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即将召开十八大，领导层行将换届。此时，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在多个方面面临挑战。这些挑战纵然有国际因素，但其本质上是中国内部问题。

美国康奈尔大学中国政治专家安德鲁·莫萨(AndrewMertha)最近在《亚洲政策》(AsiaPolicy)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新一代领导人面临包括中央和地方的政治经济关系调整、创建多种渠道满足社会预期（尤其是1989年后的那一代人的预期）等重大挑战。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9月8日在亚太经合组织(Asia-PacificEconomicCooperation)第二十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表示，中国今后将在着力推动包容性增长等方面努力。并承诺，中国将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越来越好，人们的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如今中国面临一个或许是最为重要的问题，即中国要往哪里走，中国领导人要带领中国百姓过上一个什么样的生活。这对于年轻人来说，尤其重要。

笔者作为一个中国的“80后”，无论是从自身感触还是对身边同龄人的观察，都强烈感受到国家当前面临的一个最为急切的挑战，即是如何满足年轻人的社会预期以及消除其不满情绪。

对于“80后”“90后”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极度渴望拥有公平的机会，藉以自己的努力而改变命运。对他们而言，只有社会向上流动的渠道是畅通的，未来才是充满希望的。然而他们面对的现实，却恰恰相反。笔者这一代年轻人，曾经被认为是“垮掉的一代”：不能吃苦、缺乏责任感等等。但事实证明，他们不是。他们能吃苦，更不缺乏责任感（近几起群体抗争事件中年轻人的积极参与便证明了这一点）。他们最不满的是，当这个国家提供的机会越来越少的时候，还有那么多的不公平、不公正。

对于大学生群体来讲，尤其是草根阶层的大学生，当他们迈出校门走向社会时，发现很多机会不会因为你更聪明更勤奋而选择你，竞争对手或许学历不如你，能力不如你，勤奋度也不如你，但他（她）却有一个有钱或有权的家长或亲戚，不出意外的话，就是自己竞争失败出局。一开始，他们还会觉得苦闷想不通，后来发现这个社会就是这样，也就不再四处抱怨。但造成的结果是，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开始一点一点的积聚，对国家的失望情绪也在不断的蔓延，甚至有一部分人觉得看不到什么希望。然而，当这个国家最有朝气、最有活力的人群对未来不再充满希望时，将是极度可怕的。

这里有两个典型的领域让他们不满。一是以央企为代表的国有企业，已经形成事实上中国目前最大的利益集团，这个集团的开放性严重不足，利益的自我封闭分配严重。即使是从中国最顶尖的两所大学毕业，都很有可能被排斥在外。另一个是公务员考试。首先一个国家的年轻人对公务员如此热衷的现象是不正常的，这个问题暂且不说。另一个或许更重要的问题是，本来一个公平的稀缺资源竞争机会，如今却充满不公正。对于一些平民子弟而言，成绩好不一定进的去，而对于一些具有特殊家庭背景的人来说，考得不好也照样能进去。

笔者的校友，曾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的黄红在今年的国家公务员考试中，顺利通过笔试、面试和体检，面试成绩和总成绩均排在她报考的青海保监局“专业监督岗位”第一名。她本以为自己的辛勤付出终于得到了回报，结果却是该局人事处以“性格内向”为由将其拒之门外。黄红的大学老师和单位同事都为其鸣不平，“她一点也不内向”。然而，留给黄红的是无奈与失望：“我不相信考试了，完全不信任，这次，我伤透了。”

还有，广东中山市人社局纪委书记梁国影通过其他官员“配合”，篡改其儿子成绩助其考取公务员。其实，像这样被曝光的事件只占到总体违规案例的很小一部分，事实上存在大量不为人知的不公正案例。或许，只有那些同样遭受了不公正待遇的年轻人，才能体会他们内心的愤怒感。以至于，现在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大家都相互“忠告”，报考职位时尽量避开只招录一人的职位，不仅是因为竞争可能会激烈，更大的原因是在于这个职位或已经“内定”。

其实，以笔试为主的初试是基本公平的，在这一环节，个人背景作用几乎为零。不公正的地方往往在面试环节以及最终录取环节，因为这两个环节没有可以量化的标准，主观性严重。所以，针对于此，可以采取一些更为公平公开的机制手段。例如，面试、录取环节彻底公开化。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属地亲属的庇护。当前的大量不公源自属地有背景亲属的庇护，所以，可以探索建立公考回避制度。

可以说，中国的“80后”、“90后”年轻人正在经历着中国大转型带来的巨大阵痛，在面对前所未有的社会、家庭压力时，他们至少渴望这个国家给他们一个真正公平公正的机会，如何满足他们的这份期待是未来执政者绕不开的课题。

对于“70后”这样稍年长的人来说，他们渴望生活得有尊严，权利不会被随意践踏，年老退休时可以享受良好的社会保障。然而现实是怎样的呢？网络一度热传“中国政法大学教师给女儿的一封信”的博文，信中这位北大博士痛陈自己无能，给自己刚出生的女儿上个户口都这么难。心酸之余，如果这样的精英都不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何论普通大众。

包括年轻人在内的所有中国人都深为不满的是，国家财富分配的极度不平等。中国的收入差距很大程度上是制度性的，是人为拉大的差距。这就要求执政者敢于打破利益格局，敢于挑战已有分配秩序，使分配制度更加科学公正。

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执政党内部日益形成一种寡头政治：一个强有力的官僚集团控制了国家大部分的资源和财富。美国商业智库“战略预测”(Stratfor)在今年2月份的一个报告里披露，大约0.2%的中国政治、经济精英控制着国家70%的财富。根据国家统计局最近的一次统计，中国在2004年的基尼系数是0.47；中国社科院社会研究所在2010-2011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报告会上指出，基尼系数目前在0.5左右（按照国际标准，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为正常状态，超过0.4为警戒状态，达到0.6则属于危险状态）。

这种不平等导致了社会矛盾，强化了本已紧密的政治和经济联系网络。造成的最重大后果是，即便中国领导人个人由衷地想要政治改革，体制性障碍也成为改革进程中的最大阻力。然而，让大多数人共享国家发展带来的繁荣，而不是让少数人攫取国家的大部分财富，已经成为执政者绕不开的执政课题.

中共从十四大开始，逐渐形成了制度化的领导集体。但另一个事实是，领导人受到了权力制约的同时，决策的权威性与有效性渐趋弱化。过去的经验证明，很多正确的改革举措，最终的有效性受到各种特权形式的削弱，甚至异化了这些改革。

但是，经济增长放缓、收入差距日益扩大以及公权力的滥用正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构成严峻考验。当今的党情民心，任何上台执政的领导人都不能轻视。这是中国改革的机会，也是动力。中国目前最需要一个勇于重建包容性政治、经济体系的领导集体。在这个体系里，每一个公民都不会被遗忘，可以生活得幸福、有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