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的“超级黄金周”已经落幕，但由此而引发的各种争议却仍在持续且愈演愈烈，高速公路免费后的交通拥堵、景区景点游人如过江之鲫等种种假日中的“公共性之难”都在拷问着我们脆弱的黄金假日模式，以至于公众在假日的叫苦不迭声中又陆续重返各自的工作岗位，假日似乎变成了一种比工作时更劳累的“惩戒”。检讨和反思政府在假日中为公众所提供的各种公共性服务固然尤为重要，但如果仅仅把假日所遭遇的“惩戒”单向度归结为政府对假日公共性服务能力不足这一点上，或许还尚显肤浅，因为这种单向度的归因即便促成了政府服务的改进与完善也无法实现假日所赋予公众的本真含义，相反，还可能使公众沦陷到一种更隐蔽和更残酷的“惩戒”之中，由此，我们有必要回归到“假日”这一原点层面来思考假日模式问题。
假日存在的原初意义究竟是什么？显然，假日是与以劳动为本质性的“工作日”相对应的概念，在工作日中，个人因生产劳动而创造着价值，不管这种价值是必要的资本增资还是各种类型的剩余价值，都不可避免的要将个人时间编码于生产时间这一精密体系之中，人的自由主体性和自我超越性难免会被生产所羁绊和压抑，假日设立的意义就在于要将个人时间区隔于生产时间之外，从而还原人作为人的自由主体性和自我超越性。
当然，这种个人时间之所以能被还原在不同的评价体系中有不同的内在目的:一、作为“道德性”的目的，假日被等同于休闲，而休闲能让人幸福；二、作为“资本性”的目的，假日让人恢复体能，同时完成必要的劳动力再生产功能；三、作为“生产性”的目的，假日让人在集体式的狂欢中完成仪式化的规训与教化，在“超真实”的广告话语诱惑与“符号式”的群体性礼物交换意识形态中完成宗教式的虔诚消费；四、作为“政治性”的目的，假日让人在内心固化国家与民族的神圣性，确立一种整体之于个体的安全感，使原子化的个体能够切身体会到与全能上帝般的整体之间相互连接的真实性，从而实现一种文化层面的个体救赎与主体间承认。
从假日目的的多层复杂性角度来检视刚刚过去的黄金周模式，我们不难发现十一黄金周的“道德性”和“政治性”目的渐趋淡漠，而“资本性”和“生产性”目的则渐趋浓郁。公众的休闲不再是主体性的，而是被客体刻意建构的，每天被媒介不断渲染而模式化的经典假日休闲模式被定格为现代人假日安排的必然首选，否则你就会被同样经过媒介规训后的周围人讥笑为过时的和被淘汰的，更被隐形隔离和标签化为不懂生活，假日逐渐演变为一种群体间的彼此对照，成为一种彼此间相互证明自己与现代流行时尚模式序列紧密结合的程度仪式，变成了一种个体身份间相互区隔与炫耀的标识，在这种证明自己与现代集体流行多么融洽的游戏竞赛中，自我在文化层面上完成了神圣化的群体认同与个体救赎，而这种被现代时尚工业这一客体刻意建构的假日安排又实实在在的在这种虚拟的认同与救赎中完成个体一次次幸福感的制造，我们感觉到自己是幸福的，因为我们与群体性流行时尚同在，与现代幸福生活模式同在，而那些没有参与这种幸福体验的人则是不懂生活的不幸的人，可事实上，我们自己却再一次在假日中完成了生产性的功能，集体性的大规模规训型消费事实上让我们再次成为生产体系中的工人，与我们在工作日主要进行产品制造的工序仅仅不同的是，假日中我们主要进行着这些产品的销毁。
作者为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博士 原刊《社会科学报》（上海）（第1334期第5版）2012年10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