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思想文化平静的20世纪90年代不同，与中国模式风靡国内外的21世纪头十年不同，21世纪第二个十年即便才刚刚开始，也让不敏锐的人都察觉到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变化。这种变化一眼看上去很突然，但也是长期潜移默化和逐渐积蓄的结果。有人认为中国又进入一个类似百家争鸣的思想文化空前活跃、观点碰撞空前激烈的时期。立足中国国情来看，这样一个时期，中国至少在这三个方面面临着重心的转移和思维的重组。

1.人文将优先于技术

中国人传统上具备浓厚的实用主义、实物主义、物质主义观念，对抽象思辨缺乏钻研的兴趣。近现代中国又面临着紧迫的实现现代化的任务，“民主”和“科学”等启蒙词汇在中国很快和“救亡图存”这些苦大仇深的任务结合起来，迅速将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推向功利的科学主义、庸俗的科学主义一面。从毛泽东时代的唯理工科和重工业是从，严重忽视人文社会科学，到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和经济学的一家独大，无不凸显了急于追赶西方现代化国家的中国人的功利与急促。不论是人文社会科学的作用被忽视，还是经济和经济学对社会和其它学科的挤压，都对造成今日中国发展中的种种问题负有重大的责任。接下来的中国有必要重申人文的价值，扭转唯技术分析是从、唯经济理性是从的弊端。这是一种趋势，也是一种必要性。

2.建立规则将优先于制定政策

奉行实用主义哲学的国人很重视变通，几千年来将变通变成了常态，将遵守规则变成了特例。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潜规则盛行。虽然中国认识到规则的重要，也在努力制定一系列规则，比如对中国的法制进行纵向比较的话，就能发现其巨大的进步。但是由于传统思维观念根深蒂固，中国一直到现在都还在变通和遵守规则之间矛盾纠结，一边前进一边徘徊。笼统来看，一般的中国人对法律等规则的价值都给予较好的评价，也基本认同其理念，但一涉及到具体问题，一旦法律或规则显得繁琐并且束缚住个人的手脚，很多人的本能和第一反应是变通，希求个人在具体的事情上能绕开法律和规则获得更多的方便和利益。从宏观方面看，中国治国主要是靠政策而不是靠规则和法律，遇到需要解决的问题，国家的本能和第一反应是出台新的政策，而不是确立规则。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不愿意被法律等规则束缚得太死，将变通作为一种圆润高明的处事风格来看待。这样一来，个人在局部的变通中获得了更多的方便和利益，但整个社会的良性规则就迟迟建立不起来，结果愤而起来批评这种变通的就是经常在变通的这些人。国家因为变通，因为倾向于用政策而不是规则来解决问题，在解决具体的某个问题上面有了更多的手段和选择，往往可以做到雷厉风行、一针见血，但由于具有根本意义的规则没有建立起来，国家渐渐变成了救火队员，不得不出台越来越多的临时政策来解决重复出现的问题和新出现的问题，哪怕这些问题中的相当一部分根本就是老问题的又一次出现，但因为没有针对全局和广谱的规则，一切都只能具体问题具体解决，远远享受不到规则举一反三的好处。中国创建法治社会的愿望说到底也就是要建立一个规则社会，而不是一个变通社会。规则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尽管繁琐，但长远来看却是最可靠、最省心的利益协调机制。因为规则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除了繁琐之外，更有全面、具体、广覆盖（广谱）等很多优点，一旦建立起来，就可以以逸待劳、垂拱而治，不需要个人和国家再挖空心思劳神苦思，不用再成天想着怎样用一些特殊的变通来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怎样防止诚信缺失等等。

3.思想将优先于单一学科的技术分析（思想流取代技术流）

20世纪90年代，是一个在各自学科领域进行精深钻研和技术分析的学者专家占据舞台的年代。这种潮流一直延续到现在。但是其主导地位正在一次次受到猛烈的冲击。2004—2006年的改革方向大讨论和近年来越来越激烈的左右之争，以及围绕着“中国模式的有无”所产生的观点碰撞，都对技术专家的主流地位构成挑战。于是人们看到，一类不以所在学科专家身份自居，而是围绕着广泛的公共议题发表看法的公共思想家再次兴起。公共思想家或许有自己的学科专业基础，但并没有局限在自己的专业小圈子中，而是通过自己的学识和敏锐的洞察力、执着而又热忱的社会责任心，参与到一系列公共议题、跨学科问题的讨论中来。这样一来，曾被挤压的公共知识和公共讨论的空间再次被开启，并且渐渐成了气候。一批公共思想家正在清一色的技术专家主导的舞台上占据一些位置，但他们身上的标签不再是技术专家而是思想者和思想家。于是，“思想家”这个曾几何时在中国消失的名词再次活跃起来。这不能不说是当下中国的一道亮丽的景观。其中既有令人振奋的元素，也有令人心怀隐忧的元素。

实际上，公共思想家和单一学科的技术学者之间的消长关系自有其自身的规律和道理可循。思想也用不着时时繁盛。在思想统一的温和时代，技术流取代思想流的地位是很正常的，在这样的时代，技术控会越控越深，越控越细，直到使有志于思想的人产生严重的窒息感。但到了思想分歧较多的时代，例如现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技术流再次把风头让给了思想流。因为在这样的时期，首先要解决思想上的困惑，然后人们才有心思再去接受某个学科的专业知识。如果思想上的困惑都没有解决，很多人是没有心思去钻研某个学科的技术知识的。所以技术流和思想流之间的此消彼长，是时也势也，正如天理循环那样自有其道理，不至于如某些有识之士那样忧心忡忡。既然当下的中国又进入一个思想流取代技术流的时期，不妨平静对待。

总之，改革中的中国，变化中的中国，孕育着新的思想，也积蓄着进步的力量。这三种变化的趋势，不过是其中的一叶罢了。

E-mail：liuguomin2006@sina.com

作者系传媒人士，民间学者，长期从事中国国情和中国改革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