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我在台北参加了一次有关“中国模式”的国际会议。会议上，一个来自美国南加州大学的教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既然大家都在谈论中国的崛起，但中国崛起的标志是什么？中国能否为这个世界提供另一个文化选择？
这个问题提得很简单，但是的确可以供我们思考一阵子。这里可以涉及至少三个相关的问题，第一，中国需要文化崛起吗？第二，中国需要一个不同于西方的文化吗？第三，中国能够创造一个不同于西方文化的文化吗？
1.中国能否为这个世界提供另一个文化选择
第一个问题比较简单。尽管大多数人在谈论中国崛起的时候强调的是经济崛起，但和这位教授一样，很多人也开始涉及文化方面。中国执政党刚刚在2011年9月召开的六中全会的主题就是文化建设。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没有文化的崛起，单一的经济崛起并不能说是真正的崛起。经济崛起大多是以GDP来计算的。一个国家的GDP很重要，但GDP只是其中一个主要指标，并不能涵盖其他方面。举例来说，根据经济学家麦迪森（AngusMaddison）的估算，在19世纪20年代，中国的GDP占到了世界GDP的三分之一还多。以现在的角度来说，这不能不说是大国的象征。但很可惜的是，20年之后，中国就被英国所打败，也就是著名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当时包括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在内的西欧8国的GDP只占世界GDP总体的12%，而日本是3%，美国是1.8%。
中国是一个具有数千年传统的文明古国，为什么在一个新兴国家面前不堪一击？表面上看，英国的胜利在于其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海军和洋枪洋炮。但如果光从军事武器来看问题，就会过于肤浅。再深入一步，人们可以看到当时中国和英国的不同国家形式。在西方来到中国之前的很长历史时间里，中国拥有世界上很先进的政治体制，尽管皇权体制和世界上的其他帝国差不了多少，但中国的文官制度或者官僚制度是最为先进的。但是这个体制一旦遇到产生于近代西方的国家体制，就变得不堪一击。传统中国皇权尽管理论上非常集权，但实际上往往是无比分权，"无为而治"，或者"统而不治"。中国自己经常用"天高皇帝远"来形容这个体制。也就是说，这个体制没有很多制度建设，没有动员能力。皇权所拥有的动员能力主要是维持皇朝尤其是皇室服务的。因此，尽管当时中国拥有那么高比例的GDP，但这些资源并不能有效组织起来，转化成为政府能力，尤其是军事能力。而英国呢？当时的英国所拥有的是一种全新的国家政权形式，即主权国家，这是一种高度集权的国家政权。之前，英国所有的是极其分散化的城堡政治。君主政治消灭了城堡政治，国家政治权力才能集中。尽管当时英国的GDP在世界排名和总量并不算高，但国家能够有效动员资源和使用资源。英国是一个海洋国家，当时的英国具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
那么问题在于，为什么近代国家形式先崛起于西欧？这里就涉及文化的崛起。西欧近代国家的崛起是中世纪后期西欧理性文化崛起的产物。简单地说，这是一种最初源自地中海地区，后又逐渐容纳了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世界先进文化的文化。文化的崛起自下而上，文化最后的政治结晶便是近代国家形式。当然这种文化还具有更广泛和深刻的内容，涵盖各个领域。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西欧国家自15世纪之后，不断产生着有利于中央集权制度建设的政治文化。尤其对英国来说，因为是海洋国家，英国便根据自己的经验发展出了"自由贸易"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说，如果当时英国的船坚炮利是其硬力量的话，那么"自由贸易"便是其软力量。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文化崛起的重要怎么说都不会过分。从这一角度来说，我们今天强调文化崛起和文化创新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对第一个问题，即文化崛起的重要性，人们不会有很多疑义。但是对接下来的两个问题，就很不好回答。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需要创造一个不同于西方的文化吗？这个问题一旦提出，中国社会马上就会分化。在很大程度上说，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是要消灭自己的文化的。当时的人们看到了西方的崛起是文化崛起所致，因此认为中国如果要强大起来，就要学西方的文化，抛弃自己的文化。在亚洲，日本是一个例子。日本的明治维新是"去日本化"而"欧化"，即仿照欧洲国家（主要是英国和德国）来建设国家。当然，刚刚学到的少量西欧文化或者西方文化因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崛起而消失。中国共产党所接受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选择是符合历史现实的。西欧是发达国家，社会经济政治各方面已经发展到很高的水平。人们可以向往这种文化，但很难搬用到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以苏俄为代表的共产主义文化崛起于较为落后的国家，对中国比较适应。也应当指出的是，当时欧洲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对中国的知识和政治精英的影响很大。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都接受了苏俄文化，尤其在政治上。
接受西方文化这种思维在改革开放之后也没有消失。20世纪80年代的电视篇《河殇》就是典型的代表。20世纪80年代之后，尽管人们不直接谈论用西方文化来改造中国文化，但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存在的。最近几年，人们讨论最多的就是普世价值观。一些人把西方的看成是普世的，相信中国只有接受了这种"普世价值"（或者说西方价值），中国才会强大起来。很显然，对这些人来说，提"中国是否需要创造一个不同于西方的文化？"这样的问题本身就是错误的。
把文化再造或者崛起等同于文化的西方化，或者说把西方的看成是普世的，都过于简单。上面说过，西方近代文化的崛起本身就吸收了很多非西方的文化。所有文化或者文明，因为都是人类社会创造和积累起来的，都存在有普世性的东西。的确，自近代以来，西方的文化话语一直占据强势，但这既不是说西方文明和其他文明没有相关性，更不是西方文明是普世的论据。中国文化和文明中的很多因素也可以是普世的。
日本一般被视为是属于西方国家。但日本并非真正是西方国家，而是一个假装西方的东方国家。日本接受了西方的工业化和民主化的制度形式，但无论是经济制度还是政治制度，其运作规则还是保留着浓厚的日本传统。可以说，日本是一个把西方形式和日本传统内容结合得很好的国家。同样，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成功也并非直接照抄照搬了苏俄模式，而是对苏俄模式进行了中国式的改造，也就是当时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日本政治制度是西欧自由主义日本化的结果，而中国共产党政权是较为落后国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也就是说，不管是哪一种外来文化，如果要成功，都必须和本土文化结合起来。任何一种文化都是长期历史演进的产物，其可以变化，但不可以被取代。
回到那位美国教授提出的问题，人们可以说，中国需要一个不同于西方文化的文化。如果中国单纯接受西方文化，那么中国就不能算是崛起。当今在中国盛行的各种"主义"都是西方的舶来品，尽管在中国因为加入了中国要素而变形，但很难对西方发生任何影响力。西方可能因为中国接受了他们文化而高兴，但这并不是说我们的文化具有吸引力。很多年前，我读过美国记者法罗斯（JamesFallows）写的一本书，书名叫MoreLikeUs（中文可以译成《非常像我们》），就是说亚洲国家随着发展越来越像西方国家了。这当然是西方的胜利，西方的崛起，而不是亚洲的崛起。亚洲只是通过学习西方而崛起。这是大多数西方学者的解释，也为亚洲大多数人所认同。在这个背景下，亚洲当然不是除西方之外的另外一个选择，亚洲只是西方的延伸。
显然，第三个问题更难回答，那就是，我们基于中国文化之上，有能力创造一个和西方不同的文化但又可以成为除西方之外的另一个选择的文化？产生一种不同的文化比较容易。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不同的文化，一些文化比较强势，而另一些文化比较弱势。强势文化具有话语权，为比较多的人所接受，而弱势文化稍有话语权，甚至没有话语权，不为人所接受。也就是说，要创造一种不同于其他文化圈但同时又可以被其他文化圈的人所接受的文化。这是一件艰巨的任务。历史上，宗教文化，包括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文化是这样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也是这样一种文化，至少在东亚文化圈里是这样。
造就这样一种文化很难，但不是不可能。这里举"东亚模式"的例子来说。1994年世界银行出版了一本名为TheEastAsianMiracle（中文为《东亚奇迹》）的书，肯定了亚洲的发展模式，并指出东亚模式不同于西方模式。这个研究项目的出台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当时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并不承认有东亚模式，因为他们认为东亚模式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东亚是向西方学习的。是西方因素促成了东亚模式。当然，东亚经济体、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认为自己的发展和西方的不同。这些经济体成功了，当然可以开始说话，开始建立自己的话语权。尽管西方主流学者反对，这个研究项目最后还是在日本银行的大力支持下成功推出。今天尽管也仍然有人不认同东亚模式，但东亚模式已经为西方主流所接受。当然，东亚模式也是很多发展中国家所模仿和接受的经济发展模式。实际上，在知识界，人们围绕着东亚发展模式已经发展出一套相对完整的知识体系，这套体系由各种亚洲要素组成，包括儒家文化、国家和政府的经济角色、社会因素例如高储蓄率、强调教育、家庭的作用，等等。
和东亚的经济话语相比，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政治话语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在这方面，即使是亚洲的主流话语都是从西方进口而来。亚洲国家和地区没有自己的政治话语权，很多政治体系即使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和西方的非常不同，但也都伪装成西方政治体系。日本是很典型的，韩国也差不多。实际上，即使是民主政体，亚洲国家的组织方式和西方很不相同，除了形式上的定期选举之外。比如，日本被视为是西方式民主，但自民党一党独大模式和西方民主大相径庭。当然，也有一些西方学者看到了这种不同。可以说，亚洲的政党、政府、社会等方面的组织有它们自身的规律，在形式上套上了西方政治形式并没有改变其文化性质。
那么，中国的情形又是怎样呢？不能说中国没有文化。中国有数千年古老文明，是文明古国。在历史上，中国文明也曾经为西方文明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西方启蒙时代哲学吸取了很多中国的理性主义。我们常常强调"四大发明"，这些是技术上的事情。但即使在思想和实践领域，中国文化的影响力也远远超出东亚地区，而达至西方。这里举两个例子。
一是中国的文官制度。传统上，中国发展出了世界上最为庞大、也最有效的文官体系。那么大的中华帝国靠什么来统治？建立帝国依靠的是武力，但统治帝国的是发达的文官体系。西方也经历过帝国时代，但没有发展出类似中国的文官体系。西方从近代国家的产生到后来的民主政治的转型和运作，没有文官体系是不可想象的。隐含在中国的文官体系里面的几个原则对西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二是皇权和治权的分离。天下是皇帝打下来的，国家的所有权属于皇帝，但是治理天下的权力，即治权或者相权（宰相）是向社会开放的。中国发展出了一套中央集权式的考试制度来录用官员。这和西方历史上的家族统治构成了鲜明的对照。西方引入了中国式的文官制度。在民主化发生之后，最终演变成为现在的政治和行政的分离。而政治和行政的分离是近代以来民主政治运作的制度前提条件。
三是文官的中立性。政治是要变的，但如何保证一个国家的政策的连续性呢？如何保证治权不会因为政治的变化而中断呢？中立的文官制度就是关键。西方，政治人物受民主规则的制约，但文官制度的运作具有其自身的规律，不受民主政治的影响。这一点任何西方一本教科书都会有论述。
四是文官轮流掌管不同部门的制度。中国历史上，文官一般不能在一个地方长期掌权，皇帝会对他们进行调动，也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干部交流制度"。这样做有两个目的，其一是防止地方主义和地方势力的形成，其二是为了让官员积累治理不同地区的经验，便于他们升迁，治理整个国家的事务。这一点对近代西方国家政权制度也很重要，更不用说在亚洲了。
我要举的第二个例子是中国传统的"有教无类"的思想。传统中国也是等级制度，有"士、农、工、商"等，但中国没有像其他文明那样的等级制度，例如基于宗教、种族、民族等之上的等级制度。对中国的儒家来说，人只有"接受过教育"和"没有接受过教育"之分，而每一个人都是可以"被教育好的"。西方传统教育制度是精英教育制度，能够接受教育的是贵族和富裕家庭的子女。在近代之前，教育权力为社会的绝少数人所垄断。中国的"有教无类"思想对西方后来的"大众教育"影响很大。尽管在中国传统社会，儒家往往垄断知识，导致中国本身并没有发展出大众教育制度，但"有教无类"的思想则在西方演变成为"大众教育"制度。近代以来，西方各国政治制度逐渐民主化，而大众教育则构成了大众民主有效运作的最重要的一环。
那么，当代中国的情形又是怎样呢？这里我们可以从讨论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中国文化"走出去"运动开始。随着经济崛起，中国感觉到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因为没有文化"走出去"，中国其他方面的"走出去"已经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比如企业"走出去"往往被视为是对外在世界的威胁，军事现代化被视为对世界安全的威胁，等等。所以，这些年中国正在努力把中国文化推向国外，包括孔子学院、各种名目繁多的"媒体走出去"项目。那么，这些"走出去"项目的国际命运怎样呢？在何种程度上成功了？
一个严酷的现实是，大家都知道了中国文化需要"走出去"，但谁也不知道文化方面什么东西要走出去。正如商家做营销，你要推销产品，首先必须有产品。营销只是包装和策略问题。营销得当就能够改变人们对你所有的产品的认知，甚至确立对你的产品的认同感。但无论如何，首先必须有高质量的产品。如果产品质量低下，营销做得怎么好也会无济于事。
孔子学院在做什么呢？在推销中国语言。各种媒体"走出去"项目在做什么呢？对西方来说，中国是在做"出口转内销"的努力，就是说中国从西方进口了一些概念，经过中国包装之后再出口西方。
一句话，中国没有自己的文化知识产品，没有自己的话语权。西方从中国的传统中学到了很多，并且在很多方面已经大大超越了中国。中国很难再依赖传统来推销自己了。不求进步，光想着从传统中找些什么，这是很不负责任的做法。更为重要的是，传统已经解释不了当代中国。尽管今天的中国有传统传承的一方面，但已经不再是传统文化中国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已经发生了巨变。当然，这种巨变可以追溯到改革开放之前的三十年，甚至可以追溯到清末以来的历史。这就需要我们生产一种新的知识体系，追求新的话语。没有这些，一种新的文化无从谈起。
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够完成这一任务吗？这种新文化能否成为除西方之外的另一个选择呢？也就是说，这种文化不仅为中国人所接受，而且也可以为处于其他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的人民所接受。
现在的情况显然不是这样，至少离这个目标还远得很。一种文化要成为"软力量"至少需要三个条件。第一，这个文化，不管是产自本土还是结合了从外面"输入"的因素，必须是能够解释自己。如果一种文化不能解释自己，那么如何让"他者"了解自己呢？第二，这种文化必须能够让"他者"信服、信任。如果"他者"对这种文化不能信服，不能信任，那么便是没有软力量。第三，也是更为重要的是，"他者"能够自愿接受这种文化。这是软力量的本质。具备了这三个条件，文化是不需要被推广的。在唐朝，政府没有到处去推销文化，但文化到达了东亚社会的各个角落，其影响力甚至远至中亚。近代以来的西方文化的传播基本上也不是依靠政府力量的。我说过，西方的民主自由等价值观念是西方政治软力量的核心，但如果西方政府通过各种手段要把这些价值观念强行推销到其他国家，强迫其他国家接受，那么便不再是软力量，而是软力量的反面。
中国现在还不具备这样一种文化，因此各种"推销"行为显得很吃力。中国现在所有的是一种依附性的知识体系，要么依附于自己的历史传统，要么依附于西方文化。文化里面包含有传统因素，或者西方文化因素，或者是两者的结合，这不仅没有问题，而且也是优势。但这种文化必须能够满足第一个条件，即能否解释自己。中国缺少的是能够解释自己的文化产品。我们现在大多数产品是复制品，具有浓厚的"山寨"味道。很多人在进行所谓的"文化创新"过程中，要么简单照抄照搬，要么就是变相利用，也就是西方技术，中国材料。在很多方面，中国往往是用人家的话语来说明自己，结果是很明显的。中国那么大的国家，很难像一些小国那样，用西方的话语来打扮自己，更因为中国努力抵制西方式政治制度而不能像日本等国那样假装自己是西方国家。中国强力反对西方把自己的逻辑强加给自己，但什么是中国自己的逻辑呢？没有人能够说清楚。
很多年里，无论政府还是民间，大家都在呼吁"文化创新"。但是效果怎样呢？这些呼吁往往沦落为简单的政策口号和政策运动。现在国家有钱了，大家都想多分一块蛋糕。能否把得来的钱用在文化创新上呢？没有人知道。但以往的经验告诉人们，一旦得到了钱，往往是不了了之。即使所得到的钱能够用到"文化创新"的领域，也不见得能够保证文化创新。
实际上，从历史上看，钱不是文化创新的前提条件。欧洲丰富的文化的确产生了巨大的经济价值，但钱是结果，不是前提。很多文化创造都是在贫穷的状态下进行的。实际上，一旦个人或者文化的创造者沦落为钱的奴隶的时候，就很少与文化创造相关了。要进行文化创造或者创新，就要寻找另外的途径。
2.文化创新的三个"解放"
那么，中国的文化创造和创新如何可能呢？这里我要强调讲三个"解放"，即从"思想和思维"的殖民地状态中解放出来，从权力状态中解放出来，从利益状态中解放出来。下面来分别讨论一下。
首先是解放思想，就是从思想和思维的"殖民地状态"解放出来。中国自清末在军事和政治上被西方类型的国家打败之后就对自己的文化失去了信心。很多人把中国落后的终极原因归之于文化。五四运动的核心主题可以说是"去中国化"。当然，发展了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并不是想去就能去掉的。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政权的"新生活运动"就是要复归传统文化。毛泽东尽管是反传统文化的先锋，但他也是意识到传统文化的实际功能的。在革命战争年代，他提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国之后，很多运动表面上看是反传统的，但实际上是要复归传统，例如"学习雷锋运动"提倡的是一种政治上的绝对忠诚。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搞的一些东西例如"个人崇拜"等更是传统的表现。
不过，应当说明的是，所有这些运动中的中国因素已经退居到这些人的"潜意识"之中。反传统是中国革命的主线。自五四运动之后，学习西方变成了向西方追求真理。因为西方成为了真理，那么包括中国本身在内的非西方就变成了不是真理了。向西方学习成为政治上的正确立场和表现，否则就是不正确。当然，这里的西方既包括自由主义，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等等一切来自西方的东西。
学习西方并没有错，但把西方视为是真理则大错特错了。中国并不拒绝其他文明和价值，但中国文化本身必须成为主体。在学习西方过程中，因为没有中国的主体意识，中国文化就失去了自己的主体地位。问题在于，西方文化主导下的西方话语解释不了中国的一切。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西方话语不能说明自己。（这一点，我在其他场合多次强调过。就是说，如果西方是苹果，中国是橘子的话，那么苹果的话语是解释不了橘子的。同样，橘子可以学习苹果，因为大家都是水果，但是必须明白，橘子学习苹果的目标不是把自己变成苹果，而是要把自己变成更好的橘子）。但是，很少有人去创造，去发明。不用说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传统，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有那么多的经验，中国为什么不能产生自己的话语呢？不能产生自己的概念和理论呢？大部分人一如既往地选择用西方话语来解释自己。这种情况不改变，中国永远不会有自己的话语、自己的概念和自己的理论，当然更不用说是文化软力量了。因此，我们尤其是知识分子必须花大力气从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思维和思想被"殖民"的状态中解放出来。西方继续要学，但中国的主体地位也必须得到确立。
第二个解放是要从政治权力中解放出来。中国传统数千年，主流文化是一种依附性文化，一种以王权为核心的文化。王权文化本身只是王权体制的结果，也并没有什么好指责的，正如基督教和伊斯兰文化是以宗教为核心一样。但我这里要强调的是中国文化的依附性质有效阻碍了文化的创新和扩张。
传统上，我觉得中国的知识分子可以分为政治知识分子和非政治知识分子，分别由儒家和道家为代表。儒家是入世的，道家是出世的。也就是说，儒家是关心社会政治的，而道家则根本不关心现实社会的，道家往往对现实世界失去信心，因此往往崇尚自然，扎根到深山老林。道家讲清静，本来应当有很多时间来思考问题的。但因为不关心现实社会和政治，道家对中国的知识体系的贡献很有限。道家提倡人与自然的合一，不知道主客体之分，犹如庄子和蝴蝶的关系，不知道谁是主体，谁是客体。这种人与自然合一的哲学在一个层面来说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但很难演变成为一套科学思维和研究的体系。中国没有出现近代自然科学，和道家的态度是有关联的。
中国社会政治知识体系的主体是儒家。不过，儒家依附王权，为权力服务，往往变成权力的奴隶。这里有自觉的"奴隶"和被"奴隶"两种含义。有人说，"儒"这个字由"人"和"需"组成。从儒家的角度看，主要是为了解决"人"的"需要"问题，而这种"需要"是通过服务于王权而获得。从王权的角度看，主要是为了解决服务于自己的"人"的问题，也是一种"需要"。历史上，王权需要获得两种绝对的忠诚，一是知识的忠诚，即儒家，二是太监的忠诚。这两种忠诚保证王权的绝对性，儒家管理的是国家事务，太监管理的是王权内部事务。对儒家的忠诚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讲真话的忠诚，一种是讲假话的忠诚，即愚忠。尽管历史上不乏讲真话的忠诚，但大多都是"愚忠"，自私的"愚忠"，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说假话。从知识的角度来看，中国传统上的王权的统治术远比其他文明发达，这是儒家的功劳。西方人强调法治，中国人强调人治。有了法治和一套有效的国家制度，平常人也可以统治一个社会。但在中国，儒家是不提倡法治的。没有一套有效的国家制度，必须有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来做皇帝，否则天下就很难治理。我是研究政治学的，发现中国没有发展出一套国家制度建设学说来，和儒家仅仅服务于王权是有很大关系的。
儒家没有能够发展出有关中国社会政治的知识体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儒家垄断了知识。传统中国被视为是儒家社会，但是社会上到底有多少人可以成为儒家呢？比例非常之少。理论人人可以成为"儒"，也就是说"儒"这个阶层是开放的，人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尤其是通过考试制度而成为"儒"，但开放性并没有导致"儒"和整个社会的关联。儒家垄断了知识，并没有努力把知识传播到整个社会，用今天的学术语言来说，就是儒家没有社会化的过程。服务于王权，这一本质决定了儒家对社会现实不那么感兴趣，自然也就没有关于这个社会的知识。上面说过，儒家的"有教无类"思想为西方所用，对西方的大众教育制度的建立产生了很大的作用，但这一思想在中国本土并没有发挥如此的作用。
与传统相比，中国社会现在已经大变样了。但是，中国知识阶层的权力依附性有没有变化呢？我的判断是，不仅没有变化，反而强化了。就对权力的关系来说，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可以分成三类，一类为权力服务的，一类是反权力的，这两类是主体，第三类的是那些对政治和权力不关心人，类似于传统的道家。为权力服务的知识分子似乎不用加以详细讨论，大家都有认识，就是那些御用文人，光会说好话，为现政权辩护的人。第二类知识分子是反权力、反现存体制的人。实际上，这些人也是在追求权力，就是想用他们的知识去影响实际政治甚至得到实际政治权力。他们因此往往自觉地站在权力的对立面，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就是说，他们是要通过反权力而得到权力。
无论是为权力服务还是反权力都很难产生有关中国的知识体系。知识分子的权力哪里来？在中国，人们往往把那些经常讨论实施政治、关心现实的知识分子称为公共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来自西方，但在中国已经变形了。知识分子首要的任务是解释世界。在解释世界的基础上，知识分子才会拥有权力。如果你把世界解释好了，知道了社会实际上是如何运作的，问题在哪里，如何解决问题和改进社会，那么即使你没有任何权力职位，你也会得到权力。一些政治人物可能会采用你的判断、诊断等来改革社会。所以，马克思说，哲学家有两件任务，即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而认识世界又是改造世界的前提。在没有认识世界之前，你是不会有改造世界的权力和力量的。中国的知识分子显然不是这样，总是没有能力去解释世界，但有巨大的野心去改造世界。结果是可想而知的，那就是导致权力和知识之间的恶性互动。知识想挑战权力，权力想遏制知识。知识和权力两者之间没有任何边界，两者都想互相渗透，结果两边都不专业。权力不专业，没有信心，总想控制一切。知识界不专业，解释世界的事情不做，但要干预政治。可以想见，如果这个恶性互动模式不改变，中国文化或者知识体系的创造还是没有希望。
第三个解放是要从利益中解放出来。在很大程度上说，在今天的中国社会，物质利益对文化创新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远远大于权力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一直强调，我们这个文明已经经历政治上的考验，但还没有经过商业文明的考验。从秦始皇帝的"焚书坑儒"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反右运动"，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还是保持了其对自己坚持的知识的认同，体现出了抵抗权力和反抗权力的勇气。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商业革命已经彻底冲垮了知识分子对知识的应有的信念，向物质利益投降了。为"五斗米折腰"是当代知识分子的常态。我记得温家宝总理曾经感叹过，中国为什么没有穷人经济学家。其实，这非常容易理解。中国现在所拥有的是大量的利益知识分子，就是为各种利益说话的知识分子。为穷人说话没有利益可图，穷人当然不会有自己的知识分子。如果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的概念来表述的话就是，中国不存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所应当有的"有机知识分子"。有机知识分子能够超越具体的利益，而为民族、国家的整体利益说话。我们甚至可以说，执政党也没有这样的有机知识分子。谁都想从执政党那里分得一块利益，但就是没有人为这个组织的长远利益考虑。从知识供应的角度来说，中国目前所面临的诸种问题例如收入分化、社会不正义和道德衰落，等等，知识分子是要负起责任来的。知识分子没有能够超越自身的利益为政策改革者提供有用、有效的知识。
知识分子不能超越自己的利益，视追求私利为己任。这一特点更使得政治权力轻易吸纳和消化知识分子。这一点，我们可以举现在的科研制度的设计作为例子来说明。随着国家财力的增加，国家对大学、研究机构的投入也越来越多。但是，我们并没有任何迹象可以回答这些年大家谈论的"钱学森之问"，即为什么中国没有大师级学者？道理很简单，因为中国没有培养大师的制度设计。中国的制度设计是用来控制知识发展的，而不是用来推动知识发展的。在中国的科研评审制度下，教授学者们活得很辛苦，整天要为发表论文发愁。中国的制度迫使人写很多的文章，但却阻碍人们尽心作研究。哪有教授每年都能发表优秀论文呢？即使在西方优秀的大学，如果一位教授一生中能够发表几篇高质量的文章，就很不错了。举我们政治学领域的例子。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是大家熟悉的。但是他写过多少篇名著呢？没有多少。中国的评审制度要求我们的教授每年都能写出大文章来，这有可能吗？不少人东拼西凑，只为充数，结果是，一辈子也写不出一篇像样的文章来。作研究和写文章完全是两码事情。好文章是建立在长期的研究基础上的，把时间都用在写文章了，哪有时间来做研究呀！
中国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工资制度的设计也扼杀着知识的创造和创新。在中国，教授、教师和研究者们的基本工资都非常低，没有额外的收入甚至连养家糊口都会发生困难。这要求他们把很多时间都花在申请研究经费，用各种变相的途径把研究经费转化成为自己的收入。这里就产生了很多负面结果。第一，贫富分化，中国的教授中，穷的人和社会上的穷人没有什么差别，而富裕者犹如社会上的富豪。第二，不鼓励科研和教育。对很多人来说，科研和教育只是副业，因为他们要把大量的时间花费在搞钱上。第三，变成钱的奴隶。教育和科研部门所掌握的钱越多，知识分子的奴性就越重。现在方方面面设计了非常多的科研项目，要各个方面的人来申请。在西方，教授、教师和研究者90%以上的收入都来自基本工资，工资可以给他们带来的体面的生活，这样他们就会有充分的时间来从事科研和教育。中国现在的情形如何？对很多人来说，可能不到一半的收入来自基本工资，其余的来自其他资源。在基本工资不能维持一个体面生活的情况下，谁有时间来做严肃的研究呢？如果也像西方那样，把工资制度调整一下，让90%的收入来源于基本工资，那么结果就会很不一样。可是为什么不进行改革呢？
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国的整个教育体系从幼儿园到博士后都被利益化了。这个非常漫长的教育链条，被各种利益所分割。那么多的寄生于教育的机构，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设计了无数的项目，通过正式的制度和非正式的社会压力，施加于受教育者及其家庭之上。教育的目标是传授知识与生产知识。但现在中国教育的各个环节除了钱，毫无目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教育的投入也越来越多，但中国产生了像样的学者吗？更不用说是大师了。现在连两院院士都成为各种组织争取利益的工具。中国的教育者应当看看西南联大时期的情况，在那么恶劣的情况下培养出如此多的大师。可以说，钱越多，教育就越腐败。中国教育已经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中去了。结果牺牲的是受教育者及其家庭。因为接受教育是文化发展和创新的前提，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根本就谈不上生产和创新知识和文化体系了。
另一方面，尤其对文化创新来说，中国又圈养了一大批不会创作的作家、艺术家、歌唱家，等等。为什么这些事业单位不可以企业化呢？中国的市场那么大，这些群体通过市场机制可以过好的生活；同时，市场机制的压力也可以刺激他们的创作精神。这个改革为什么不能进行呢？
更为严重的是政府部门更是对这种制度进行"寻租"来追求物质利益。这些年来，教育部设计了多少评审、评估等名目繁多的项目呢？很多项目表面上冠冕堂皇，但实际的目标就是明目张胆地向社会要钱、向学校要钱。
现在大家都在讲文化创新和知识创新。但如果所有这些制度不能得到改革，那么文化知识创新只会是幻想罢了。正如本文开头所讲到的，尽管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文化创新和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性，有关方面也开始有具体的政策来追求这些目标，但没有基于自身的文化创造和创新，拿什么"走出去"呢？能够向世界销售什么呢？
3.新的文化选择
实际上，如果从国际的角度来看，中国文化的客观形势不容乐观。简单地说，两种主要的宗教文化，即西方文化和伊斯兰文化正在急剧扩张，而中国文化则越来越处于守势。
西方文化，也就是地中海产生和开始兴起的文化仍然占据世界文化的主导地位，并且越来越具有进攻性和侵略性。这个文化从地中海开始一路扩张，先占据了大西洋两岸，现在又扩展到太平洋和印度洋。西方文化基于宗教之上，具有使命性。这种宗教使命一直是推动其无限扩张的巨大动力。同时，也需要注意到的是，这种文化尽管还具有宗教性质，但很多方面已经被世俗化，也就是不再具有原先的原教旨主义色彩。在亚洲尤其是东亚，这种变化更有利于其传播。
另一个宗教文化，即伊斯兰文化，近年来因为西方反恐怖主义战争，似乎处于守势，甚至消退。一些人把伊斯兰文化简单地和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伊斯兰文化总体上并非鼓励暴力。从事恐怖主义的也只是伊斯兰文化中数量很小的一部分人，或者说极端的基本教义派。实际上，这些年来，尽管有西方的"反恐"战争，伊斯兰这些年在世界上的扩张相当迅速，并且是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的。即使在基督教为主的欧洲社会，伊斯兰也已经发展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文化力量。在欧洲，伊斯兰信仰者和基督教信仰者经常发生冲突，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了伊斯兰在欧洲的扩张。在亚太地区，尤其是东南亚、南亚和太平洋岛国地区，伊斯兰的扩张同样迅速。如果和基督教文化相比，伊斯兰文化的扩张有其自身的特色。如上所说，基督教文化倾向于世俗化，或者说世俗化的成分在增加。推行基督教文化的主体是作为这一文化产物的世俗政府。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一直在世界范围内努力推行其民主、自由为载体的政治文化和制度。伊斯兰文化圈内，政府的力量相对软弱，并且也没有类似自由、民主那样的吸引人们的政治体系。实际上，西方的以民主、自由为核心的政治文化和体系也对伊斯兰文化圈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伊斯兰文化扩张的主体就是社会本身。这是一种信仰和道德体系的扩张。从长远看，会不会随着基督教文化的世俗化伊斯兰文化会占据越来越多的信仰空间？这需要我们的关注。
和这两种主要的宗教文化相比，中国尽管有经济崛起，但文化则处于守势。这种守势，即使在中国国内也是很显然的。原因很简单，正如上面所讨论的，中国人的思维本身就已经相当西方化了。我们现在所进行的文化推广活动，尽管声势浩大，但不会对中国文化的扩张具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中国缺少的是一套核心价值（corevalue），也缺少一套可以和其他文化分享的共享价值（sharedvalue）。很显然，中华文明如果不能发展出一套自己的核心价值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共享价值，那么就会被前面两种文化逐步消解和融化。不过，从历史上看，中国的世俗文明成功地消解了其他的宗教文化，包括佛教文化和犹太教文化。我相信，中国也能够再次发展出一种新的文化范式，一种能够容纳和整合其他宗教文化而又能保持自己的世俗文化性质的文化。要么被消解，要么再次重生，中国的选择并不多。如果不想看到前一种情形，那么就必须重生。这就是我们今天讨论中国文化创新的全部意义。
来源： 《通往大国之路：中国的知识重建和文明复兴》
2012-1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