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年前的2007年，国庆节黄金周我是在校医院度过的，那是一段难以忘怀的经历，充满了对医生、护士、工友的感激，也增添了我的人生阅历和人生感悟，从而使自己有限的暮年生活更加淡定和勤勉，我的确是这样走过了5个年头。
长话短说。我的腰疾早已成了顽症，当肖静宁看到报纸上的一则广告又带来了一丝希望。清华大学毕业的某工程技术人员，设计了一种叫“真力神”的席梦思，内装有符合人体生理结构的弹簧系统，按照其要求进行操练可缓解腰椎间盘突出的神经压迫症状。她觉得有道理，为我订购了一台，但只能从陌生的货运火车站提货，她费尽心机总算弄回了这个沉重的庞然大物。 当我第一次有了席梦思，还能做运动，真是满意。我认真地练习，起初还真的有效。可是我求治太心切，每天不断加码，直到每天要做上千次。可能因腹部压力太大，结果出现了“腹股沟疝”。其唯一的治疗方法是通过手术进行修补，这就面临着到哪家医院做手术的问题。按照我的资历是可以要求转到与校医院挂钩的同济、协和、人民等等著名医院的。但是，我的高龄空巢家庭，行动又不便；看看那终年如春运般拥挤的大医院；听听那些老人们讲述住院的种种劳民伤财过度检查、治疗的痛苦；以及家属赶公交送饭陪伴的不堪负担的万般辛苦，除非万不得已，那敢转院啊！
肖静宁找到首先为我作出明确诊断的校医院的外科主任周医生，向他表达了在校医院做手术的意愿，和对他的信任，周医生对此很是感动。周主任考虑到我年事太高，怕有意外，决定采取请技术水平较高的中山医院的医生和麻醉师与他共同完成这次手术。这使我对在校医院作这项手术更为安心。肖静宁还到手术室实地看了一看，说还是很正规的。由于新生入学体检，一直拖到9月23日才住进外科病房，并定于9 月26日上午施行“左腹股沟直疝修补术”。现在医学进步了，修补的方法更加科学、便捷、不会复发，我真是一点顾虑也没有。此事肖静宁与她的好友、邻居、退休军医田大夫商量过，她很理解并支持，还拜托了她的战友、当时的外科刘护士长关照。
手术当天，肖静宁没有想到田大夫也来到手术室外等候，这人间真情令人感动不已。后来我才知道，在进行腰椎麻醉时还是出现了一点情况，由于我的腰疾骨质病变，理应注射麻醉剂的5-4椎间隙太窄针扎不进去，一节一节向上试，直到2-1腰椎间隙才打进了药物，这是麻醉专家事先没有料到的。由于麻醉的节段太高、影响范围大，一时间我的血压直线下降，医生赶紧注射升压药得以将手术顺利完成。难怪在手术室外守候的人听到里面急促的声音。我被推出手术室时，肖静宁看见我面色灰白，非常虚弱的样子，这是她原先估计不足的。周医生术后查房，叮嘱诸事宜，并说手术很成功。本来手术后一周就可以出院的，由于黄金周不能办理出院手术，一直到10月8号肖静宁才牵着我出院，自己走回家。我在医院与肖静宁度过2007年的国庆节黄金周至今历历在目，感触良多。
我见证了我们校医院的发展，由原来的医务室、卫生科已发展为有一定规模的国家卫生部授予的“二级乙等医院”的称号，这在高校中还是不多见的。通过我实地住了两周医院，看到校医院在技术与规范管理方面都有一定的优势，是为全校数万名教职工和学生的健康服务的可靠医院。通过我的手术成功，另一名退休教师也不想到外面大医院折腾，而决定在校医院外科做同类手术了。这其实是一个破除对大医院的迷信的明智的选择。在我之前，有一位老教师在三甲医院也是做疝修补术，20天伤口还未愈合，所花的钱是我的数倍。因为大医院要完成创收，是不会重视一个老年人的这种小手术的。我希望美丽的珞珈山脚下的校医院越办越好，进一步发挥自己的潜力，进一步扩大诊治范围、提高服务质量造福于广大的“武大人”。
有意思的是，国庆节期间整个外科病房只有我一个病人，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白班、夜班医生，护士工作都非常负责，交接班一丝不苟。肖静宁一天给我送3次饭，路上碰到人只说给朋友煲点汤，没有惊动他人。医护人员看到我们把病房当作家，吃完饭总是弄的干干净净，小桌上不留痕迹，对我们一点也不讨厌。特别是工友朱师傅是临时工，整个国庆节没有休息一天，她50岁了，在外科的工作强度很大，很重的输液瓶都是她搬来的，还有大片的清洁卫生工作。她收入很低，从不叫苦叫累。可能是以前下放过，劳动过，我们对她有一种自然的尊重与同情，5年来在路上碰到时还是很亲切的，她总说我们人好，命好。
在两人病房里过黄金周，没有电视，没有音乐，却是别有一番风味。肖静宁回忆起上世纪50年代在北京多次参加国庆大游行的热血沸腾的场景，特别是她引以自豪的参加打头阵的“仪仗队”，还有“体育大队”方阵过天安门的万般激情。我则说，你那时那里想到我却是独自在苦苦等待着你快些来到北京大学汤家呢……。往事历历在目，我们怎么一下子变得这样老了？这样老了我们还能相伴相依，共同对待各种困难、遭遇，我不禁想起“平生第一邂逅 ”，这是上帝给我的福份，是我的无比幸福和力量的源泉。
在我们出院的那一天，同时住进了三个学生，看来是外地的，家境不是太好，都是需要安排做小手术的。他们很奇怪老教授怎么也在校医院做手术，而且对我们两个老人什么事做自己做很是感佩，问我们出院有没有人来接，我们说，家就在200米外，自己能行。10月8号那天近中午，我终于怀着感激的心情告别校医院外科回到离开了半个月的家，我庆幸自己选择了校医院，成功地进行了手术。
现在再回到2007年9月26日当天从手术室回到病房后的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亏得肖静宁作了当机立断的处理。奇怪的是，虽然有的人在暑假前就知道我得了疝气需要手术的事。但除了田大夫，这次我住院的具体时间并没有告诉任何人。
是手术就有风险，即使手术成功率是99%，也可能出现1%的意外，这1%落到谁身上就是谁的100%啊！我在手术前麻醉时出现血压暂时下降，曾达到非常危险的40毫米汞柱，以致我从手术室推出来时，肖静宁眼泪都出来了，我也没有说一句话，就在病房休息，医生向肖静宁交代了注意的一切，主要是有没有尿液和肠蠕动的恢复，护士在术后一定时间就来测血压和体温。好在我的一切恢复都令人放心。
怎么刚回到病房就来了两个自称为“学生记者”年轻人，说是要采访杨老师，肖静宁听了好生奇怪，来者不善！在这个时候迫不及待的来作什么采访。年轻人不知道，这种情况也许只有文革期间才有，那时完全没有法制可言，正在开刀的病人也随时可能拉出去批斗，外科头号专家裘法祖被视为反动权威，不准看病，只让扫厕所。改革开放都30年了，校医院外科怎么还会发生这样的“采访”的事。肖静宁听到来者的话，马上说，你们没有看到吗，刚作完手术，麻醉还没有过，采访什么，快走快走，你们不能不管病人的健康吧。后来我们反复考虑这件事，虽然得不到证实，此事显然与刚发生的众所周知的“网络爆料事件”有关。“学生记者”的突然采访，反到使我看清了事情的严重性、复杂性。我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态度，那就是任何情况下“不接招”，对于那些无端的恶意矮化，只消藐视蔑视一笑置之足矣。这样，我更加珍视自己的健康和注意保持自己的良好心境，赢得了专注于自己的工作的主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得益于5年前那次未遂的“学生记者”采访。它启示我将“不接招”进行到底，以致几年来多起各路“记者”的采访意图总是落空。（2012-09-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