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印太战略是日本因应中国崛起的制衡战略，该战略出台后经过两次主要调整。本文结合新古典现实主义，通过设置相关变量分析其生成、演变的内在逻辑。日本在2018 年将该战略改称“印太构想”，并寻求改善中日关系，其实质是制衡能力不足导致其对制衡行为进行的策略性调整，并不代表对华制衡的方向出现变化。菅义伟、岸田文雄执政后，日本对华威胁认知进一步加深，加之制衡能力的提升，其对华制衡力度明显增强。日本印太战略的推进为中国崛起增添了外部压力，对此，中国需保持战略定力，妥善管控双方矛盾分歧，增信释疑，避免战略误判；同时要注重深化双方经济合作的层次和水平，加强与东南亚国家以及欧洲大国的合作，减少这些国家对日本的战略配合。
关键词：日本印太战略；体系压力；威胁认知；制衡能力；中日关系
2016 年8 月，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非洲正式提出了“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该战略在安倍辞职后得到了继任内阁的继承和发展，已成为指导日本外交全局的综合性战略。印太战略是日本对中国崛起的一种战略回应，其对华指向性已成为学界共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该战略出台后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呈现出动态调整的特点。2018 年日本政府将“ 印太战略”调整为“印太构想”，展现出对华协调的一面，2021 年后印太战略又逐步走向强化升级，对华制衡强度明显提升。日本印太战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本文使用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试图从学理层面分析日本印太战略的生成与演变逻辑，提炼出相应的因果机制，为理解印太战略的生成演变、思考未来中日关系走向提供新的视角。
一、关于日本印太战略的既有研究
自印太概念兴起及至日本印太战略被提出以来，学术界围绕该战略进行了长时段的追踪研究，并涌现出了大量研究成果，既包括对印太战略内涵、生成演变过程、落实路径、面临课题等问题的考察，也包括印太战略背景下日本与沿线国家（地区）的双（多）边关系在印太时代的发展动向、合作重点、面临的挑战及对中国的影响等。关于本文提出的日本印太战略的生成与演变逻辑这一核心问题，既有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国内政治因素影响。有学者认为“ 印太”概念之所以能最终形成一个区域秩序框架，与安倍晋三拥有的强势政治主导力和外交推动力息息相关。安倍独立自主的外交和战略、强烈的价值观导向以及灵活韧性的战略风格潜移默化地塑造了日本的印太战略。安倍及其外交智囊从过去的中日关系中所积累的经验以及他们的中国观是影响第二次安倍政权对华态度的重要因素。此外，有学者指出，印太战略的形成与日本国内政治资源的重新配置，特别是首相官邸在国家决策进程中获得主导地位是分不开的。国内政治因素推动了许多部委和机构的政策协调、制定和推广，为安倍、菅义伟、岸田内阁有效推进印太战略提供了条件。
第二，历史因素影响。有学者认为，日本印太战略的生成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历史教训，印太理念的生成深深根植于其近代以来急切参与大国权势博弈的历史进程之中。
第三，外部因素影响。有学者指出，随着中国持续稳定发展，日本产生了严重的不适与高度的警惕。印太战略旨在对抗“强化自我主张的中国”，守护所谓“自由的、基于规则的”地区秩序。因此，该战略在经贸、安保等诸多领域都将中国视为威胁或竞争对手。关于美国因素，既有研究认为，美国因素在日本印太战略形成、调整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有观点认为，在美国实力相对衰落的背景下，日美同盟关系虽然仍是日本外交的基轴，但仅依靠日美同盟关系的时代已经过去，日本需要构筑多层次的多边关系，印太战略便是这种认识在外交政策上的反映。对于日本将“印太战略”改称“印太构想”，有学者认为，特朗普上台后，美日之间的分歧是日本印太战略进入“印太构想”阶段的重要因素之一。由于许多地区合作伙伴，尤其是东南亚国家，对任何可能被视为遏制中国的做法持慎重态度，使用“构想”这一更委婉、更实用的说法，更易于拉拢那些潜在的摇摆国家。
第四，战略互动因素影响。从特定时代背景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三角关系是国际政治中三个行为体之间，尤其是大国间彼此互动的特殊关系。三方互动的过程和结果会对构成三角关系行为体的对外行为产生重要影响。有学者从中美日三边互动的视角考察了印太战略的演进过程，认为美国对日同盟政策调整以及受中美战略竞争等影响的中国对日政策调整，对日本印太战略的摇摆有着关键影响。
除了上述研究外，还有部分学者结合国际关系理论对该问题进行了研究。例如，有研究将日本印太战略视为一种应对中国崛起的规范生成策略，从规范生成的视角解释了该战略在实施过程中为什么会频繁出现摇摆的问题，认为印太战略摇摆的关键在于规范倡导的核心之间是否能实现理念一致，以及与理念传播的主要目标受众之间是否存在清晰的理念连接点。还有研究将中日美在全球和地区层面的“复合结构性矛盾”设为主导变量，将“安倍主义”设定为中介变量，指出印太战略的出台和调整是“复合结构性矛盾”经“安倍主义”的过滤和加工后指导日本针对中国的战略决策。
总体而言，学界在日本印太战略的生成动因、实施路径、影响以及前景等方面做了大量研究，这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然而，既有研究大部分偏重对日本印太战略的对策性分析，尚不足以充分解释其生成、演变的逻辑链条和因果机制。有鉴于此，本文基于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选取了体系压力、威胁认知与制衡能力等变量，旨在明确日本印太战略生成、演变的内在逻辑，增强解释的学理性和规范性。
二、概念界定与理论分析框架
本文的理论基础是新古典现实主义，按照这一理论，体系要素是影响国家行为的自变量，而单元要素则是国家行为的中介变量。一国的对外行为不仅受到体系结构的制约或刺激，也受到国内层次中介变量的影响。本文将体系压力作为体系层次的自变量，将行为体的威胁认知与制衡能力设定为单元层次的中介变量，行为体的对外行为是因变量。
（一）自变量分析：体系压力
在国际关系学中，体系是指由诸多相互作用的国际行为体组合而成的整体，国家是这一体系中的基本行为单位。体系刺激是导致国家外交政策变化的重要的深层原因，也是分析外交政策时需考虑的首要背景因素。日本出台印太战略的体系诱因主要来自体系压力，即体系给行为体的安全和利益维护造成的压力。体系既包括全球性的国际体系，也包括地区体系。本文聚焦的是亚太地区体系，中国是该体系中的崛起国，日本虽然在泡沫经济破灭后经济陷入长期低迷，但仍是亚太地区体系中的经济大国。在该体系中，中日两国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战略竞争关系，这一点在2010 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后表现得尤为明显。由中国崛起所引发的体系结构变化是日本面临的体系压力，其大小可以由中日力量对比变化、两者的互动及战略竞争强度来衡量。在力量对比方面，两国实力差距越大，日本感受到的体系压力越大。其中，日本主要关注中国经济实力和军费开支的变化。这是因为经济实力和军费开支是衡量一国综合国力变化最直接的基础性指标，经济实力是一国最重要的物质基础，而在现代经济条件下，军事活动和武器研发都离不开大量的军费开支。军费支出的增长意味着一国可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与军事实力提升直接相关的军事能力建设等方面。因此，国家行为体尤其是竞争国之间对彼此经济实力和军费支出的变化也最为敏感。
其次，体系中竞争国之间力量的此消彼长是多种因素促成的客观结果和客观事实，但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行为体与崛起国陷入“零和博弈”或恶性竞争，将增加其体系压力；如果行为体与崛起国能够实现良性互动，保持合理竞争强度，将有利于减少彼此间的战略猜疑，也有助于减轻其感知到的体系压力。因此，中日在岛屿争端、海洋权益、台海问题、南海问题、“一带一路”等关键议题上的互动及战略竞争强度也会对日本所感受到的体系压力带来影响。
（二）中介变量分析：威胁认知与制衡能力
根据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面对体系压力，行为体具体采取哪种战略回应，还要经过国内中介变量的过滤。在单元层次诸多中介变量中，行为体的威胁认知非常关键，因为它框定了一国对外行为的整体方向。威胁认知是行为体（主要是政治决策者）基于历史和现实的情境而对其他行为体产生的主观认知建构，是基于对对方能力及意图的判断而产生的认知结果。对一国的威胁可以是军事威胁、经济威胁或文化威胁等，但事关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安全和经济是行为体的主要和优先考量。其中，由于在无政府状态下，维护国家的生存是其对外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维护安全利益往往又优先于经济利益。不过，两者的优先次序并非一成不变，还要考虑威胁的紧迫性。如果某一时期行为体面临的经济威胁的紧迫程度更高，其也会优先维护经济利益。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受信息不全、个人认知局限等因素影响，决策者往往无法很好地识别体系所传递的信息是威胁还是机遇，很可能形成错误的威胁认知。
威胁认知决定行为体是否产生制衡意愿，威胁认知越高，制衡意愿越强，而制衡意愿能否转换成制衡行为还离不开相应的制衡能力。制衡能力是指行为体将制衡意愿转换为实际制衡行动的能力。关于制衡能力，陈小鼎、王翠梅将“与崛起国的相对实力比较”（实力差距）以及“从国内社会汲取和动员资源的相对能力”（资源汲取和动员能力）作为制衡能力的两个衡量指标。此外，王栋在考察国际关系中的对冲行为时，将“外部力量的可获得性”视为影响行为体能力的重要因素，指出具有正式同盟关系意味着可能获得外部力量（盟国）较高程度的支持。本文在此基础上作出一定的补充，认为除了上述三个指标外，还应考虑行为体承受因制衡崛起国而遭受损失或风险的意愿与能力。如果行为体承压能力较低，对制衡成本更为敏感，为了避免造成更大损失，其可能会降低制衡力度，甚至寻求与崛起国缓和关系；反之，如果行为体化解风险的能力较强或承担风险的意愿强烈，愿意承担较高的制衡成本，则有助于提升其整体制衡能力。并且，一般而言，行为体与崛起国的实力差距和资源汲取动员能力在短期内不太可能发生重大变化，因此在分析一国制衡能力的突然变化时可重点考虑后两者的影响。
在日本的国内因素中，对华威胁认知和制衡能力是影响日本印太战略生成与演变的关键因素。日本对华威胁认知，既体现在民间层面，也体现在决策层群体中，由于决策层直接决定国家的对外政策，故本文主要关注日本决策层对中国的威胁认知，主要体现在日本领导人的言行及发布的官方文件中。对华威胁认知的增强促使日本产生了制衡意愿，其本身的综合实力及国内资源汲取动员能力是实施制衡的基础，但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日益提升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增强，仅靠其一国之力难以对中国实施有效制衡，外部力量尤其是盟国美国的支持对其而言尤为重要。此外，对制衡中国所产生的损失或风险的承受能力也会对其制衡行为产生影响。
（三）因变量分析：对外行为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行为体对于体系刺激的反应基本遵循如下逻辑链条：行为体受到体系刺激，对威胁程度展开评估并结合制衡能力作出战略回应。当行为体认为崛起国对其构成威胁时，会产生制衡意愿，至于制衡行为的强弱则取决于其制衡能力。当行为体认为崛起国对其不构成威胁时，此时无论制衡能力强弱，行为体均缺乏制衡意愿，偏向维持现状或与崛起国合作以获取更多收益。制衡可以是硬制衡，也可以是软制衡，抑或是多种制衡策略的组合。行为体的制衡能力越强，则制衡强度越高，表现为制衡行为的强对抗性；如果行为体的制衡能力减弱，其制衡行为也会趋向缓和；如果行为体缺乏制衡能力，则其制衡意愿也较难转换为制衡行为。
三、日本印太战略的生成与演变逻辑
一项外交战略的出台并非决策者的一时兴起，其往往需要长时间的构思和准备。日本印太战略实际上反映了以安倍晋三为代表的日本决策群体长期以来对世界和地区形势变化的判断及应对思路。面对中国崛起，日本错误且持续强化的对华威胁认知决定了印太战略制衡中国的底色，而制衡能力的变化则影响了其制衡力度的强弱。
（一）体系压力对日本印太战略的影响
从初期的酝酿、提出到后续的调整，体系压力对日本印太战略的影响是长期且持续性的。中日实力对比的结构性变化，双方在涉海、涉台问题上的博弈加剧以及在经济领域的竞争性增强等因素都对日本感知到的体系压力产生重要影响。
首先，中国综合实力持续提升，中日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日本出台印太战略前后，正值中日实力逆转的关键历史时期。20 世纪90 年代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增长乏力，而中国经济则长期保持中高速增长，经济总量不断迈上新台阶。2001 年中日国内生产总值（GDP）分别为1.34 万亿美元和4.37 万亿美元，中国GDP 占日本的比重约为30.66%。此后中国经济总量快速增长，2009 年达到5.1 万亿美元，逼近日本的5.29 万亿美元，并于2010 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安倍晋三再次执政的近8 年时间里（2012 年12 月~2020 年9 月），中日经济总量的差距继续拉大，2013 年日本经济总量约为中国的54%，到2016 年印太战略出台时进一步降至约中国的44%，至安倍辞职后的2021 年已经降至不足中国的三成。从2001 年中国GDP 占日本的约三成，到2021 年日本GDP 降至不足中国三成，中日经济实力对比已经发生重大逆转。在国防支出方面，中国国防开支经历了从维持性投入到适度增长的发展历程。2011~2015 年，中国国防预算连续5 年保持两位数增长，增幅分别为12.7%、11.2%、10.7%、12.2%、10.1%。2023 年，中国国防预算约为1.5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2%，连续8 年（2016~2023 年）保持个位数增长。同时，中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持续推进，中国军事实力显著提升。总体而言，尽管日本在某些领域仍对中国保持一定优势，但两国的整体实力对比已经发生结构性变化且中国的优势在逐步扩大，这严重冲击了日本长期以来的对华“优越感”，对其形成了最为直接的体系刺激。
其次，中日在涉海、涉台问题上的博弈加剧。面对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周边一些与中国存在岛屿和海洋权益争端的国家担心其非法侵占的权益不保，不断采取侵权行动，以强化非法存在，巩固非法所得，致使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受到严重侵犯。对此，中国不得不采取必要措施来坚定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2012 年，日本对我国钓鱼岛非法实施所谓“国有化”后，中国公务船只在钓鱼岛海域开展常态化巡航执法。2013 年11 月，中国国防部宣布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涵盖钓鱼岛空域，表明了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意志。在南海问题上，针对个别国家的侵权挑衅行为，中国积极推进南海维权行动，组织海上联合维权执法和南海海域海上阅兵，并进行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此外，在台海问题上，蔡英文就任中国台湾地区领导人以来，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 九二共识”，在岛内放任、支持、推动各种“台独”分裂言行，变换名目推进渐进“台独”，并加大与美国勾连力度。中国着眼捍卫国家统一，加强以海上方向为重点的军事斗争准备，组织舰机“绕岛巡航”，反对和遏制“台独”，反对任何外国势力干涉。同时，中国海军拓展远海训练，航母编队首次在西太平洋海域开展远海作战演练，组织“机动”系列实兵对抗演习和成体系全要素演习。对此，日本反而认为中国的行动愈发“强硬”并进行了一系列消极回应，使得中日在涉海、涉台问题上的矛盾日益凸显，日本对华战略疑虑进一步上升。
最后，中日在经济领域的竞争性增强。中日在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等方面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以此为基础，双方经贸合作长期以来形成了互惠互利的关系。虽然中日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不同，并且在高端技术产品领域，中国与日本还存在一定的技术差距，不过，随着中国国家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中国产业开始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并逐渐形成了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或具备竞争优势的产业。在这种背景下，中日在经济领域竞争的空间和议题范围不断扩大，竞争强度加剧。以高铁、港口、能源等海外基础设施投资为例，2013 年中国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截至2023 年6 月底，中国与150 多个国家、30 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其中，设施联通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优先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2013~2022 年，中国在共建国家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完成营业额累计分别达到2 万亿美元、1.3 万亿美元。2014 年中国还牵头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出资设立“ 丝路基金”，旨在为共建国家和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等提供融资支持。同一时期，日本在2013 年出台了《基础设施系统出口战略》，2015 年又提出构建“ 高质量基础设施合作伙伴关系”，2020 年日本政府进一步推出了《基础设施系统海外推进战略（2025）》，在国家战略层面不断强化海外基础设施投资的整体规划，加快推进在世界范围内的基础设施投资布局。该战略与“一带一路”倡议在投资区域、投资领域等方面多有重叠，在拓展海外市场、打造海外基础设施投资标准等方面与中国形成了相当程度的竞争关系。总体来看，中日在经济领域互补性和竞争性共存，但竞争性呈现增强态势，日本面临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
（二）日本对华错误威胁认知塑造并强化制衡中国动机
通过前文的分析可知，体系压力并不必然导致一项制衡战略的出台，关键要看国内政治对外部压力的认知和反应。日本对中国综合实力增长的焦虑和警惕，对中国维护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相关行动的消极负面解读，以及对“一带一路”倡议心怀戒惧等大大强化了其对华威胁认知，并框定了以制衡为主的对华外交战略基调。
1. 日本对中国综合实力增长的负面认知趋于强化。中日互为近邻，两国存在历史问题和现实矛盾，与其他国家相比，日本对中国综合实力的变化更为敏感，有着近乎天然的警惕。2012 年底安倍再次执政后，于次年便出台了日本战后首份《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显示出其对国家安全保障的重视以及强烈的危机意识。该文件聚焦中国崛起对地区和国际体系结构的影响，指出“中国等新兴国家是导致国际社会权力平衡变化的关键所在”，流露出日本决策层对中国实力增长的焦虑。与此前关注权力平衡变化本身相比，2019 年版《外交蓝皮书》突出了中国崛起对地区和国际秩序的影响，认为“中国国力的进一步增长加速了权力平衡的变化，并使其日趋复杂，现有秩序的不确定性增加。”显然，日本对中国国力增长的认知变得更加负面。2022 年12 月，日本出台的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则将中国定义为“迄今为止最大的战略挑战”，这明显偏离了中日此前达成的“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政治共识，标志着日本对中国的战略定位发生重大变化。可见，面对中国实力的增长，日本由最初的“ 焦虑”逐渐升级为“警惕”，直至视为一种“战略挑战”，对中国崛起的负面认知不断强化。
2. 日本将中国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行动视为“威胁”。中国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日本却将中国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相关活动视为所谓的“安全威胁”，认为中国有挑战地区和国际秩序的意图。诸如“中国军力扩大缺乏透明度，在东海、南海等地区尝试单方面改变现状”等负面描述频繁见诸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外交蓝皮书》和《防卫白皮书》等官方文件及领导人的发言中，凸显出其对中国军事活动的深刻“担忧”。在日本看来，中国崛起不仅改变了地区力量对比，中国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当行动还严重“威胁”其国家安全，是造成日本安全保障环境日趋严峻的最主要因素之一。2022 年爆发的俄乌冲突则进一步强化了日本这种错误威胁认知。中国不是乌克兰危机的制造者，也不是当事方，但日本却将俄乌冲突与亚太地区相关联，将中国台湾问题及中国维护海洋权益的行动与乌克兰危机相提并论，对自身所处安全环境产生了误判，加剧了对亚太安全环境的“担忧”，强化了对华安全威胁认知。
3. 日本总体上将“一带一路”倡议视为“挑战”。“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日本最初反应消极，2017 年开始，日本在一定程度上对“一带一路”倡议展现出积极姿态，不仅派高级官员参加“一带一路”高峰论坛，还在不同场合表现出希望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与中国合作的意愿，并与中国探索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但这种态度转变尚不足以支撑其改变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整体认知。日本实际上将“一带一路”倡议视为中国在印太地区拓展影响力的工具，认为该倡议会弱化日本的地区影响力，对其谋求主导地区经济秩序形成挑战。尤其是在日本长期深耕的东南亚地区，日本十分戒惧中国借“一带一路”增强影响力。总而言之，在日本看来，与“ 一带一路”倡议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一种模式之争，事关在印太地区形成什么样的经济秩序。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所谓积极回应是有条件和有限度的，是根据具体的项目来单独作出判断，既不是完全否定，也不是完全肯定。因此，虽然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在中间有所变化，但其消极面始终存在并呈上升之势。
戴维·辛格（J.David Singer）认为，威胁认知是被评估的实力乘以被评估的意图。日本对华威胁认知基于传统的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陷入了“国强必霸论”的迷思，其将中国综合实力的增长以及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当行动视为“威胁”，认为中国有挑战地区和国际秩序的意图；同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错误认知又进一步强化了所谓的“中国威胁”。这种错误的对华威胁认知催生并不断强化制衡中国的动机，从根本上决定了印太战略制衡中国的底色。
（三）制衡能力变化对日本印太战略的影响
关于制衡能力的大小，本文在前文中提出，可用“与崛起国的相对实力比较”“资源汲取和动员能力”“外部力量的可获得性”以及“行为体承受因制衡崛起国而遭受损失或风险的意愿与能力”四个指标来衡量。在这里对日本的制衡能力及本文的分析重点作进一步的解释。首先，关于中日相对实力比较。虽然在经济和军事实力这两大关键基础性指标方面，日本与中国的差距越来越大，且在整体实力方面，中国的优势将进一步扩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近十年日本经济总量被中国反超后长期保持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经济大国地位。在军事实力方面，安倍及其继任者大力推动强军路线，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增加防卫支出、强化同盟合作等方式，不断增强军事力量，军事实力呈现增长态势；此外，日本科技实力和软实力等也不容小觑，这些构成了其制衡能力的重要基础。其次，关于资源汲取和动员能力。在印太战略出台前后，正值日本政局进入稳定发展时期，以首相为中心的决策权限得到强化。“首相官邸主导”政治运行模式的确立使日本决策者调动国内各种资源的能力明显提升，能够更加从容地调动国内资源为对外战略服务。再次，关于外部力量的可获得性，主要指日本能否获得盟国及伙伴国的支持。这些国家包括美国、印度、澳大利亚和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以及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其中，日美同盟作为日本外交的基轴，能否获得美国的支持是关键和首要的影响因素。最后，关于承压意愿与能力，主要指日本承受制衡中国所带来的损失或风险的意愿和能力，尤其是鉴于中日经济相互依赖，因制衡中国所导致的中日关系恶化将传导至经济领域，从而导致日本经济利益受损，使其在制衡中国时有所顾忌。从2016 年首次提出印太战略，到仅仅两年后的2018 年便将其改成“印太构想”，再到2021 年菅义伟、岸田文雄执政后，印太战略进入强化态势。鉴于在短时间内，前两个指标并没有发生巨大变化，本文主要关注后两个指标的影响。
按照前文提出的逻辑链条，日本将中国综合实力增长及在安全和经济领域的相关行动等视为威胁或挑战，对华威胁认知高，产生了足够的制衡意愿。除了自身综合实力及资源汲取动员能力外，该战略2016 年出台前后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也有利于日本获得外部力量支持。一方面，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加大了对亚太地区的关注和投入力度。奥巴马政府出台“亚太再平衡”战略，美国重返亚太需要日本发挥战略支点的作用。应对中国崛起的日美共同战略需求使其推出印太战略更容易获得关键盟友美国的支持。另一方面，在酝酿出台印太战略的过程中，东南亚个别国家与中国围绕南海的主权争端升级，这也有利于日本借南海问题，以所谓维护“航行自由”等名义获得相关国家对印太战略的支持。此外，在中日围绕岛屿争端等矛盾不断加剧的背景下，日本对安全利益的强调一定程度上超过经济利益，使其敢于冒恶化中日经济关系之风险而推出印太战略。
不过，日本提出印太战略后，对该战略进行了两次较为明显的调整，制衡力度总体呈现出由“减弱”到“加强”的变化过程。进入2017 年后，日本开始对印太战略进行调整，对华制衡的力度有所减弱。主要表现为：其一，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转为积极，开始寻求与中国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并签署了众多合作协议；其二，积极谋求改善中日关系。2018 年两国总理实现互访，2019 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日本并出席G20 大阪峰会，中日双方达成十点共识，同意共同致力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两国关系出现改善势头；其三，正式将“印太战略”改为“印太构想”，在字面上降低了“战略”一词所蕴含的“对抗性”，并积极将印太战略与东盟印太展望（AOIP）相对接，使其看起来更具包容性和开放性。本文认为，在体系压力未有明显减轻、日本对华威胁认知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况下，日本调整印太战略的关键原因在于其制衡能力不足。
一是外部力量的可获得性不足，主要表现为美国同盟承诺的可靠性下降。2017 年11 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日本，并与安倍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确认“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的海洋秩序是国际社会稳定和繁荣的基础”，强调了“作为世界活力中心的印太地区的重要性”，并就日美主导推进印太战略达成一致。虽然日本成功将印太战略推销给美国，但特朗普政府强调“美国优先”，推行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导致美国对外政策的不确定性不断增强。一般而言，即便与崛起国存在明显的安全矛盾，如果盟国在权力变动的背景下对美国的信心下降，它们也可能基于“被抛弃”的疑虑在与崛起国的互动中有所克制。尽管东南亚国家的态度对日本印太战略走向弱化也有一定的影响，但美国无疑是促使日本转变态度的最关键因素。面对同盟承诺可靠性的下降，日本在推行印太战略时，不得不考虑制衡意愿和制衡能力的平衡，在制衡力度方面作出相应调整。
二是制衡中国的成本增加。面对美国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政策，日本希望与中国共同维护自由贸易体制，且这种战略需求与处理中日涉海矛盾等相比更为迫切。在这种背景下，如果中日关系恶化，不仅会导致维护自由贸易体制的战略目标无法实现，使其经济利益遭受巨大损失，同时也面临着中日安全矛盾激化时可能被美国抛弃的风险。因此，与中国共同维护自由贸易体制的战略需求及制衡所需付出的巨大安全和经济成本暂时抑制了日本的制衡意愿，并导致制衡力度的减弱。
需要指出的是，印太战略“降低声势”进入“印太构想”阶段不代表日本制衡中国的大方向发生了改变，中日关系的缓和并没有改变日本对中国的“威胁认知”，只是在制衡手段方面表现出了一定的弹性和灵活性而已。日本一方面尽量稀释印太战略对华包围圈的色彩，另一方面则继续通过强化与美国、澳大利亚、印度等国的战略合作来牵制中国，以构筑自己希望的地区秩序。在对“一带一路”倡议展现积极姿态的同时，日本也在继续推进“高质量基础设施伙伴关系”的构建，主导《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签署和生效。可见，这一时期日本印太战略显现出对华“竞争战略”和“合作战略”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但二者并不矛盾。“合作战略”是为了降低印太战略的对抗性，争取更多国家的支持。换言之，所谓“合作战略”是为“竞争战略”服务的。印太战略调整的实质是制衡能力不足导致其对制衡行为进行的策略性调整。
进入2021 年以来，日本印太战略再度调整，逐步进入了对华制衡的新阶段，制衡行为趋向强硬。主要表现为：其一，在加强自身军事力量的同时，着力强化与盟友以及伙伴国家的防卫合作水平，通过新设的“ 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机制”（OSA）对东南亚国家提供军事援助，推动地缘政治阵营化；其二，更加强调意识形态，升级对华价值观外交，在所谓“人权问题”上加大对华攻势；其三，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安全化，表现为降低对华经济依赖，在部分领域进入与中国“脱钩”轨道，同时全面加强与美国的协调，与美西方一道对华实施高科技限制，加入由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合作框架（IPEF）等。日本印太战略突然进入强化态势，既受体系压力的持续性影响，也受到对华威胁认知不断提升的推动，但关键在于其制衡能力的增强。
一是外部力量的可获得性显著增强。从获得外部力量支持的能力来看，日本得到了美国等国家的支持，使其强化对华制衡有了更为充分的外部力量支撑。在日美关系层面，2021 年拜登上台执政后，大力修复同盟关系，美国外交政策的不确定性显著降低，日美在强化同盟关系、推动建设“自由开放的印太”、应对中国等方面达成了广泛共识，美国重新成为日本推进印太战略的最大外部倚重力量。同时，日本与印度、澳大利亚、东南亚等国在印太战略框架下的合作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推进。日美印澳四国合作机制更加成熟和机制化，在应对所谓“中国威胁”方面取得较高共识。除四边机制外，日本还分别与美国、印度、澳大利亚建立了外长、防长“2+2”会谈机制，与四边机制形成补充，进一步提升了日本获得外部力量支持的能力。在东南亚，日本以全新包装的“印太构想”减少与东盟印太展望的差异和分歧，通过基础设施投资，供应链强韧化合作以及海洋安全合作等强化与东盟国家的关系。同时，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也制定了各自不同版本的印太战略，开始关注并介入印太地区事务，并将日本视为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上述外部力量对日本制衡能力的提升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是日本承担制衡成本的意愿上升。拜登上台后，日本与中国共同维护自由贸易体制的战略需求减弱，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制衡中国的经济和安全成本。同时，随着日本对华经济安全威胁认知上升，其愿意承受制衡中国所带来的经济损失。2020 年以来，受新冠疫情、大国博弈等因素影响，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干扰和影响，日本愈发重视以供应链安全为核心的经济安全保障。俄乌冲突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经济安全保障意识，并催生了日本对华经济威胁认知。2022 年日本政府制定了《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将日本国民不可或缺的、依赖特定国家或地区供给的物资划定为“特定重要物资”。此举旨在强化所谓供应链的韧性，改变对华供应链的依赖。在日本看来，如果供应链过度集中于某一国家，尤其是所谓的“不友好”国家，会对国家经济安全构成威胁。这表明虽然日本仍然重视中国市场，不否认双方存在巨大的合作空间和合作潜力，但其对华经济合作预期正由积极转向消极。与对华经济合作所获得的收益相比，日本将经济安全保障摆在更为优先的位置，承受与中国在部分领域“脱钩”可能带来的损失或风险的意愿上升，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其制衡能力。
四、结语
本文结合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通过选取相关变量，考察了日本印太战略的生成与演变逻辑。通过分析可知，体系压力等结构性因素固然对一国外交战略具有重要影响，但关键在于行为体如何看待体系结构的变化并据此采取相应的战略回应。换言之，面对中国崛起这一客观事实，关键在于日本对此能否持有正确的战略认知。日本错误地将中国崛起及中国维护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活动视为“威胁”，产生了较强的制衡意愿，并对中国实施制衡。基于错误的威胁认知所作出的外交决策将使行为体之间的互动愈加负面，甚至演变成现实冲突。日本在2024 年版《外交蓝皮书》中重提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但日本对华错误威胁认知无疑加大了两国发展战略互惠关系、进而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的难度。
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以和平的外部环境，尤其是周边环境为依托，日本印太战略的推进为中国崛起增添了外部压力。日本出台印太战略源于对华威胁认知，因此中国一方面可从降低其威胁认知着手，以削弱其制衡中国的意愿。一是要保持战略定力，妥善管控双方矛盾分歧，加强战略沟通，避免战略误判；二是通过高层往来、民间交流等方式增进各层次的人员往来，增信释疑，推动日本官方、民间对华认知朝积极方向转变。
另一方面，在改变日本对华错误威胁认知存在一定的困难的情况下，中国在应对日本印太战略时，可增加针对性，将重点放在削弱日本的制衡能力方面。一是要深化中日经济合作的层次和水平，增加其制衡成本。要加强与日本经济界的合作，增强其对中日经贸合作的积极预期，防止中日经贸关系出现弱化，维护好经济“压舱石”的作用。二是要削弱日本获得外部力量支持的能力，防止其构建以制衡中国为目的的印太伙伴关系网络。要着力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提升与法国、德国等欧洲大国的合作水平，减少这些国家对日本制衡中国的战略配合，从而减轻中国崛起的外部压力。（注释略）
潘万历，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100009）；白如纯，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007）。
来源：《东北亚论坛》2024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