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岸田政府将“新资本主义”作为其施政纲领，谋求实现增长和分配的良性循环。这既是日本摆脱经济停滞的一种谋划，也是应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危机的战略选择。从“二战”后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看，日本经济增长最好的时期是第一阶段，在这一时期，日本与美国在经济安全问题上共同对付其他国家。在资本主义的第二个阶段，日本经济陷入长达三十年的停滞，其原因既有国内的因素，也有国际因素。在岸田的“新资本主义”构想中，经济安全问题仍然重要，但这一次是向资本主义第一阶段的回归，即美日合作应对其他国家的挑战。日本转向“新资本主义”对中美日之间的关系有着重大的影响。
2021年10月，岸田文雄就任日本首相后宣布推进“新资本主义”的施政目标，其核心理念是实现“增长和分配的良性循环”。岸田认为，“实现新资本主义之车的两个轮子是增长战略和分配战略”，并将科技立国定为首要任务，大胆投资于绿色、人工智能、量子、生物等尖端科技的研发，同时注重供应链和半导体国内布局在内的经济安全。在分配这一侧，岸田认为，如果仅仅只是增长，而不进行充分的分配，那么消费和需求就无法高涨，就无法实现下一次的增长。
日本宣扬新资本主义，是一项旨在促进日本经济增长和提升美日同盟关系的战略性举措。作为曾经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968-2009 年间），目前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和长期处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心区域的日本，郑重其事地提出一种资本主义新形态，是值得深入探讨的一件事。
作为东亚经济体，改革开放以来日本与中国的经贸联系十分紧密。中国从日本借鉴学习过不少发展经济和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经验，近年，也有人担忧中国经济是否会重蹈日本的覆辙，因而仔细辨认中日经济社会异同可能会越来越重要。从国际战略角度看。近年来日本显著加强美日同盟，追随美国打压中国的势头日益突出和强劲。在很长时期内不少人曾相信，凭借中日之间紧密的经贸合作关系，日本多少会在中美之间采取慎重和平衡的态度，但事与愿违，日本却日益强化经济安全思维，那这背后的深层次考虑究竟有哪些，与“新资本主义”的联系在哪里？
一、“新资本主义”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危机
岸田政府所谓的“新资本主义”，与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提倡的“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有内在的联系，二者均将社会因素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重点解决不平等、气候变化等问题。按照施瓦布的定义，“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将“确保所有利益相关者贡献公平且分配公平，关注制度的可持续性和包容性”。2022年1 月，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岸田首次向国际社会公布了“新资本主义”经济纲领，并表示日本经济不再处于通货紧缩状态，妇女参与劳动和就业扩大，安倍经济学取得积极成效，岸田政府将沿着安倍经济学的路径往前走，大胆推进绿色转型和数字化转型。
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结束不到一个月，乌克兰爆发危机，这一重大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岸田政府的“新资本主义”的重点，从注重增长与分配的平衡更多地转向实现增长。2022年6月，岸田进一步细化“新资本主义”的四大支柱内容及其政策支持体系，减少了“新资本主义”中有关“分配”的内容，更加专注于增长。对岸田当选首相时提出的“新资本主义”相关说辞进行比较后发现，岸田政府的转向与乌克兰冲突加剧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危机密切相关。
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学界围绕其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影响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与日本岸田政府“新资本主义”思想观念转变同步而行的是，美国拜登政府也开始放弃新自由主义的一套政策体系。2023年4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提出了“新华盛顿共识”，否定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形成的“华盛顿共识”。从时间上看，美日在资本主义形态该如何演变这一问题上虽有共识，但日本政府反应更快，比美国政府更早地承认资本主义本身需要进行大调整。2022年10月，在日本首相官邸举行的第11次“新资本主义”研讨会邀请美国哈佛大学瑞贝卡·亨德森介绍其重审资本主义的想法及海外动向，并表示要修订此前制定的新资本主义实施计划。
理解日本“新资本主义”战略的走向，应当从更加广阔的国际变迁中加以研判。对日本来说，不仅要实现本国的经济增长，还期望继续巩固美西方在经济上的主导地位。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在进行深度和广度上规模巨大的经济和社会转型，共同推动了全球体系层次上的巨大变革。由于前景的巨大不确定性，各方都试图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因而很有必要重新解读日本经济兴衰时期的历史背景和动因，以深刻理解日本政府提出“新资本主义”的深层期待。
二、二战后日本经济增长轨迹与“失去的三十年”
按照岸田文雄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演讲时提出的观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资本主义至少经历了两次重大变革。其一是从自由放任到福利国家的转变，即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建立福利国家和大政府。其二是从福利国家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变，即20世纪80年代开始兴起的以“华盛顿共识”为标识的新自由主义。岸田进一步指出，在前两次转变中，人们纠结的是“市场还是国家”“公共还是私人”，即一种非此即彼的关系。但在岸田看来，资本主义的第三个阶段，是向“新资本主义”演变。在“新资本主义”这个阶段，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将开展深入的合作，而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从经济增长的表现看，在岸田所归纳的上述三个阶段中，日本经济的走势可以说截然不同。第一阶段日本经济增长表现特别优异。20世纪60年代日本人均GDP增长率年均达到9.3%，而经合组织成员人均GDP增长率年均只有4.1%，日本是其他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2倍以上。第二阶段从90年代中期起，日本经济停滞不前。从1992年起，日本的年均人均GDP增速便低于经合组织成员的平均增速。以整个三十年（1992—2021年）计算，日本人均GDP增长率为0.6%，而经合组织成员人均为1.4%。日本不足经合组织的一半，这就完全颠倒了20世纪60年代资本主义第一阶段时期的关系。从GDP增长率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三十年，日本年均只有0.7%，而经合组织成员年均为2.1%，两者的差距还是很大的。从这个角度衡量，也可以说是“失去的三十年”。不难理解，日本人怀念第一个阶段的增长。
岸田政府所概括的“二战”后资本主义的第二个阶段，实际上就是美国领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期，也是被很多西方学者认为美国单极主导国际格局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日本经历了所谓的经济增长停滞的三十年，日本人均GDP相对于美国人均GDP的水平不断下滑，从起初的四分之三下降至不足60%，三十年来相对值下跌近20个百分点。从这个角度看，很难说日本对美国领导国际社会完全满意，日本在了解到美国国内也对此不满意的情况下，岸田政府最终提出“新资本主义”，以否定新自由主义。
三、理解日本经济停滞的国内和国际因素
从国内视角看，经济学界对日本经济停滞不前的解释主要集中于国内因素，特别是总需求不足。需求方面的影响超过了供给侧方面的影响。不过到了21世纪的头十年，供给方面的因素变得更为重要，日本老龄化成了经济恢复增长的严重制约因素。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日本人均GDP增速要优于第一个十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实际劳动人口的扩大，安倍经济学成功地让日本妇女大规模参与劳动，同时改革移民政策，大量吸引南亚和东南亚的劳动力。但是，日本人口萎缩仍将持续影响日本经济增长前景。据英国经济学人情报社发布的预测，2020年至2050年间，日本实际人均GDP的增长率还能维持在1%，比1992—2021年间的人均GDP增长率高出0.4个百分点，但显著低于1961—1991年间的年均5.2%。考虑到日本人口仍将迅速萎缩，日本GDP年均仅增长0.4%。因而，未来日本的相对经济重要性仍将进一步下降。
国际因素也是影响日本经济增长的关键变量，但相关认识仍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例如，伊藤隆敏等认为，1985年签署《广场协议》与日本经济最终陷入停滞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这一看法与中国很多人的印象有着极大的区别。不过，伊藤隆敏也承认，日元升值推高了在日本国内生产的成本，迫使一些企业将工厂迁移至国外，导致日本国内的资本形成下降。进入21世纪，日本劳动力萎缩，进一步促使日本企业加大对外投资力度，国内产业的空心化日益恶化。导致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经济停滞的国际因素中，有不少与国际权力斗争相关。
这一时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冷战结束。在此阶段发生过两件大事，第一件事是美日贸易冲突，美国打压日本的出口，减少对日本的贸易逆差，这至少是日本货物出口额不断下降的原因之一。冷战结束后，美国不再因安全因素容忍日本，特别是在技术上加大卡死日本的力度。而关于国际权势和安全因素如何影响经济，是主流经济学家研究不够深入的领域。例如，伊藤隆敏等认为，美日贸易摩擦的核心因素在于，“国际上各国国民储蓄和投资存在差异，这在政治上是否具有合理性，更重要的是，在日本跻身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行列之后，出口导向的增长战略是否仍然可行”。对于这两个问题，学术界依然争论不休。
第一阶段的第二件事，是冷战结束后美国欲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推向全球，促使中国和印度的低端劳动力大规模地参与国际分工体系，这可能是间接导致日本经济低迷的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劳动力、资本和技术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当国际市场吸收大规模的低端劳动力时，资本与劳动力的比率就会发生极大的改变，日本要么依靠创新进入科技前沿，获得像美国那样的专利垄断利润，要么继续维持“世界工厂”地位。因为在推动经济运行的其他两项要素——资源和货币主导权上，日本都是没有竞争力的，日本政府曾多次努力想打破货币的制约，如在东亚地区推动形成日元货币圈，但并不成功。
第二个阶段则是21世纪以来的二十年，这也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总量占比巨幅下降的二十年。按现价美元计算，经合组织成员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21世纪初，长期保持在80%以上，但2022年首次跌破60%。今年5月，日本广岛举行了G7峰会，1975年G7筹备建立时，该集团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为62%，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夕仍有52%，但目前下降至44%。西方发达国家塑造世界秩序的能力已大幅下降。需要注意的是，最近十年美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相对稳定，下降的主要是欧洲和日本，美国经济占发达经济体的比重反而提升了。
全球经济治理正朝着更均衡的方向发展，发达国家使用廉价外部劳动力，或者说不对称地获取跨境交易的各种好处，这样的时日已难以再现。当前中国经济升级加速，人力资本雄厚，拥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近2.2亿。中国的竞争力令美日望而生畏，并迫使美日调整其经济政策和相互关系。由于美国在发达国家中的经济占比上升，很多美国盟友更希望美国扮演领导角色，这一点从盟友对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截然不同的态度可以看得很清楚。
四、“志同道合”的阵营对抗恐不易振兴日本经济
日本面临的困境是，如果不能跟上美国的步伐，成为创新领域的顶尖选手，就只能选择和亚洲国家重组经贸关系。日本作出的选择是成立不包括中国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TP）。目前，日本岸田政府进一步向美国靠拢，加入美国对华经济“脱钩”的阵营。对于日本的这种选择，依据上文我们所作的分析，可以合理地做一个推断，在“二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中，日本经济增长表现最好的是第一阶段，其次是正在展开的三十年，表现最差的是中间的三十年。而第一阶段正是冷战对抗的三十年，也许日本人会认为，一定程度的冷战式阵营对抗有利于日本经济发展。
需要警惕的是，目前学术界对于安全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了解得还不够深入，学术界已有成果对安全因素的经济影响，特别是国际体系层面的战略博弈如何影响经济还远未达成共识。因而，岸田政府推出的战略——“新资本主义”+“新时代的现实主义外交”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和矛盾性。日本仍需要应对亚洲经济和美国经济体系之间正在发生的脱钩和重构。
在俄乌冲突影响下，日本的“新资本主义”更加注重增长，这既是对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作出的一种应对，也是对21世纪以来国际力量对比作出的反应。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看，一个大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在与国际体系互动，而不是在单方面被动接受中提升的。日本对此是心知肚明的，比美国更急迫地去改革新自由主义。为此，岸田政府先于美国拜登政府提出要改造以“华盛顿共识”为标识的新自由主义，迈向下一个阶段的资本主义。
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当前围绕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争论也表明，无论是自由主义学者还是现实主义学者，均认识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危机一定程度上源于过度扩张，因而缩小其范围，强化所谓“志同道合”国家之间的合作，有可能可以重温经济增长和占据权势主导地位的旧梦。但是，由于国际力量对比的深刻变化，以及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国家安全、国际安全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简单地将冷战时期的经验套用到21世纪恐怕不那么容易复制前期的成功。
（作者：钟飞腾，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大国关系研究室主任。本文摘自《云梦学刊》2023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