国家，在借用“后发优势”的同时，当经济体制改革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特别需要政治体制改革与此相配套，从而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而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到底选择那一种改革方案来完成这样的现代化与工业化转型。在当今华人世界，主要有三种声音，其一，新左派的改革思路；其二，自由派的改革思路；其三，新保守主义的改革思路。
自称把握着“毛泽东思想”真理与精髓的左派与新左派，对“文革”与“人民公社”时期的平均主义非常的怀念，并且据理力争，只有回到那个时代，才可能消除当今社会弱势群体的“苦难”，才能够消解贫富差距，从而体现社会公正。他们对自由派的攻击在于，自由主义所主张的民主宪政是资产阶级的产物。而自由主义者往往认为，只有一步到位（毕其功于一役）的民主宪政，才能解救中国现代所遇到的种种困难。自由主义认为当人性一致的前提下，任何一种“好的制度”都可以在不考虑文化制度的前提下进行“复制”。普世价值也不例外。孙中山的实验就是这样的一种形式，而后果恰好又被严复所言中，袁世凯的称帝等等，都在“历史的反复”中得到了证明。而新权威主义代表人物萧功秦先生在《超越左右激进主义》一书中谈到，他在19世纪后期，研究历史的时候发现，袁世凯的称帝也有一定的好处，就是将整个进行碎片化的中国整合起来，从而将权威重新塑造。实然，作为“第三条道路”的新权威主义（新保守主义）主张的是，通过“开明的专制”，导致经济发展，再培育出公民社会，从而实现民主宪政。比较新权威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最终目的就可以看出，他们是一致的。而新权威主义的“过程”与自由主义是不同的。故此，自由主义者批评新权威主义的最核心的落脚点就在于，如何才能让权力者放弃自我利益，从而达到“开明的专制”。新权威主义者认为，在民国时期的二十几年内都是这样的一种模式，权力并未渗透到底层。同样，新权威主义认为，基于蒋经国先生在台湾的实验可以得出，主动的“让权放利”是存在可能的。但是，自由主义者往往并不这样认为，基于特殊的环境因素，那个时候的中华民国领导人并不是出于意识到“让权”的问题，而是，在公民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如果不让权，那么在今后的选举中，这样的一个党派也就有可能很难再有执政的机会。
新权威主义的渐进性民主也是基于中国转型期出现的种种矛盾所提出的符合中国共产党领导层面一再强调“稳定”的基调。“不停步，走小步，稳步走”的新权威主义的主张越来越受到上层人士的理解和接纳。问题是，在承认既定的统治制度的前提下，如何让统治者有一个“让权”，从而达到开明的专制。这恰好又触碰到了自由主义者的神经，所谓专制社会，他们往往并不接受。他们认为，人人生而平等，权力是自己争取的，上帝从来不会无缘无故给你一个面包。故此，作为“斗争哲学”依然残存的当代中国，需要主动的争取，并且采用类如微博和博客等网络工具，采取“围观改变中国”的姿态与观念，来推动中国发育出公民社会。这与新权威主义的主张相比，就是直接跨过了所谓的“开明的专制”。
另外，毛左与新左派的声音依然在当今中国与新权威主义与自由主义一道有很大的存在空间与市场。往往在网络社会中的“五毛党”，就是要么深信毛的那一套，那么就是被人用钱雇佣来做五毛。问题是，前者深信的理由在于，只有回到平均主义的时代，才可能走出这样的困境。高度强调极权主义社会的权威性与合法性的同时，左派中的保守派在与改革派博弈的过程中，继续受到了思潮市场的“边缘化”。按照学界的理解，从改革开放后，邓氏就将“左”与右都置于了一个“边缘状态”，以防止其对改革的干扰。而政府采取改革的主要目的，主要是为了挽救十年文革对党的权威性与合法性的损害，修补其权威性与合法性最需要的，也是最便捷的一个途径就是发展经济。当中国经济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预计在2016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时，问题往往依然没有得到解决。这个时候，我们所需要思考的是，在左派做主张的“回流”，并以重庆事件“难产”为标志的事件发生之后，主要就是看到底考虑自由主义的主张还是新权威主义的主张。
当然，二者的主张都在过往的领导人言论中得到了否定。在十八大之际，党和国家领导人继续强调，不可能照搬西方社会的发展模式，加之以前的“五个不搞”，将这两种思潮的主张打入了“巴士底狱”。问题是，带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底要发展成为什么样的就成为了接下来学术界与政界所需要考虑的问题。前文已经说到，我们是带着“摸着石头过河”的心态（虽然在清华大学出台的一项研究报告中指出：现在有些人是连石头都不想摸了），来以试错性的机制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由此，中国到何处去的问题，从杨小凯之问到今天，依然值得商榷。
往往知识分子与公共知识分子都带着“政治浪漫主义”的色彩在进行顶层设计，最后得出来的结果与现实差距有点远。尤其是，自由主义的民主宪政道路，在公民社会与民主训练都遭受了“打击”，新权威主义的“开明专制”又一次在历史的发生中得到了拒绝的回应。从十八大的召开及其最终的结果来看，依然是从保守派过渡到保守派的这样一个政治交替，国民对改革派的期望未能实现。实然，深化体制改革，是所有思潮与主张的，包裹政界在内所达成的一种共识。关键是，如何改，改那里的问题。基于这样的一个政治模糊性虽然可以维护权力的权威性，但是，国人对此呼应应该得到政府部门的回应。而不是“托拉”的心态来失望国民。依然需要说明的是，改革开放三是多年来，中国所完成的经济发展是值得肯定的，国家现代化与工业化的发展依然需要提高，但是发展模式上，有待优化。特别是一些垄断行业的“利益”，应当给民营企业更多的空间，而不是继续沿用“4万亿”的消费路径，将国企壮大。国民民退，社会自洽难以完成。
动一处而牵全身，如何在谈判中达到利益的妥协和让步，是接下来需要各个社会利益集团需要认真考虑的。这事关中国未来发展。如果改革不能继续进行，那么中国将会在这样的泥潭中越陷越深。群体性事件的爆发将会越来越多，概率越来越频繁。利益不平等的当代中国社会，笔者认为，最重要的是如何在制度上着手来改变资源再分配的结果与机会不平等的现状。不要等到“急症室效应”发生后再来考虑如何改革，这个时候就晚了。同样，在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自由主义与新权威主义，都应该对自我的主张进行修复，什么样的改革思路，才是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才是最能根治“中国问题”的良药。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作于兰州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