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周伦佐《对造反派的误指与妖化》（共识网）是篇充分依据事实说理的好文章，开头一句"保守派红卫兵的斗争矛头主要是向下，造反派红卫兵的斗争矛头主要是向上"，说出了大部分事实，却不是全部的事实。在现实中恰恰是两者被有意或无意地混淆，因而进行辨识是必要的。周文从分析保守派红卫兵（官办）和造反派红卫兵、历史语境等各个层次剖析（比如"附势"和"妖化"）这种现象，得出"认清这个事实，便不难明白他们在忏悔问题上所持态度的不同含义"的启示，确实能廓清有关"文革忏悔"的诸多迷惑，使反思文革能真正进入各种文革角色的心灵，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族的文革反思。周文的最大亮色是辨识而不是纠结于相关造反派角色的肯定或者否定，使其客观化，从而落足于"文革忏悔(反思)"这一现实命题。但是未能做深入解剖--这后者正是周文的不足，也就是可以继续深入而没有深入下去。
周文之所以未能深入下去，一个是思考的重点不同，一个是现有篇幅给限，再一个就是文章本身的某种混淆也制约了这种"深入"。其原因，在我看来，他用词典定义"造反"从而区分保守派红卫兵和造反派红卫兵，跟实际中普通民众叫法和理解的"造反"--文革（生活）的实际存在着混淆，这也反映作者对当时社会实际情形的笼统认识。
文革的实际情形与"造反"的词典定义相悖，正是"中国问题"的纠结所在。其实，有更多的社会现象，跟相关中性化的名词解释，都是相悖的。
二
周文根据词典把造反定义为"以下犯上，弱者反抗强者"，"只有造反派红卫兵的行为才符合造反本义"。但当年学校和社会民众对"造反"的理解和应用并不是这样的。在中国化的语境中曲解本来意义的用语在中国是普遍的事实，今天依然如此。让我以我的经历来说明。
1966年5月，我读高二，当时中央发布了"五一六文件"即在全国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文件。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此时学校正组织批判"三家村"（这里有1960年代以来强化阶级成分阶级路线阶级斗争的背景，有不为学生清楚的开展"四清"运动的背景），进而按1957年反右的做法批判学校的"牛鬼蛇神"，从现在看来也是刘少奇派工作组到基层搞"四清"的习惯性延伸，学校党支部由校团委暗中组织和指派"核心骨干"（革命的年轻教师和革命学生）写大字报，甚至暗中盯梢。这些核心骨干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根正苗红"，有被学校委以重任的意味，自然是一种莫大的殊荣，这些人的革命积极性可想而知，由他们为核心在全校引发师生写大字报。这实际上是执政党搞土改以来政治运动的经验做法。上了年纪的、从旧社会过来的、说了对现实不满的、家庭出身不好的、男女作风败坏的老师（包括年轻者），与校领导疏远的老师就是靶子。当然，学生一旦发动，也有不按"规矩"写大字报的，把矛头对准他们不喜欢的老师。总之，这把火是烧起来了。
接着由学校党支部牢牢掌握主动权，沿用"反右"思路，确定那些要揪出来的老师，批斗升级，火力对准这些牛鬼蛇神，这些批斗骨干，在我看来就是前官办造反派，或叫前保守派红卫兵，稍后的官办红卫兵就是以这些人为基本骨干的。
当然，这个时段不叫"造反"，而叫做"横扫牛鬼蛇神"。不止在县中，同时也在县城另一所学校城区小学--在全县中小学进行。当权派们只把邓拓、吴晗、廖沫沙视为新时代的右派典型，根本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这次群众运动的靶子。
当时，特别对教师和高中学生来说，他们说不清却能感觉，学校党支部掌握并依靠一批骨干力量，这些人并不多却拥有"特权"，他们甚至是秘密承担了校党支部的任务，暗中监视学校决定要下手的老师，押他们上"审判台"。他们都会显露一种"得到组织信任"的得意相，他们客观上成了学校钦定的"特权阶层"。教师和高中学生有一定的知识，脑子里较有平等观念及平等诉求，较有正义感。特别有些政治背景好、正直、有正义感、但未能得到党校信任的师生心里是有气的（他们认为不公平）。这就是干群对立，只不过大家看在眼里窝在心里，嘴上不说，少数的背地里会指桑骂槐地嘲讽一番。这也是社会上干群对立的一般情形的缩影。
在我，则是由于几年前由县中调回城区小学任教的父亲在城小被大贴大字报（做家庭妇女的母亲担忧地悄悄告诉我），心里沮丧，愤愤不平，对前途悲观。我父亲躲过了"反右"，属于县统战对象，1964年还被派去赣州社会主义学院学习，到井冈山参观，他又点燃起"进步"的热望，可这次却由学校以他向党交心的书面汇报，肯定他平时也发过牢骚，批判他对党对社会主义对现实不满（对现实不满在当时是大罪过）。城小（校长是土改工作队出身）积极揪斗牛鬼蛇神，张贴了很多大字报，走在全县学校运动的前头。县中组织革命师生去城小看大字报学经验，当然没我的份，从同学小声议论，我知道情形不妙，我率先就想到别想上大学了（当时我们根本不能想到当局从此停止高考）。在感情上，我憎恨特权，暗暗同情学校被揪出的老师（有的教我语文，而且属于同一家族），也就对学校的"特权阶层"--当权派十分不满。
县中很快掀起大字报热潮。一次校政治处主任声势凌厉地传达上头文件，我和另外两个同学十分不满，化名写了他的大字报（找他的过错），这是一般学生逼近校领导层的一步。其实，我们并不了解这位主任的复杂内心，更不了解学校领导层对这场运动存有不同意见，只是当他（当权派）是揪斗老师的罪魁祸首，是特权代表。
这个时段没有"造反"这个概念，更没有群众造反组织，官办积极分子是有的。我对他们心生反感。这一拨人成了后来的保守派红卫兵。
三
1966年七八月，响应毛主席"到大风大浪"进行阶级斗争的号召，"造反"的说法开始流行，成了响当当的革命话语。毛泽东在50年代一篇讲话里有一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提倡"大无畏"革命精神，实际却把向体制提意见的一大批人打成右派，因此谁也不会对毛这名话当真，可是在文革初期却极快地流行开来，而且加上了毛"造反有理"的最新指示。如果以"造反"的词典定义，既说得通，也说不通。说得通，一是在延安时代，毛和共产党在野，所以要造国家的反；二是共产党执政，代表了国家，可最高当局毛泽东觉得大权旁落，相对行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毛觉得成了说话无人听的弱者，怨怒心中生，因而提倡造反，拉下刘和刘司令部的大小成员。连我们做学生的都觉得毛很受委曲，毛没有特权，而刘少奇--大大小小的当权派搞特权。说不通，主要是大小官员们，他们认为毛是党主席，就是真皇帝，刘在毛之下做国家主席，没必要说"造反"，他们是基于自己既得利益而从内心反对造反的，所以，出于他们自己的理解，也出于自我利益的保护本能，基层官员把"造反"引向别处。
根据县里的意向，学校组织学生到街上造反，就是破四旧，造地主资本家的反，逼他们交出窝藏的金银财宝和变天帐。我们从《夺印》等电影知道他们"人还在心不死"，把那些封建牌匾和族谱捣毁烧掉。有一个老太婆用被子包着放在火上烤，当场死亡。这不是我们班的杰作。我们班在另一条街的地主家造反，挖灶掘地。开头我们班在县城造反，随即又被派到离县城40华里的社溪镇进行造反。这是我第一次坐汽车。我们一班几十人打着一面大红旗，坐在敞篷货车抵达目的地。我们心潮激荡，以为进行着一场改天换地的伟大斗争。造反就是根据镇党委的指定，到社溪街的地主富家抄家斗人，罚跪捆人打人是家常便饭。几个团员干部加班加点开会，研究斗争策略，决定下一步怎么搞。我们学生根本不会想到既受了学校领导的利用，更受了毛的利用。
所以，当年在基层喊"造反"、进行造反，并不是"以下犯上，弱者反抗强者"，而是在当权者指使下，对阶级敌人发动猛烈的攻击。当时我们自豪地对人说：我们到社溪（社会）造反去了。
然而，同样叫"造反"，内涵却发生了变化。
四
毛泽东在北京连续接见革命师生代表，学校各班推选优秀的红卫兵赴京，我们班上推选了5名，当然是学校（通过班主任）内定的，根子正、斗争性强的团员。他们这一批成了学校首批官办红卫兵，即保守派红卫兵。这时兴起大串连，"烈火"烧向当权派的趋势明显。县里要学校制止，可北京的学生已行动起来了。局面向着动荡发展。县里领导亲自到公社（乡）坐镇阻挡外地进县城的造反红卫兵。此时斗争的矛头开始对着当权派了。我看着有不少学生去了外地串连，也坐不住了，但父亲（家长）听从上面的指示，叫我（子弟）不要去串连，因而我和几个同学在1966年12月才出发步行串连（奔井冈山）。
像入团一样官办红卫兵有诸多限制，校方严格掌握。此时官办红卫兵由盛而衰，学校停止了揪斗牛鬼蛇神。1965年几个考上北京的大学生（这一届考上大学的最多）"杀回母校闹革命"，为学校和县里的文革推波助澜。这些首批来自北京的造反派红卫兵都是本县人，后来我才知道，他们中有父母和亲属在前一段受到了批斗（比如有一人父亲是广东某县的副书记，奶奶是地主，所以一家遭殃，有一人的亲属是学校揪出的牛鬼蛇神），他们目的明确，矛头对准现任校长（党支部书记）和校领导层，说他们是走资派。一些原是学校的"红人"也反戈一击，果然揭发了校当权派的诸多劣行。
官办红卫兵受到批评和嘲弄。民间性质的造反派红卫兵兴起，门槛也低，学校出现了许多大大小小的红卫兵"兵团"组织，其头头都是由家庭出身好的人担任，以确立合法性，当然是以左反左，这时的斗争矛头就对着学校当权派了，说这些人贯彻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他们为前段揪出的牛鬼蛇神老师平反，他们是走资派，要打倒。接着造反派红卫兵冲向社会，到县机关单位造反，抢自行车，惩罚不从者，与本单位造反派一起，揪当权派。这个阶段的造反，才是"以下犯上，弱者反抗强者"了。我家附近是县林业局，我就看到林业局造反派揪出局长（北方人），抄他的家，把他家的皮袄、手表、呢子衣服等"高档"用品进行展览，激发群众对特权的愤怒，对文革的拥护。
我所在的中学，最早（大约在1966年10月）人也最多（初中生最多）的造反派红卫兵数"东方红"。我本人加入的是1966年底成立的以高中学生为主的"中南海"战斗团，属于造反派红卫兵，以笔战为主，不像"东方红"兵团到别的机关单位打砸抢乱搞一气，行为较温和一些，所以发展快。至于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后来又发生了分裂，那是后话。
原来的校办即官办红卫兵树倒胡狲散，但他们（除了当权派）人没闲着，又组织新的红卫兵组织，同样打着造反旗号。这批人由于跟校方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很浓的保守派红卫兵色彩，但他们一般家庭成份好社会关系好，在造反上不甘示弱（因为他们老子就是造反起家的），在揪斗对象上跟造反派红卫兵不同。以我所在的学校为例，造反派红卫兵瞄准的重点是现任校领导，而保守派红卫兵瞄准的重点是一年前调到别县中学做校长的前校长（说他是学校牛鬼蛇神的保护伞，他夫人家庭出身不好），以及在1962年因车祸殉职的前校长（因他曾是地下党员，就说他是叛徒加走资派）。随着"三结合"现任校长官复原职，保守派红卫兵（头头）都受到宽待和优待，他们被看作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忠实保卫者，而造反派红卫兵就没这样幸运。当然两派红卫兵都随着北京的势态发展而变化。
我在学校就经历两种"造反"：向下的和向上的造反，同样向上也有显殊差别。不要说现在，就是当时，干部群众都一概说成是造反，尤其是领导干部，除了极个别者，他们都把文革初期受到的冲击归结于"受了野心家造反派的迫害"，这是周文分析的"附势"心理。
从这两派红卫兵命运的起伏变化，可以见证当时人心趋向和社会思潮的变化。但在普遍的附势之下，大家情愿把造反派妖化，文革受害人一概把罪责推给造反派。
五
文革初期在南方县里，由于北京运动的时间差，总是慢了几拍。后来又都是以北京的"政治解决"为标志来套县里的文革形态，也就出现了种种周文所指出的"微妙"--人对这段历史表态的微妙情形。不过，周文所分析的"微妙"或"尴尬"仍不足于涵盖"保守派红卫兵"和"造反派红卫兵"全部的复杂性。其复杂性在于，红卫兵在某一学校出现之前和出现之初，既有刘少奇（通过夫人王光美）所直接领导的"四清"运动的色彩，有1957官方反右派策略的重新使用，更有数次整人的政治运动伤害对象（小到一个人一个家庭若干亲属，大到被戕害的社会良心和良知）的反弹。当年我痛恨学校当权派，一个直接原因就是我为做教师的父亲--跟父亲一样的受批斗教师--申张正气。我确实认为学校当权派--刘少奇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想，这也是当年文革初期有这么多的人扑进运动的心理动因。
记得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试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1987）分析过这一现象：
人民群众充满着不快、不满和愤怒，特别是在敏感的学生群中，'文革'之前就不断有'学生闹事'，抗议官僚主义，反对各种落后体制。1957年'鸣放'也表现得非常明显。毛泽东是看到了这一点的。在'文革'中，他便指出群众有气要发泄。……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各级党政领导，这个运动之所以能如此迅风疾雨地发动群众自发城搞了起来，人人参加，来势猛烈，毁坏性级强，其重要原因正在这里。
这是符合事实的。由于官方避违文革话题，即使官方对文革作出了否定性的定论，文革过去四十年，文革仍然未能得到积极地梳理。这里并不是追究某一具体个人的过错罪责，而是追溯体制几十年来的变与不变，在应对全球化中国情境时，经济体制已有诸多变化，而政治体制的变化甚微，所以反官僚反贪腐反特权老是重复老套路，乃至成了新老左派习惯的修辞手法。
毛泽东利用群众运动反官僚反"糖衣炮弹"，有一个前提就是以他为最高核心，任何人不得冒犯其权威，他可以此为利器痛击他的政敌，而他依然故我地做官僚享受"糖衣炮弹"，否则他当年就不会吹嘘"亩产万斤粮""全国五千万吨钢"了。文革中他是利用群众反官僚来反刘少奇。刘少奇做国家主席后，试图建立现代意义的国家官僚制度，可他利用阶级斗争（四清），不惜以夫人王光美出面来抓典型得经验；而毛泽东--毛泽东模式是极权，控制权解释权都抓在自己手里，怎能容忍刘少奇跟他分庭抗礼？何况他内心有推出夫人江青和毛家人（如毛远新）的用心，所以，一俟打倒刘少奇，他就以"清理阶级队伍"、"知青下放"等把潜在的威胁排除，他这种反现代文明的极权官僚体制就凝固了。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当年延安的毛泽东在野，"造反"符合"以下犯上，弱者反抗强者"的词典定义，可他成了全国最高的执政者，为打倒他的对手，又高调颁布这一造反律令，实在是基于他自我边缘化、自我弱势的感觉，于是号召全国上下造反，搞群众运动--人海战术，方便他火中取栗。一旦把"造反"推向全社会，"造反"的内涵必定泛化，社会的不满借机爆发。这毋宁说，凝固化的专制体制必定催生出它的反对者变革者。
再就是，以群众不满和当局的高调宣传，数十年至今，实际运行的其实都是强者造弱者的反，而弱者希望与强者和解。这是不是"中国特色"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