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讲话时强调，“新形势下，党所处历史方位和执政条件、党员队伍组成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关乎中央政治领导人更替的十八大之前，面对着掌握着中央和地方行政大权的150人的群体，胡锦涛的这次讲话被外界评价为一次最高端的内部定调，因而释放了许多重要的讯息。确切地说，这篇讲话在总结政治遗产的同时，充分显示了冷静而又理性的分析和研判，与当下官办媒体正在操办的“科学发展，十年辉煌”的宣传高潮构成了鲜明的对照。仅就其中有关党组织问题的论说来看，对于“党员队伍组成结构”之“重大变化”的强调，尤为引人注目。根据已经披露的数据，可以认定，高学历人才和年轻人的剧增是中共党员结构方面所发生的最重大的变化。

1949年，当中共夺取全国政权、掌握执政地位时，党员总数为449万人；1978年，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党员增加到3698万人；2002年，中共十六大上胡锦涛成为总书记，党员总数增长至6694万。然而，截至2011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则高达8260.2万人。人员规模的倍增，带来的自然是管理难度的加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党员队伍中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党员3191.3万名，占党员总数的38.6%；35岁以下的党员2062.2万名，占党员总数的25%。仅与2007年十七大时相比，当时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党员和35岁以下党员比例分别为31.1%和23.7%。而在2002年十六大时，这两个比例则分别只有24.2%和22.2%。

而且，个别省市的这两项比例甚至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尤其是在浙江省，截至2010年底，全省的330多万党员中，年龄在35岁以下的年轻党员竟高达78.5%，相应地，文化程度在大专以上的党员也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类似的情形还有深圳市，2010年大专以上学历的党员所占比例为77.7%，35岁以下党员所占比例则为48.8%。

从这些数据不难看出，中共党员的高学历化和年轻化增长程度是惊人的。如果考虑到不同年龄组的社会活跃程度，高学历和年纪轻的党员在党员队伍总体结构中的意义会更加突出。生理年龄与生活经历有关，教育水平与认知水平相联。因此，党员队伍组成结构的重大变化，其影响之一在于，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更勇于表达自己的观点，有更强的权利意识，他们与社会的连接也更加密切；时尚的价值观念和时兴的思潮理念对于他们其中的相当部分人具有吸引力。之二则突显为这一代年轻而高学历的党员，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成长，对于党的历史传统和传承也许更加陌生和游离，对于党内政治斗争更缺少经验和共识。这样说来，这类党员的增加，势必会给党组织带来新的变化和新的挑战。

以往，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对公权力始终存有一种畏惧感。如今的中国，已大不一样，很多人没有经历过文革的阴影，尤其年轻人不再像父辈那样畏惧权力。美国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民主与治理研究项目的联合主任丹尼尔?布伦伯格（Daniel Brumberg）认为，阿拉伯觉醒运动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阿拉伯人民不再惧怕他们的领导人。中国年轻一代的党员，越来越渴望真正的公民身份，以及可以问责、公众可以参与管理的政府。执掌最高权力者显然需要对此高度注意。如果说乌坎事件里的年轻人力量还只是崭露头角，那么，什邡事件中的年轻人则已经呈现出崛起之势，南通事件中的年轻人更再现了前者的足迹。中国的“80后”“90后”表现出了很高的政治积极性和参与性。然而，目前的制度供给尚不能满足他们的参与要求，政治参与的压力空前加大。社会青年的这种情形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且以何种形式影响到党内，党内民主又如何容纳他们的积极性和参与诉求，显然是一个难题。

（注：张小劲是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教授（系主任），张广昭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刘波bo.liu@ftchinese.com。）

来源: FT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