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决策者在思考是否投入欧洲纾困基金的时候，如没有解决好中国内部的问题，就不得不面临向国民解释为何要这么做的难题，不然可能面临执政合法性被削弱的风险。在任何一国，国内政治都会影响外交政策，而在局势更复杂、挑战更严峻的中国，这一点尤其值得执政者谨慎对待、通盘考虑。

近期，校车事故一直是中国公众热议的话题。先前发生在甘肃的校车事故阴影还未散去，12月发生在江苏丰县的事故，再次点燃了民众的强烈不满情绪。

事件发生后，中国总理温家宝敦促并迅速制定了《校车安全条例》，承诺帮助地方政府购置安全校车。这显示出中央政府对此事的担忧程度。温家宝被视为中国最亲民的高层领导人之一，当公众的不满强烈到可能沸腾时，他常常第一时间站出来表态。

但温家宝的安抚效果或许有限。外交部网站恰在此时公布的一份中国向马其顿捐赠校车的声明，引发了愈发强烈的不满，和微博上的大量负面评论，有代表性的诸如：“你自己的孩子被轧死了，却把安全校车给外国人，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反应了”，“这样的事算不算叛国？”。

很自然的，声明很快从外交部网站上删除了。

外界的学者和媒体或许很困惑：一个一党执政的共产主义国家为何如此担忧民意？

笔者认为，这其实涉及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来源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之所以能一党长期执政，其合法性基础在于两点：其一，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其二，民族主义。

第一点已成为学界流行的观点，这里不再细说。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实际上可以叫“中央政治工作会议”，因为这个会议上做的经济决策，基本上就是保持“不变”二字，而这个会议透出2012年工作的主线，就是一个“稳”字：稳增长、稳农村、稳社会、稳舆论。这从侧面印证了中国政府对稳定的重视。

至于民族主义，中国学者丛日云认为，在毛泽东的时代，领袖具有超凡魅力的人格，将每个人都吸收了、淹没了。那时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感是很弱的。在毛之后，个人意识开始出现，但在中国的教育中，个人主义没有获得其合法性，所以不能得到正常的伸张，只能以曲折的方式表现出来。所谓曲折的方式表现在，个人的情感聚焦点由领袖转移到民族和国家，个人依附于民族。

同时笔者认为，相应地，中国执政党越来越倚重民族主义来填充意识形态真空，并将自身重新合法化，尤其是在当今中国面临经济不稳、贫富分化、腐败丛生等挑战的背景之下。过去的几十年，中国经济以年均10%的速度持续增长。可是在繁荣的表象之下，却涌动着令人担忧的暗流。2008年的4万亿财政刺激政策，不仅没有解决诸多老问题，还引发了很多新矛盾。过去的三年，中国国内的不平等现象不断加剧，通货膨胀飙升，房地产泡沫愈演愈烈，国有银行状况堪忧等问题，都预示着中国社会的不稳定风险将会加剧，以经济为支撑的执政合法性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影响。

国内层出不穷的经济与社会问题，迫使中国政府越来越依赖民族主义来维护其合法性，这无疑会影响到北京的外交政策。事实上，近几年来，民族主义情绪已经从军队蔓延到学生、工人、知识分子等群体。由于新型网络技术的发达，中国执政党越来越不能忽视中国民族主义的影响，否则就会引起民意反弹。

中国援助欧盟的问题，则与此紧密相关。在12月10日的世界政策大会上，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傅莹表示，“中国希望帮助刺激欧洲的经济和就业增长。

但是，中国有自己的经济和金融议程，而且有一亿人口的日均生活费用仅有1美元，认为中国或者其他金砖国家应该‘拯救’欧洲的想法是具有误导性的”。无论是从官媒还是政府官员的发言，都看得出，中国原则上对于纾困欧洲持开放态度，但是中国政府不得不担心国内公众舆论的反弹。

假如中国政府公开宣布援助欧洲，无疑会在国内引起激烈争议（批评声音或更强）。中国民众、尤其是弱势群体，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政府怎能不帮自己的人民，反而去帮助外国人呢？”

其实，中国政府清楚，如果少谈援助欧洲的回报，多谈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责任，那么中国将会在国际上留下政治典范的美好印象，不失为一种“软实力”或“巧实力”。但现实也许是，受制于国内舆论，中国政府不会这样做。

的确，中国政府现在欠老百姓很多债，“国富民穷”现象十分严重。中国决策者在思考是否投入欧洲纾困基金的时候，如没有解决好中国内部的问题，就不得不面临向国民解释为何要这么做的难题，不然可能面临执政合法性被削弱的风险。在任何一国，国内政治都会影响外交政策，而在局势更复杂、挑战更严峻的中国，这一点尤其值得执政者谨慎对待、通盘考虑。

作者张广昭，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