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残酷的政治和文化
残酷在法西斯主义政治中一直占有着特殊的地位。它不仅体现了仇恨、偏见和审查制度的话语，还引发了残酷的权力实践。例如，在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意大利等国，法西斯主义的遗产将恐惧、忌惮和蔑视的语言与广泛的镇压行为和国家镇压力量混合在一起，以消除所有与公正相关的政治概念。
在法西斯主义政权下，残酷及其向极端暴力的转变占据了日常生活的核心。作为一种极端暴力形式，残酷被构建在统治关系中，并在恐惧、不安全、腐败、被迫的不稳定和法国哲学家艾蒂安·巴利巴尔（Etienne Balibar）所谓的“死亡地带”进行交易。在此情形下，政治与暴力相互渗透，其结果是将权力保障型社会变成了惩罚型社会。法西斯主义政治不仅反对民主，还反对社会契约、公共产品和所有植根于“旨在改变统治结构的解放运动”的社会纽带。
法西斯主义政权不仅使政治失去了任何实质性意义，还将其推向了自我毁灭，使其沦为一种野蛮的形式。
法西斯主义政权将冷酷和残酷的文化作为其政治的核心。这种政治威胁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起着摧毁公民文化、包容性公民意识和批判性思维的幻灭机器的作用。以他人的不幸和苦难为乐被常态化了，这为无知、非理性和所谓的人口处理政治学（politics of disposability）的合法化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暴力与政治的融合不仅考验了民主和社会正义的极限，也突破了不可思议和难以想象的极限。随着民众的宽容和社会正义门槛的消失，一种极权主义的恐怖形式随之出现。在这种形式中，一些群体被视为遭到最终排斥、社会遗弃的对象，甚至在更糟糕的情况下，被灭绝。法西斯主义政权接受残酷文化的后果之一，就是巴利巴尔所说的“为了消除而生产”。他的观点值得在此分享：
在面对我称之为人类“死亡地带”的不同形式的极端暴力或残酷的累积影响时，我们不得不承认，当前的生产和再生产方式已经成为一种消除式的生产方式。人口再生产不太可能被用来进行生产利用或剥削，因此人口总是相对过剩，只能通过“政治”或“自然”的手段来消除——一些拉丁美洲的社会学家挑衅地将这些人口称为应该被“扔”出全球城市的“垃圾人类”（poblacion chatarra）。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问题就会再次出现：这样做的合理性是什么？或者我们面对的是非理性的绝对胜利？
残酷文化在美国由来已久。亚当·塞尔维尔（Adam Serwer）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上的文章，让我们想起了非裔美国人历史和文化博物馆（Museum of African American History and Culture）展出的暴行。塞尔维尔提到了一些毫无人性的展品，包括儿童戴的奴隶镣铐、被私刑杀害的黑人男子残躯，以及在旁边咧嘴笑的白人照片，这些人以折磨那些被认为毫无价值、被蔑视的种族人群的身体为乐。美国在处理移民、有色人种等问题时，其残酷行为有迹可循。美国最近的一次肆无忌惮的残酷行为来自一些共和党州长，他们正在发动对跨性别儿童的攻击，利用移民作为政治棋子，恢复公开的白人至上文化，并以此为荣。
美国政府还制定了一系列将快乐建立在他人痛苦之上的政策，这些政策体现在削减安全网，以及削减以下项目的支出上，包括：人道家园项目，救助无家可归者项目，上门送餐计划，向穷人提供能源援助、法律援助及其他一些反贫困的项目。这些政策推动了美国向野蛮状态的堕落。如今，暴力深深植根于美国文化，且似乎已经常态化。2020年以来，美国每年发生大约600多起大规模枪击事件。如今，大规模枪击事件更是每天都在发生，而且几乎不为人所知，即便有人关注到，也只是对肇事者和受害者个人生活的探究，没有人去分析暴力背后的系统性原因。暴力已经变得如此武断和轻率，以至于似乎不再需要对其原因或后果进行清醒的反思。共和党的种族主义和独裁主义色彩浓厚，对其以白人至上的名义发动的象征性的和实实在在的暴力行为来说，情况尤其如此。正如乔纳森·谢尔（Jonathan Schell）曾经指出的那样：“随着人们越来越相信武力几乎可以解决任何问题，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暴力事件都在稳步上升。杀戮的热情是残酷的鲜明表现。”
目前，这种残酷文化的堕落很少与法西斯主义的遗产，或者我所说的“新自由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相联系。当前出现的新情况是极端暴力和残酷行为的可见性和常态化——这种可见性产生于社交媒体、新闻报道以及娱乐行业的各个方面。暴力已经成为舞台表演和政治戏剧模式的一部分，这让人回想起法西斯主义将美学融入迷惑人心的暴力场景、强烈的气氛和残酷的展示之中。暴力已经使世界呈现出一副世界末日的景象。残酷和暴力的舞台起到了巩固权力、打破团结纽带、创造白人至上和基督教极端主义文化的作用。
二、法西斯主义的幽灵回来了
随着法西斯主义的再次出现，民主变得如幽灵般黑暗，美国人面临着充满仇恨的政治瘟疫的威胁，且伴随着致命的和不断扩大的人口处理政治——在这种政治中，一些个人和团体被视为非人类、过剩的人类废物，呈现为隐匿的、多余的，是恐惧、疾病、道德上不可救药和不值得享有人权和尊严的象征。当法西斯主义的属性被孤立并从历史中移除时，人们并没有对更广泛的系统化权力关系进行分析，也不了解新兴的法西斯主义政治如何成为一种渗透到社会秩序方方面面的新的政治形态。当前，并没有整体性的探究模式，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一种基础性的分析能够超越对专门问题、孤立问题和个别事件的关注，也没有将这种暴力与对黑帮资本主义（gangster capitalism）的控诉联系起来的综合分析。目前，我们仅有的就是孤立的和不连贯的压迫表达、无关的社会运动，以及陷入瘫痪和限制性探究模式的狭隘的分析模式。这种脱节的、支离破碎的方法通常会无视当前的历史时刻在历史长河中的地位。因此，我们需要更广泛的系统政治，并且提出必要的理论和政治工具，以抵抗和摧毁来自法西斯的威胁。当前的灾难日益常态化，原因在于知识分子、专家学者以及各类媒体平台拒绝提供任何全面的解释，以形成一种批判性的分析，进而了解重大社会问题是如何相互关联的，如何表现出与其他形式的压迫的关系，如何相互交叉和加强，以及这种整体化的恐怖形式对现在和未来分别意味着什么。
三、新自由主义是黑帮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
当前，美国进入了一个世界末日般的反乌托邦的历史时期。这是一个以经济野蛮新阶段为标志的时期——自1970年代以来，人们接受了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即所有的社会生活都应该由市场的力量来塑造，任何限制企业和私人利益、不受监管的市场、个人财富的累积以及不受限制的有关个人和财产权利的政治、社会或经济制度，都是自由的敌人。在这种经济暴政下，社会需求、社会责任、福利国家、公共利益和社会本身都遭到蔑视。这在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的政策主张中得到了回应，即“没有社会这种东西。只有个人和他的家庭”。正是这种倒退的个人自我概念及其不受约束的个人利益、权力和自由定义了新自由主义。现在，社会问题、不稳定、异化、绝望、痛苦和苦难“被个体化，并被视为正常和不可避免的”。此外，在新自由主义的观念中，道德的崩溃是彻底的，即任何对社会成本的关注都是市场的敌人。
语言已经被掏空，变成了针对消费者的广告宣传，与游戏节目的壮观场面结合在一起，被名人文化弄得哑口无言，甚至作为社会责任战争的一部分被武器化，并在学校里被右翼宣传者审查，这些人将使用暴力作为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政治语言是用资本的语言——而非伦理、正义和同情心——来写就的，这使得人们更容易将暴力与最致命的权力运作联系起来。现在，暴力因人为的无知而被助长，语言的退化又加速了暴力的发展。在注意力持续时间不断减少的时代，语言屈从于一种即时性的中介文化、推特以及一种限制想象力、政治、公民生活和民主本身的有辱人格的商业文化。在法西斯主义改头换面的时代，政治文化不再是一种批判性的文化，它的作用是破坏那些能够发展反资本主义意识的公民批判性机构和空间。
在新兴的法西斯主义政治下，暴力不再隐藏在背后，而是被共和党的极右翼极端分子及其支持者当作荣誉徽章一样佩戴着。在美国，习得性无助已经演变成习得性残酷，脱离同情、关怀和真实的话语。在一个相互联系减少、主体原子化、社区分裂、历史记忆受到压制、公民社会解体的新自由主义世界中，社会纽带消失了。右翼对历史记忆的持续攻击以及这些历史记忆的日益消失，导致人们孤独地面对生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蕾切尔·卡兹·甘萨（Rachel Kaadzi Ghansah）在《海湖庄园的神秘主义者》这一充满激情的评论中写道：
我们不得不独自面对一场大流行病，最脆弱的群体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我们正在成为一个即使听到有人说“我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也无动于衷的国家。彼此之间的冲突要求我们不要停下来问“你为什么害怕”，而是行使我们冷酷无情、继续前进的权利。特朗普先生给了人们一些东西，让他们团结起来，共同表达蔑视，但这没有任何意义。
自全球经济危机发生以来，新自由主义成为了合法性危机的牺牲品。但美国社会经历的不仅仅是一场危机，它已经进入了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所说的新的历史转折点。也就是说，各种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的力量在社会中汇聚在一起，赋予社会一种特定而独特的形态。为了抵抗新自由主义的法西斯主义，对这个新的转折点进行命名和分析就显得尤为重要。作为一种被重新命名的政治形式，新自由主义不仅让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支配，还释放了旧法西斯的一般元素，包括种族清洗、狂热的厌女症、大规模暴力和人口处理政治。这个新的历史时刻或结合点代表着一个时期的结束与另一个时期的兴起，我将其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的法西斯主义。这种带有残酷的意识形态和经济包袱的新概念认同，代表了对民主的新的、无情的背离。标志着旧时期的社会福利国家、社会契约以及对宪法权利的强调不再是美国社会的政治特征。事实上，目前白人至上主义者的斗争目标是消除美国历史和政治中的这些古老的自由主义时期的影响。特朗普主义者“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恰如其分地抓住了这一新的历史时刻。
新自由主义不再利用私人财富创造和涓滴经济学来证明经济不平等或社会流动性的迹象是合理的。它无法解决大规模贫困、学校等基本公共产品的资金不足、社会服务危机、公共卫生部门形势恶化、药品价格失控或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程度惊人等问题。无论实现什么样的经济增长，金融精英都会从中受益。经济实力向政治权力的转化进一步侵蚀了民主国家和治理的基础。
新自由主义对贫困和不平等问题视而不见，不再为其致命的意识形态辩护。正如潘卡伊·米什拉（Pankaj Mishra）所指出的那样，新自由主义无法“改善物质条件并实现一定程度的社会和经济平等”。新自由主义无力、也不愿意为其强加给美国民众的苦难做辩护，它现在诉诸公开的种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声称自由民主应该对持续的经济和政治危机负责，这些危机相当于“失败的社会性深渊”。新自由主义的法西斯主义把自己标榜为一种非自由民主。新自由主义沉浸在“权力色情”、大规模制造的苦难和不负责任的虚假幻想中，毫不掩饰地与全球各地的反民主力量结盟。非人化（dehumanization）、种族清洗和镇压是这种新自由主义的法西斯主义新形式的新合法化工具。保罗·梅森（Paul Mason）注意到了这种新自由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联盟，他写道：
新自由主义的崩溃剥夺了当前资本主义模式的所有意义和正当性……这一真空正在被一种敌视人权、普世主义、性别和种族平等的意识形态所填补。这种意识形态崇拜权力，将民主视为骗局，并希望对全球秩序进行灾难性的重置。更糟糕的是，美国右翼的头号武器是其所谓的“18世纪哲学”，这种哲学[据称]使美国人免受极权主义的统治。
美国的自由已经变得丑陋。迈克尔·托马斯基（Michael Tomasky）观察到了右翼言论中的自由是如何脱离社会责任感的。他举例说明了这一点，即自由与社会责任相分离的一种衡量标准可能是处在大流行病中心的右翼保守派的可耻论点，如“自由包括在杂货店里冲陌生人咳嗽的权利”。
值得注意的是新自由主义关于自由的一些早期意识形态概念，以及它们是如何被共和党的极端主义分子所利用的。例如，早在1960年代早期，经济学家、新自由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就指出，个人的自由只能等同于市场自由。这句话中的自由再现了这样一种观念，即社会正义和道德即使不会对市场自由构成威胁，也是无关紧要的。自由被从关于社会责任或团结的概念中移除。集体自由要么消失，要么被认为是病态的或危险的。这些早期的新自由主义的自由概念沦为激进的个人主义和金融精英的利益，与任何政治和社会机构的集体观念以及使它们成为可能的机构开战。与这一观点相关的是坚定的新自由主义观点，即任何活动都不应该考虑社会和经济成本。正如美国新自由主义的倡导者之一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曾经毫无悔意地指出的那样，呼吁社会责任无异于“宣扬纯粹的社会主义，[并且]使用社会责任的外衣。有影响力和有声望的商人以社会责任的名义胡说八道，这显然损害了自由社会的基础”。在这种背景下，社会责任危机与代理危机和政治危机密切相关。
在新自由主义的理念中，人力资本与不受约束的企业利益相结合才是最重要的。正如迦勒·克雷恩（Caleb Crain）所指出的那样，根据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的观点，新自由主义已经演变为一种法西斯主义的形式，“将民主政治从人类社会中剥离出来，以至于‘只剩下经济生活’，成为一具没有血肉的骨架”。随着资本主义危机以及法西斯主义政治在美国的兴起，在共和党的领导人中，道德、社会和伦理的考量已经成为被强烈蔑视的对象，残酷和暴力文化被提升到了无法想象的高度，成为政治工具和组织原则。
席卷美国的暴力行为的核心是对人权、平等和正义的蔑视。在这种逻辑中，对他人的同情消失了，将人类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受到蔑视，维护公正社会的制度也被淘汰了。现在，身份和欲望通过有利于自身利益、适者生存和不受约束的个人主义的市场逻辑来定义。在新自由主义的理念中，耗费生命和无休止的竞争即使不是自由本身，也是定义人际关系的核心概念。在一个由赢家和输家组成的社会中，从仇视他人到对他人施暴的行为很容易被正常化。这种类型的新自由主义不仅深深植根于法西斯主义形式或非理性之中，还包含了极权主义冲动，这些冲动被合法化，并产生了大规模暴力行为。
在新自由主义的法西斯主义日益猖獗的时代，暴力似乎没有限制，不仅出现在引人注目的、残忍的大规模枪击事件中，还侵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不仅产生了巨大的恐惧、不安全感和攻击性，还因其无处不在和经常引人注目的出现方式，而转移了人们对其产生条件的注意力。与永久的战争文化保持一致的是，当前，新自由主义的法西斯主义将娱乐与政治舞台相结合，从而拓宽了传统的政治领域，进一步扩展了其白人至上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以及民主仇恨的界限。现在，自私和贪婪与军国主义暴力模式融合在一起，在这种模式下，那些被认为是多余的、可抛弃的人的痛苦和死亡成为了娱乐和快乐的源泉——一种腐臭的娱乐来源，它掩盖了赤裸裸的蔑视政策。在新自由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理念中，政治的审美化已经完成。
这种基于形象的仇恨政治的大规模生产，为右翼极端分子向军事化暴力的加速转向提供了条件。新自由主义的法西斯暴力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利用新旧媒体作为戏剧形式，操纵人们的感受、情绪及其恐惧和焦虑。右翼媒体成为助长美国社会日益增加的政治暴力、大规模枪击事件和军事化的舞台，并使其看起来正常化。随着社会领域的分裂，美国政治经历了自身的毁灭，其间也伴随着极端主义团体的崛起，公众被种族主义和仇外的言行所吸引。在这种情况下，暴力日益与文化和种族净化的政治联系在一起。由于暴力与批判性思维的脱节，道德情感变得中立，这使得右翼极端分子更容易诉诸道德虚无主义、不受法律约束以及为大规模侵略服务的权力运作的深渊所提供的所谓兴奋感和体验感。
四、美国社会的军事化
美国社会的军事化几乎已经完成，它代表了威廉·J.阿斯托尔（William J.Astore）所说的特殊形式的集体疯狂。这不仅没有引起恐慌，反而成为一种自豪的源泉，因为武力成为美国海外影响力的主要来源，还被规范化为美国社会的组织原则。国内外的军事化之间不再有任何区别，武器文化已经取代了共享民主价值观的文化。安全与个人安全、监控行业和不受约束的持枪权密切相关。现在，监狱及其封锁流程为公立学校、社会服务、机场以及越来越多的商场、教堂、超市等提供了典范。右翼共和党人蔑视美国社会安全局及其项目计划，同时又颂扬本土主义的边界和国土安全。
美国没有为其民众留下任何的保护空间。美国在国外打击过的外国恐怖分子现在已经回国。正如反诽谤联盟所指出的那样，“在过去的10年中……政治极端分子在美国犯下了大约450起谋杀案。在这些杀戮事件中，右翼极端分子犯下了其中大概75%的罪行，伊斯兰极端分子犯下了其中大约20%的罪行……近一半的谋杀案都与白人至上主义者有关”。当前，美国本土极端分子成为美国民众最大的暴力威胁。一个有军事化和暴力倾向的美国人将自己描绘成纯粹的白人至上主义者、激进的基督教民族主义者和偏执狂。
一种永久的战争文化已经打破了美国国内的恐怖主义与以反恐战争的名义在国外制造的暴行之间的界线。当前，美国的军用武器掌握在警察的手中，因为美国最大的暴力威胁来自国内而非国外的恐怖分子。世界大战和核战争的威胁与一种永久的战争心态分不开，这种心态目前正影响着美国的国内外政策。战争的狂热主宰了公众的想象，并使其变得无所畏惧。这不仅体现在右翼极端民族主义的话语中，还体现在极右翼新纳粹分子、共和党领导层、白人至上主义者和白人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所信奉的威权民族主义中。
五、结论
新自由主义扩充了战争机器并强化了支持战争机器的意识。在升级了的法西斯主义政治中，新型核隐形轰炸机被研发出来，例如威胁人类安全的B-21“突袭者”轰炸机，该飞机每架耗资近7.5亿美元。2022年底通过的2023年美国军事预算高达8580亿美元，这既是政治疯狂的象征，也是对死亡机器心理成瘾的象征。后者是战争机器的一个要素，它忽视了令人震惊的贫困水平、无家可归者、摇摇欲坠的医疗保健系统以及崩溃的生态系统等问题。事实远不止于此，新自由主义还通过禁止堕胎、限制书籍、破坏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扩充过度军事化的警察部队，以及在增加监狱数量的同时削减对公立学校的资金投入等手段来毒害人们的日常生活。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影响下，妇女权利、环境保护、工会权利和公民权利也同样陷入危险之中。
当前，推翻法西斯主义的时刻已经到来，除了通过投票箱，我们还可以通过大规模的集体抗争和起义使这种致命的政治以及支持它的黑帮资本主义停止运转。在社会主义理想正在被篡改的时代，这种对法西斯主义政治发起全面进攻的呼吁尤为重要。呼吁提高全民收入、取消对警察的拨款、全民享有医疗保健、重新认识种族主义的结构性以及国家暴力和惊人的不平等程度——所有这些都表明美国的社会主义意识正日益增强。资本主义是法西斯主义的实验室，任何可行的抵抗模式都必须从呼吁消除而非改革开始。但正如芭芭拉·爱泼斯坦（Barbara Epstein）所指出的那样，要做到这一点，对于任何可行的抵抗运动来说，至关重要的是要超越“支离破碎的左翼，这些左翼通过对一个更公正、更平等和可持续发展的世界的模糊承诺而团结在一起……缺乏共同的关切点或基础”。与新法西斯主义作斗争的起点在于重建批判性的群众意识和进步的多种族运动，这样才能瓦解新自由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的压迫性意识形态和结构性制度。
正如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所强调的那样，当前，资本主义的根本问题“是如此深刻，如果没有一场非常强大的反资本主义运动，我们将无法取得任何发展”。现在是消灭新自由主义的法西斯主义、而非试图淡化其政策的时候了。这与罗伯特·B.赖希（Robert B. Reich）所宣扬的富有同情心的资本主义的概念是矛盾的。发动一场强大的反资本主义运动的时机已经到来，这场运动能够重新构想应该如何按照社会主义的民主原则将社会组织起来，以及这对我们自身及后代的意义。美国需要发动一场由群众的集体抵抗和直接行动的战略推动的大规模、持续的起义，以实现根本性的社会变革。它需要一个激进的愿景以及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所说的“大思想”，以便形成一场统一的革命运动。它还需要从过去的斗争中汲取新的战斗精神，以便锻造出与新法西斯主义祸害作斗争所需要的适当武器。
随着公民文化和政治想象力的萎缩，法西斯主义正在全球范围内抬头。如果没有激进的政治教育和政治运动与之抗争，致命的法西斯主义病毒将会取得胜利。到那时，民主，即使是最不温不火的民主，也将不复存在。一个希望的源泉来自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在另一个危机时期所写的一句话：“并非我们面临的一切都可以被改变；但在面对它之前，什么都无法改变。”面对迫在眉睫的法西斯主义威胁，时代的紧迫性要求我们及早摘掉眼罩。“我们想要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中”这一紧迫的问题不再是口头的，而是需要紧急呼吁采取行动。集体抵抗迫在眉睫。
（作者：亨利·吉鲁（Henry Giroux），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英语和文化研究系公共利益研究中心；译者：王珂，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23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