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几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使数以亿计的人摆脱了贫困，这在世界史上都可谓罕见。甚至，非洲的社会精英普遍认为，中国的崛起证明了威权政体的好处。

然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达龙·阿塞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詹姆斯·罗宾逊（James Robinson）在他们合著的的新书《为什么有的国家会失败》（Why Nations Fail）中却认为，中国的崛起并不是在播撒繁荣，它只不过提供了又一个社会冲进死胡同的例子。

他们认为，中国并没有在向发达国家繁荣水平迈进的道路上前进，因为现代层面的经济繁荣有赖于两个政治基础：一是权力必须集中（power has to be centralised），二是权力体系必须是包容性的（the institutions of power have to be inclusive）。

没有集中的权力，就没有秩序，而秩序是繁荣的基础。关于这一点，因为非洲一些失败国家的例子，学界几乎不存在争议。在第二点上，因为中国的经济成功，权力制度是否必须是包容性的，却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然而阿塞莫格鲁和罗宾逊认为，缺乏包容性制度的秩序，虽然可以使经济摆脱贫困，但却不能使经济全面提升到现代繁荣的层面。因为繁荣虽然产生自投资和创新，但它同时有赖于这样一种信念：投资者和创新者必须确信，如果经营获得成功，他们的财富不会被有权势的人所掠夺。

换言之，如果权力体系允许精英为自身利益服务，精英的利益就会与大多数人的利益相冲突和对抗。两位顶级学者把这种结构称为“精粹体系”（extractive institutions）。

中国制度的不足及其危害

显然，这两位学者的论证过程带有明显的西方价值中心主义倾向，但放下意识形态的分歧，以此关注和对照中国现实是理性而有益的。换句话说，中国是否如两位学者说的那样——“正在冲进死胡同”?

包容性体系（inclusive institutions）包括包容性经济体系和包容性政治体。坦白来说，中国在这两个层面都是严重不足的。

更糟糕的是，中国越来越显现出“精粹国家”（extractive nation）的特征，这已给中国的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危害，近期的经济衰退就与这密切相关（当然也有国际环境因素）。

在一个“精粹国家”里，可持续的增长是不可能的，只有真正的自由开放社会，才可以产生真正的创新和创造。阿塞莫格鲁和罗宾逊就认为，经济增长的两个关键因素在于对新技术的投资（investment in new technology） 和创造性的革新（creative destruction），这两方面只可能在包容性体系下才会产生。

包容性的政治经济体系，内含这样一些核心要素：财产权利保护、开放的市场、法治的秩序以及权力的监督、平衡和多元化等。这些要素之间是紧密相连的，也是中国或多或少所缺失的。其实，无论是中国政府的领导人，还是学者和知识分子，都多次警告：“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经济改革也不会成功，甚至已经取得的成就也会丧失”。

对于一个高度依赖经济合法性的执政党来说，经济增长乏力甚至衰退的后果不可想象。从这个层面来讲，两位学者的观点非常值得中国的政治精英警惕。事实上，中国的改革之所以步履维艰甚至停滞不前，就与排他性的“精粹体系”紧密相关。

虽然笔者对两位学者关于“中国正在冲进死胡同”的论断表示怀疑（事实上，美国也开始出现“精粹国家”的危险，茶党的崛起以及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信号），但却赞同中国在包容性经济、政治制度方面的不足，而且这样的局面如果持续下去，将会面临不可预料的风险。中国应该怎样避免这种危险，甚至是“冲进死胡同”的后果呢？

避免“冲进死胡同”的两种路径

阿塞莫格鲁和罗宾逊认为，威权国家在经济上升期转入包容性体系，不会是一个自然的过程，除非政治精英面对异常糟糕的状况，即革命的预期。反对特权的政治斗争，是繁荣的基础。

然而，无论是中国的政治精英还是人民大众，都不希望走这样一条路，代价太大，成本太高。不要革命，就得改良。

从欧洲和拉美民主化的经验来看，向民主政治转型的可行路径，是国家统治集团中的改革派和社会运动中的温和改革派结成同盟，来共同战胜统治集团内部的保守派。对于中国来说，第一种可行的渐进化路径就是，社会中的温和改革派力量和党内的改革派力量进行联合，共同抵御利益集团的阻碍。中国目前的改革困局，很大一个原因就是部门、行业以及地方政府等组成庞大的利益集团，对中央治理政策形成了很大的掣肘。

这种渐进化路径有望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建立社会协商和妥协机制，从而避免动乱。

第二种路径是执政党通过改良的方法主动领导政治转型。在这一点上，国家从社会的退出是关键。波士顿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傅士卓（Joseph Fewsmith）认为，国家和社会的边界划在哪里并不重要，但划出这一界限对于建设一个现代社会至关重要。比较研究证明，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变化，最终会带来制度的变迁和结构的变化，从而实现民主转型。

然而现实是，执政党不是在划清国家与社会的界限，反而有刻意抹杀两者之间界线的倾向。这一点不得不值得反思。

目前，中国的经济在持续增长，老百姓对中央仍充满信任，偏好改革的心理占大多数，这都是中国政治改革或转型的机会和动力。此时，在坚持中国执政党领导权不变的基础上，应逐渐增加利益综合和政治表达的参与渠道，逐步建立起包容性体系。

可以说，中国执政党在21世纪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通过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包容性政治经济体系，从而实现良性治理。如果成功，不仅中国“冲进死胡同”的说法会不击而溃，同时中国将继创造世界“经济奇迹”之后，再创另一个“政治奇迹”。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