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总有一些普世公认的基本准则，比如学术自由、教学自由、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等，这早已是常识。在我们历史并不悠久的高等教育史上，这些准则也已成为传统，即使在国民党统治时代，试图推行党化教育，将权力的意志渗透到高校的围墙内，许多国立大学校长也竭尽所能进行了抵制，小心而坚定地守护着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的那些传统。哪怕外边是连天的硝烟，外强的铁蹄，内战的炮火，此起彼伏的学潮，都未能动摇他们的信念。在他们看来，大学校长不是官员，至少也有别于一般的行政官员，校长之下，行政后勤人员，一是数量并不庞大；二是不可能凌驾在教授之上，干预教学、学术事务；三是他们的收入也在教授之下，那时的高校还是奉行“学本位”，以学术为本，以教学为本，以教师为本，以学生为本，所有行政后勤人员乃至校长都是为“学本位”服务的。当然，他们在人格上没有尊卑高下之分，在太阳底下，他们和教授有着一样的尊严，只是扮演的职业角色不同而已，如果专业上有造诣，他们一样可以成为教授，走到教学和科研的第一线。概而言之，老大学留下的就是一个“学本位”的传统。

《新华每日电讯》2006年曾刊出过一篇专稿《高校“官本位”：中国教育不能承受之重》。据记者调查，目前“官本位”意识已渗透到高校的方方面面，大凡教学、科研、利益分配甚至教授资格的认定，几乎都是由行政官员主导。在“官本位”的支配下，越来越多的人失去了对科学与学术的敬畏和虔诚，剩下的只是对“行政权威”的仰视、顺从和无奈。连一些学有所成的学者也禁不住利益的诱惑，放下学术的身段竞聘系主任、所长、校长等行政职务。一位参与过国家863科技项目的资深教授，先后参加后勤处处长、保卫处副处长的竞聘，两次落选，“只好很失落地继续做教授。”

面对“官本位”对高校的侵蚀，记者发出了“不能承受之重”的感叹。虽然他在下笔之时那么小心翼翼：“近年来部分高校出现行政化倾向，一些人‘官本位’意识在增强。”但我们知道行政化倾向既不是近年才开始的，也不是部分高校的特有现象，而是普天之下，莫不如此，1949年以来，或者说是上世纪50年代初院系改造以来都是如此，“官本位”意识更不是局限于“一些人”，而是渗透到了大多数人的灵魂深处。既然院校被定为部级、副部、厅级，校长甚至教授也按局、厅、部等不同行政级别来排列，“官本位”意识的盛行就是必然的，如果不是“官本位”反倒是怪事。

在“官本位”意识的全面攻势下，今天的教授再也坐不住冷板凳，转而对当官趋之若骛，究其原因无非也想分一杯羹。趋利避害是人类的动物性本能，大多数人都免不了按本能行事，本也无可厚非，值得谴责的是以“官本位”为运行法则的高校体制和整个社会体制。首都师范大学一位教师说得很清楚：“当了官，就能拿到更多资源，包括学科建设资金、研究经费、教学收入分配等等。”“一位安安静静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专心做学问的学者，在学术资源占用和待遇上会远不如那些当官的同行。为此，不少教师对教书育人已彻底失去了兴趣，他们或以‘学问’作为叩开仕途的敲门砖，或干脆弄虚作假以取得‘成果’。”另有一位教师更是概括说：“目前，高校体制的一个重大的矛盾就是，越来越多涌进高校的资源和落后的资源配置体系之间的矛盾，而行政主导的方式无疑是这一矛盾形成的根基。”

遥望60年前，1946年1月29日，风清云朗、温暖如春的昆明，西南联大，那还是“学本位”占上风、教授们意气风发之时，为研究生王遥毕业论文初试一事，闻一多写信给梅贻琦和教务长潘光旦，将有关事项开列在信上，包括要“文书科办通知”，“事务组届时照例预备茶点”，请其他教授等。第二天，梅贻琦就作了批复，只有两个字：“照办”。在信奉“官本位”的今天看来，俨然老爷的“文书科”、“事务组”竟然都能勤勤恳恳地为教学、为教授服务，校长对教授也是尊重有加，难免大跌眼睛。可是，放在当年这只是平常不过的小事，早已形成惯例。

此刻，回望历史，重温老大学的旧梦，我们毕竟有过“学本位”的传统，即使是日本人的刺刀也不曾削去它的光华。一切以官为本的“官本位”意识，乃是皇权社会残存的余孽，是与文明社会相背离的陈腐意识，从“官本位”回到“学本位”，就是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无疑这是高校改革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