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都坚持人有选择的自由。如果稍稍追溯这种意识产生的思想背景，我以为选择这一命题，大有“存在主义”的味道，比如，西西弗斯的苦难，也是西西弗斯的选择。

虽然，在二战后欧洲的哲学舞台上，存在主义已经让位给机构主义，甚至后结构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但是，哲学做为人类的思想财富，完全可能在迥异的时空中产生同样强烈的影响，就像上个世纪80年代萨特风靡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样。今天来看，后现代主义对于我们来说太超前了——我们还没有真正进入现代，又何谈什么“后”呢？如果相比较，恐怕存在主义也许可以为我们提供更有价值的思想资源。当然，这是比较，我并不认为存在主义可以成为一服治疗当下思想重病的良药——我也不认为有任何一种现成的哲学体系可以担负这样的历史重任。哲学属于少数人，而现在，出问题的并不是少数人，因此，拯救大多数，或者说自救的方式不在哲学。

我坚持选择的自由，既有哲学上的渊源，也是在应对现实环境的时候，一种思想以及行动的策略，选择，并不是形而上的，它意味着对现实环境做出的反应。我得承认，选择的自由，有着反抗现实的向度。选择，是对现实的质疑、指责、批判、反对，选择是表态，人通过选择站在了现实的对面，而与此同时，人也为自己选择了一个立场，一个有别于现实安排给人的生活模式，而这个模式不是人们选择的，不是来自天赋，而是被后天强加给人的。意识到这一点，并摆脱这种不由自主的状态，可以通过自由选择实现对于生命的自觉甚至自主。如果可以这样来审视选择的思维过程，它首先是对个体不自由的认知，然后是用选择来实现自由。

在我对自己进行启蒙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我自己秉持着自由选择的标准，就像我选择自我启蒙，并将这种选择做为我生活的一部分，我感觉我实现了这一选择的初衷，我生活在我的选择里，就这一点而言，我是自由的，也是自我实现的。

直到最近，当我再思考自由选择的理论时，有了一些新的想法。

选择的前提，是个体所可能选择的选项的充分罗列，但是，问题就在于：我们是否可以了解全部的选项？如果承认我们的不自由处境，那么事实就非常明显：我们必然不可能看到全部的选项。而被现实隐藏起来的那部分选项，是属于我们不可能接触、认识到的。这是如何发生的？

阶级是一种分配社会资源的手段，这不仅包括物质资源，也包括智力资源，具体地说，上层阶级可以通过对教育、新闻、出版、媒体、网络等等资源的垄断和分配，剥夺下层阶级对智力资源的拥有。这种对资源的分配，就指向一种残酷的事实：许多人不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他们将阶级中的地位视作自然的原初状态，类似罗尔斯所谓的“无知之幕”，讽刺的是，这里的“无知之幕”并不覆盖所有人，而是被一些人用来蒙蔽大多数。

那么，在物质和智力资源不对等，或天然被剥夺的情况下，自由选择是否可能？

我想回到的选择的开始，我们为什么要选择？难道我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一个被遮蔽的环境中进行选择吗？我意识到了，即使一开始，这几乎是一种潜意识的觉醒；那么，我为什么要选择？选择是为了自由。这就是选择的实质！选择自由，这是先于选择的选择，换句话说，只有选择了自由之后，接下来的选择才有意义——我们才能赋予这选择以意义。也就是说，在选择自由之后的选择，无论选项多么狭窄，也无论我们最终如何选择，都是在选择自由。反之，假如我们的次级选择背弃了自由，那么，也就等于放弃了初级选择——自由，也就等于放弃了选择的意义。

如此看来，任何的次级选择，只要这选择成立——没有背弃自由；无论选项是否全面，我们做出的选择，并不妨碍我们抵达自由的目标。选择的自由，正在于做出选择的前提，而不是进行选择的条件。我们并不因为选择而自由，我们因为选择自由而自由；就像并不因为选项的限制而认识到我们不自由的事实，而是我们的选择本身就是不自由的结果。这也就意味着，先有自由，才有选择，而因为我们的选择，自由，最终才能实现。

为了自由，让我们自由的选择吧！

写于2012年1月5日 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