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脱欧是这两年最引人关注的国际事件之一，它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走向具有深远影响。然而，英国脱欧目前面临较严重困局。英国政府不仅要面临与欧盟的艰苦谈判，承担高昂的“分手”代价，还要正视国民意愿的反复反转。

一定意义上，英国目前的困境，使人们更加审视西方民主的预设前提——“理性人”假设的恰切性。越来越多的实践证明，西式民主在“理性人”假设的前提方面具有“基因缺陷”。

“理性选民”神话破灭

2016年6月23日，英国脱欧公投结果出炉，52%的投票人同意脱欧，48%的投票人不同意。然而公投结束后，马上就有大量要求第二次公投的请愿和呼声。尤其是经过媒体对英欧关系的报道等，一些曾经支持脱欧的民众，开始后悔自己在公投中投错票。

2017年里，改变脱欧立场的英国民众为数众多。据英国《独立报》的最新民意调查，支持留欧的英国民众已达60%。这样的民意反转，不得不让人质疑“选民是理性的”这一命题。

类似这样的民主悖论、民主失灵正在不断发生。

不同于传统经济学家一般坚持“理性人”的假设，早在20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学者杰弗瑞·布伦南和美国学者洛伦·洛马斯基在合著《民主与决策》中就提出了“表达性投票”的观点，即选民之所以参与投票，并不因为预期自己能改变选举结果，而仅仅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或表达情绪等。同时，由于深知自己的投票对选举结果的影响接近于零，选民并不关心不良公共政策对自己造成的实际后果。

美国经济学家布赖恩·卡普兰在杰弗瑞·布伦南和洛伦·洛马斯基研究的基础上独辟蹊径，在其所著的《理性选民的神话》中对民主失灵的原因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解释。其核心观点是，多数选民的状况比无知更糟糕，他们是非理性的，而且在投票时也是如此。

可以看出，无论是杰弗瑞·布伦南和洛伦·洛马斯基，还是布赖恩·卡普兰，他们都严重质疑“选民是理性”的假设。英国脱欧后的公众舆论和民意反转，也侧面证明了“理性选民”或许只是一个神话。

事实上，英国民众在脱欧公投前，或者对英国与欧盟关系不够了解，甚至处于“无知”状态；或者政治冷漠地认为自己一票无足轻重，非理性地随意投票。其最终结果是，很多只是为了表达不满而非真正的脱欧支持者，开始后悔，不愿意接受脱欧的事实。

不少政治学学者指出，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政治界，都应重新审视“理性选民”这一现代民主制的核心命题。可喜的是，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研究“有限理性”的“反叛经济学家”理查德·塞勒，这是一个积极信号。在塞勒看来，经济主体是人，而人并不是严格按照理性作出决策，外界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实际上，这同样也适应于政治领域。

“理性胡闹”与民粹主义

在民主投票中，很多人潜意识里认为一张选票根本没有任何作用，不能改变结果。因此，选民政治非理性的代价是零。布赖恩·卡普兰认为，正是这个零成本使“理性胡闹”成为一个在政治上意义深远的概念。与“理性无知”假定人们懒得去追究真相相比，“理性胡闹”则强调人们主动回避真相。

从理论回到实践中，“理性胡闹”的最严重后果之一，是民粹主义大行其道。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实施了一系列民粹主义政策，就是最好的例证。某种意义上，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本身就是民粹主义的一场胜利。然而，基于“反政治正确”等选民偏好以及“理性胡闹”，导致他们的选票被贸易保护主义者、反国际竞争的特殊利益集团所利用，使美国一步步走向保守主义、孤立主义、逆全球化的倒退之路。目前已有迹象显示，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开始怀疑自己国家的发展走向，后悔当初的投票选择。

如果说美国等西方国家凭借成熟制度的韧性与社会弹性，还可以减轻民粹主义造成的伤害，制度尚不够成熟稳定的发展中国家就没这么幸运了。

最典型的是拉美国家。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拉美国家纷纷输入西式民主，结果导致拉美社会普遍被民粹主义所充斥。这也是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源之一。在经济转型、政治发展不成熟阶段，一个国家盲目推进西式民主化，结果往往导致选民“理性胡闹”，民粹主义横行，意见分歧严重，很难达成共识。同时，由于选票压力，政党和政府一味迎合选民，进行过度承诺、空头承诺，造成许多不良政策大行其道，形成福利国家的“路径依赖”，最终导致增长停滞、通货膨胀、贫富悬殊，乃至社会动荡等等。

现实是最具说服力的。西式选举政治中的非理性越来越清晰可见。正如理查德·塞勒尖锐地问道：“你愿意优雅而精确地做错一件事，还是笨拙而粗糙地做对一件事？”在这里，“优雅而精确”指那些漂亮的民主程式，“做错一件事”则指作出一项不良甚至错误的决策。

国家自主性与现代化途径

近些年，中东一些国家动荡不安，民不聊生，走向“失败国家”行列。出现这种局面的最关键原因之一，就是盲目输入西式民主。在这些国家中，存在大量影响制约国家决策的利益团体和机构，西式民主不仅治理无效，无力提供充足公共产品，而且导致国家急剧衰退。换句话说，这些国家的“民主试验”已宣告失败。

比较这些民主试验失败国家，发现有一个共同特征，即它们普遍缺乏“国家自主性”，是“弱国家”的范畴。美国政治学家西达·斯考克波在《找回国家》中提出了“国家自主性”的概念，即国家通过自身的能力和行为确立并追求超越各种利益集团诉求的目标，真正实现对公共利益的维护。“历史终结论”的提出者弗朗西斯·福山认为，秩序良好社会的第一要素是“强国家”。“强国家”要求必须有较强的“国家自主性”。

纵观中东动荡国家，要么被国内外强大势力绑架，要么被非理性的选民牵着走，严重缺乏国家的相对自主性，以致政治局势不安、社会治理艰难、人民幸福更无从谈起。

也正是因为这些“输入民主”的失败，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反思西式民主的缺陷，把目光投向了东方——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以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为发展中国家拓展了现代化途径。坚定政治定力，发展适合自身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的中国式民主，保持强大的国家自主性，推崇协商民主和基层民主，不被任何国内外利益团体羁绊……中国国家治理模式的成功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的选择。

（作者单位：全国宣传干部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