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今年7月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访问北方四岛到韩国总统李明博突访独岛（日本称为竹岛），近日中日之间因为钓鱼岛问题（日本称为尖阁诸岛）面临自2005至2006年日本首相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引发双边关系陷入最低谷以来的再次严峻考验。关注亚太地区国际关系和安全的有识之士应该考虑日本的领土问题为什么会发酵，特别是对于今后中日关系有什么影响。

日本的领土问题的难点

首先，日本的领土问题同战后处理和地区和解不完全直接相关。目前日本同上述三国的领土纠纷直接同二战的战后处理有直接关系，日本的战后处理很大程度上是在美国指挥下进行的，虽然处理速度很快但却是很不完整的，日本没有机会有足够的时间同相关国家进行谈判协商来解决这些问题，日韩的领土问题在美国积极推动关系正常化进程中被搁置了，钓鱼岛问题是日美双方的决定没有中国的参与，这些领土问题本身就是历史问题，是战后和解进程不完整的集中表现。

第二，日本在领土问题同帝国主义扩张时期的历史紧密相连。例如1905年日本将竹岛并入岛根县版图，将琉球群岛并入日本版图等都属于是帝国主义扩张做法，而领土问题同当年日本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历史的结合很容易成为中韩对日民族主义集中爆发的导火索。在战后处理上中韩对日本尽管出于不同原因都采取了宽大的方式，没有采用一战处理德国的严厉方式，保存了日本的工业基础和快速恢复经济的潜力，因而在道义上在同中韩之间的争端上日本始终是处于下风的，再加上战后日本在战争问题上的认识和表态不彻底以及少数人的失言等损害了日本作为战后和平国家的软实力。

第三，日本的领土问题都是海上领土纠纷。东亚地区进入现代主权国际关系的历史本来就很短，对于海洋划界更是经验不足，因而确定海洋领土同陆地划界相比困难更多，这不仅仅日本一家的事情，而是地区问题，例如中国同东南亚一些国家也存在着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如何在东亚创造出一套解决海洋领土纠纷的新办法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第四，日本在解决领土争端方面经验是不足的。日本本身是一个岛国，没有陆地邻国，海上接壤的国家有中国、韩国、朝鲜和俄罗斯，而日本同这些国家都有海洋领土争端，而且战后近70年，日本三大领土问题基本没有什么进展。相比之下，中国陆地接壤的邻国有14个，从建国初期中国同他们都有领土争端到目前已经有12个国家都已经确定了陆地边界，绝大多数陆地边界问题已经彻底解决，划定并勘定了2万2000公里边界线中的2万公里，解决了90%的定界问题。

日本是一个岛国，危机意识强，目前的周边外交困局足以让战略家，舆论和国民深刻担忧所处的战略环境“恶化”，但对于日本来说目前重要的是要正确认识到上述弱点，不让争端升级。对于日本来说，安静地同邻国讨论解决领土问题或者管控争端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而不是把问题搞大。日本在《防卫白皮书》中直接提及中国，竹岛，在钓鱼岛问题上出现的买岛论等将事情扩大化动作并非明智之举。与此同时，日本在同中国的领土争端问题上基本态度是不存在领土问题，这个立场是不是真的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也值得认真考量，因为这意味着双方没有谈判的可能，外交努力基本上没用了。

另外，日本作为岛国经常感到在国际社会上有孤独感和不被人们理解的困扰，总是希望其他国家有更多的知日派或者亲日派出现，但现实状况是目前中日，日韩之间的沟通的人才管道确是在日益缩小，就连日美之间也出现了类似的状况（笔者在麻省理工学院访学时候就有明显感受）。主要原因是日本社会的向内转（inward-looking），特别是年轻人不愿意离开日本，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是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年轻人特别是精英不尽早地走出国门学习同世界各国的精英建立人际联络就意味着国际竞争力下降。日本看问题的框架必须放大才能跳出目前过于狭窄地审视领土争端而带来的战略不安。

中国对日外交应重视夯实中日社会基础

巴西前总统卢拉曾调侃道：“我尽力去记住日本首相的名字，但是早上你要对一位日本首相说上午好，而午后你可能就要对另一位说下午好。”面对钓鱼岛问题僵局可能再次让中日关系严重滑坡的局面，清醒地认识到冷战后日本政治和治理结构重大变化可能有助于中国方面找到破解困局的灵感。

首先，冷战结束和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国内政治的“不可预测性”和权力架构的“去集中化”趋势日益发展。自民党一党独大长期执政时期，日本的内政外交有很大的稳定性，连续性，尽管有派阀政治博弈但是权力集中在自民党精英手中，因此只要自民党党内少数实权派达成共识就能成为政策。然而从1993年自民党首次失去单独执政地位到2009年民主党上台，这种传统的政治治理构架不存在了，政治权力出现弥散，内政外交政策流动性增大。

第二，日本的“强社会和弱政府”的现象在罕见地突出。从2011年3月发生的“地震，海啸，核电站三重灾难”中可以明显看出，日本的社会具有很强的韧性和凝聚力，东北地区虽受灾惨重但是基层功能基本得到保持，同样级别的印度洋海啸不仅造成伤亡人数是日本近10倍，而且受灾严重地区社会功能丧失殆尽。与此相反，政府似乎显得“领导力”不足，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日本有一流士兵，但是三流指挥官”。从上个世纪1990年算起到现在的20年时间内，日本首相已经更换了14次，但是日本社会仍然保持稳定值得关注。

第三，日本民众对于政治的不信任感在过去20年不断增强。自民党执政时期，经济高速发展国民收入不断增加为该党的“金钱政治”提供了合法性，但进入90年代后的日本经济长期低迷让日本国民对政治的信心持续下跌，首相的民意调查往往在发达国家领导人中最低。

明确争议，共同不开发

简言之，日本社会的稳定性远比日本政治的稳定性要高得多，在这个前提下审视中日关系就需要考虑如何真正地夯实两国民众的社会情感基础，加强对方国家民众为主要对象的“公共外交”需要得到特别重视，这是长远之计。与此同时，中国作为大国一定要注意抵制对日的极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本身不是坏东西，健康的民族主义对于推动国家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但是那些过激甚至极端的做法必须得到控制。例如据报道近期在反对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做法出现损毁日本车行为就是错误的，日本车是日本私营公司制造的而不是那些右翼政客们生产的，这种行为不仅达不到震慑少数政客的作用，相反真正受重的对象其实是日本的民意，结果却是疏远了日本民众。而且必须看到这种行为本身是违法的，还会在国际上影响中国的软实力。国之交在于民之亲，中日关系终归是要好起来的，而这个基础的核心在民间。

作为亚洲两个最重要国家，中日关系的内涵应当远远大于钓鱼岛和东海争端。邓小平在1978年曾经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将中日的领土以及海底资源开发问题暂时放下来了。现在看来这样的政策可能在双方国内都越来越不满意了，怎么办？方案可以有很多种，除了武力解决以外大致归纳有以下几种可能。第一，交给国际法庭裁决。这个方案的前提是双方民众能够接受由第三者调停的安排，日本必须放弃不存在领土问题的立场；第二，中日通过谈判进行海上划界，目前看来近期实现的可能很小；第三，中日通过共同出资将重点放在共同开发上，缺乏信任的前提下如何共同开发，民间资本根本不会参与这样高风险的投资。笔者提议第四种可能，即明确争议，共同不开发。如果钓鱼岛和东海油气田问题成为了阻碍中日关系大局发展重大障碍的话，中日两国为什么不能将双方有争议的地区明确化将其作为中立区划定，而在这个中立区内双方在最终达成协议前保证都不开发海底矿产资源（渔业资源除外）。因为如果单边宣誓主权或者开发引发冲突带来的政治和安全成本将会远远大于那些油气田本身的价值，政治家们必须多算政治账社会账，而不是单纯的经济账或者国内政治帐。可以共同估算双方共同不开发对于两国的能源结构影响有多大，依靠其他能源来源是不是就不行，让这些资源就这样永远埋藏下去换取中日的世代友好也不一定不是不合算的。

中日关系的未来必须超越海洋领土和油气资源争端，对于地区和全球事务负更多的责任，否则中国的“和谐世界”理念就会受到质疑，而日本希望发挥更大国际作用的意愿也很难实现，这样的结果不是双赢，而可能是双输，而这对于整个亚太地区都将是一个灾难。

作者是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