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者陆南泉在《走向衰亡》中指出，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给人们的表象是稳定，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这种稳定其实意味着停滞。他提出“稳定”的口号，实际上是停滞不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忽视了稳定所掩盖的日益积累的种种矛盾，从而苏联走向了衰亡。

这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经验教训。如果只是求稳怕乱，不敢冒一点风险，最后只能是问题越来越多，积重难返，走向停滞。实际上，稳定不可能压倒一切，稳定也不能以放弃改革而导致矛盾丛生为代价。

邓小平在1990年就曾告诫：“不要怕冒一点风险。我们已经形成了一种能力，承担风险的能力”“改革开放越前进，承担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我们处理问题，要完全没有风险不可能，冒点风险不怕”。

事实上，中国20世纪面临的危机已经过去，除非中美关系持续恶化。当然中国对国内外可能发生的危机，可能发生的最坏情况，还是应当有所准备。但是同时也应当逐步克服数十年来所养成的危机感。正如芝加哥大学学者邹谠所说，危机感可以促进改革，但是更容易成为激烈盲目行动的根源。危机感的减退，可以促进国家减少对社会，尤其是对私人思想行为的控制，这是中国目前最值得注意的问题。

中国改革的压力与阻力

当前中国最大的压力是分配不公、正义不彰。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越来越显现出“发展越快速，分配越恶化”的趋势，整个社会面临断裂危机、正义危机。

另一大压力，就是贫富悬殊、特殊利益集团壮大，催使中国出现贪腐的普遍化和社会化。伴随而来的是官民关系持续恶化，社会矛盾集中爆发。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再不改革，就只能等更剧烈的革命，这对中国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威胁可能会更大。

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唯有规范分配秩序，更加注重公平正义，才是通往化解民怨、和谐社会的不二法门。对于执政党来说，满足了大多数民众的期待，赢得了民心，也就强化了执政的正当性，为继续执政厚植了基础。

历史证明，无论政府有多艰难，国家有多困难，只要民心相信你，这个政权就能坚持下去。如果丧失了民心，再怎样进行蛊惑、宣传，最终也会垮台。

但是，在讨论民主政治转型时，也不能只是一味地强调民主政治的结构特点，如多党制、三权分立等，更多的应关注在现实状况下，如何变成民主政治的问题。中国政治转型有两条道路：一是再来一次革命。但是中国目前不可能也不应该再有一次革命(即使是像韩寒这样的意见领袖，也持这样的观点)。中国的政治问题只能用渐进式、演化式的改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一点一滴的去解决。但是按照这个方式，各方的力量就得从谈判上求得和解妥协。要达到这一点，最重要的前提是放弃全输全赢的观念。

改革决断力与信心重建

美国加州大学教授谢淑丽(Susan L. Shirk)指出，在一个民主国家，政府往往会倾听普通人的意见，他们的看法可能会决定选举结果。但威权政府更倾向于倾听那些声音最大的人。的确，在中国，由于利益集团垄断政治、经济等领域的优势资源，可以发出更强的声音，俘获政府，挟持操纵国家政策，弱化国家的自主性。很多群体性事件的实质，是某些特殊利益集团借市场的名义大肆掠夺社会资源，从而造成了昂贵的社会代价。

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最近就指出，与30年前相比，如今改革面对的困难是既有利益格局，如果只是根据这个利益格局决定改革的取向，那么改革就不可能进行下去。

过去的几年，虽然执政党花大力气进行社会改革，但总是收效不佳，甚至目前已经陷入一种停滞不前的局面。其实不只是社会改革，中国的政治改革、经济改革都陷入了一种困局。更可怕的是，越来越有迹象显示，人们对改革已经逐渐失去了信心和耐心。当中国普通老百姓看到中国的精英借改革之名攫取战利品时，他们甚至产生了对改革的厌恶情绪。这一点尤其值得执政者注意。

直到今天，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既得利益集团愿意与社会妥协。比较经验证明，唯有渐进的民主化改革，才可以压制分利集团的贪性。开放民众参政，建立国家与社会的利益一致联盟，从内在到外在制造双重压力，逼迫利益集团向社会妥协，以保证社会的基本公平与正义。关键的两点，在于保证媒体的透明独立，以及执政党让法律系统相对独立的运转。独立的司法和透明的媒体，是现代国家良政善治的最基本方式。如果这两个工具都是在官僚集团的统一控制下，他们永远也不可能自砍手脚。

2012年，中共十八大召开，新一届中国领导集体将会从中产生。美国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李成认为，新的领导人意味着新的政策。2003年上台伊始，中国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通过彻底转变公共卫生危机的应对方式而赢得了声誉。未来的新一代领导人也有机会展现类似的决断力。

中国民众求变的心理诉求已经越来越明显，在大部分民众仍然支持改革而拒绝革命的情况下，执政党理应及时的回应这种改革的诉求。对于中国执政党来说，一份改革的决断力，换回来的将不仅是民心，还有执政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