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头上的"红帽子"与"白帽子"
父亲是江西修水人，一九0六年生于一个乡村医生家里，兄弟七个，他最小，家里很穷，但因是书香门第，他还是有幸上了学，读了书。
然而毕竟是穷，他在家里读书，种田，一直到十七岁，才到南昌考入不收膳学费的江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可是，在这学校读到快毕业时，他却参加了学潮，没拿到毕业证，就被警察撵出了校门。那时他不懂政治，只是热血青年天生刚直，不满学校陈腐的校规校律，不满学校当局扼杀青年活力的作法。
但是政治似乎认得他。那是一九二八年，当局镇压当时到处风起云涌的社会风潮，父亲所在的那个学校国民党中的右派势力很强，不满当局的第三党人则以国民党改组派身份作掩护，向国民党中的右派发起反抗，反抗的方式之一便是闹学潮。父亲卷入了这场斗争，当时还被吸收进了国民党改组派，后又被吸收进第三党。
父亲失学不久，幸而即遇到了好机会，他五哥以官费去日本留学，愿节省一半官费，将他也带出去升学。于是，一九二九年秋，父亲到了日本。翌年三月，进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就读。但是，"九·一八"事变爆发了，他于是热血又起，怀着强烈的民族义愤，参加了当时一部分留日学生组织的"社会科学研究会"，在留日学生和华侨中进行抗日宣传、组织工作。这个研究会先后由李大钊之子杨震、共产党员漆愚章等人领导，据说杨震曾答应介绍父亲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一九三三年春，这个组织就被日本军警破获了，成员全部被捕，父亲关押了三个月后，被驱逐回国，在押上回国的火车时，父亲带头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第三国际万岁！"十分英勇，结果被日警拳打脚踢，吃尽了苦头。
这时的父亲显然比较成熟了，他的政治活动已经是自觉的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加上当时土地革命中，他的四哥（共产党员）被当局砍了头颅，挂在修水县城门上，国恨家仇，都促使他走上了反帝和向往共产党的道路。
被日警赶回国后，父亲便蹲在上海，写抗日小说，在生活书店出版的《文学》上发表作品。父亲早年较成功的小说《光荣的战死》，就是一篇以日本士兵口气写出来的反战小说，后来还收入了当年的《文学年鉴》。
卖文何其难也，加上写的是抗日小说，当局的兴趣又更多在安内，父亲自然是写不长久了。他开始辗转四处，寻找工作，这以后，他当过报纸编辑，图书馆采编，私人教师，中学教师和大学教授等等。
一九三四年，父亲在南京当私人教师以谋生时，曾积极地帮助一位共产党员搞情报工作，往返于南京和上海间，但他很快就被当局的特务（CC份子）盯上了，跟踪，恐吓，威胁，使他只得逃离南京，回到老家修水。
回到修水，他又在修水、武宁一带搞起抗日游击队来，并到处寻找共产党，还写信给胡风（胡风与他一起从日本被驱逐回国，他以为胡风是共产党员），请求政治上和武装上的帮助。但不久，他的抗日游击队被狭隘的地方势力破坏了。
抗战深入，国共合作，父亲参加前线抗日工作的心情日切。这时，有人邀请他去国民党陆军新编十三师当日文翻译，搞对日宣传工作。他不喜欢当时当政的国民党，可是对能当日文翻译，搞对日宣传工作，他又求之不得，于是，他与邀请他的人谈条件，他去军队当日文翻译可以，但他不穿军服，仍穿长衫。（后来，他的朋友评论说，只有他这样的耿直脾气，才会提出这样的古怪条件来。）父亲在军队里搞了一段日文翻译，发现与自己的初衷大悖，并没有什么实际抗日工作，因此，马上又想离开，几次请长假，想跑掉，都未成，呆了一年余，终于被获准离职。
父亲回忆说，实际上，49年之前，他的头上一直戴着一顶红帽子，人们一直以为他是共产党，尤其是家乡修水一带的熟人。他也确实不能不被看作是共产党，他自己虽非共产党，但当时他的几个过从甚密的朋友都是共产党员，如杨抱爱、廖伯坦、张生力等。杨抱爱以及好几个朋友后来都被当局杀了。
父亲也许天生具有反抗气质，他个性特别刚直，什么都敢说、直说，从不畏惧，人常说他胆大包天。他曾在一个当局主持召开的教师节庆祝大会上，只身上台，当面痛责当时的国民党省政府主席。
所以，1949年之前，他一直是当局特务黑名单上的人物，不时遭到特务的注意，盯稍，骚扰，甚至还发生过许多次危险，由于侥幸和朋友的帮助，才幸免丧命于特务之手。父亲曾向往延安，想逃到延安去，也是因为他头上那顶红帽子，一举一动，总有特务盯住，终于没法成行。
49年之后，父亲的生活远没有那样颠沛动荡了。他先后在江西文艺干校、《江西文艺》编辑部、江西省文联当过教师、编辑，从事过专业文学创作；一九五八年，江西大学成立，他被聘任教，一直到一九六七年元旦逝世。
当然，49年之后，父亲头上的红帽子便消失了。但是，令他想不到的是，他的头上又来了一顶白帽子，一晃而就成了旧社会过来的、经历复杂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和团结的对象"，乃至于后来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等等等等。
其实，父亲的头上，一直并没有真的戴上什么事实上的，可怕的帽子，他头上的白帽子的感觉是无形的，正如解放前他头上的红帽子也是无形的一样。应该说，父亲解放后算是幸运的，反右和历次政治运动他没有遭难，而文化革命开始不久，他又去世了。由于文学创作上的成就，他担任了江西省政协常委，江西省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江西分会副主席。但即便这样，父亲这位衷心向往共产党和新社会的人，却仍然觉得没有一种新社会的主人感，始终感到自己头上悬着一顶帽子，似乎时刻都有被批判、被揪出来的恐惧，总而言之，没有一种堂堂正正的公民感。
父亲过世得太早了，还只有六十岁。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他肯定能活得更长些。那时他患了心肌梗塞，住在江西医院第五病室，文化革命一来，红卫兵说那里是牛鬼蛇神的防空洞，不问青红皂白，统统轰出来。出院不久，他心脏病复发，便再也来不及抢救了。不过，后来他的许多老朋友或同事都说他是有福的，去得其时。他在的时候，还只挨了几张大字报，倘再过几个月，就要挂牌子游行，然后还要挨批斗，进牛棚，什么罪都要受。尤其他又是那样一个刚直和暴燥的脾气，结局定会更惨。自然，现在我们也只能这么安慰自己了。
父亲的创作
我十三岁时父亲便离我们而去了，我对父亲的直接印象只是幼年的那些记忆，我脑海里的父亲，其实更主要的是来自母亲眼里，心里和嘴里的父亲，以及现在手头上的这些有限的资料。不过，知子莫如父，或许知父也莫如子，我想从一些线索去揣测父亲的内心是有可能的。
父亲在日本的大学是学理工科的，他好象说过，他对数学和物理学很感兴趣。他是什么时候爱上文学，为什么会爱上文学，以及爱得如何，这些都不得而知。但是，他在创作时的那种严肃、认真，那种精益求精，字斟句酌，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态度；从他的留存下来为数不多的作品中所看到的，他在相当有限的题材中所显现出来的巨大的艺术才华与深厚的艺术功力，他的极清新晓畅，又几乎字字珠矶的文风中，我想我能看到，父亲对文学是深深热爱的，甚至是苦苦追求的。
抗日战争中的一个时期，父亲在上海专事反战小说的写作，发表了如《光荣的战死》这样的有一定影响的作品，但此后，他就为了抗日，或为了躲避当局的监视，盯追，也为了谋生（他常爱打抱不平，每每得罪上司而不得不换工作），因而长期颠沛流离，四方奔走。生活的动荡、困难和不自由，显然局限了他的创作。49年之后，他的生活比较地安定了，专业创作的条件也有了，五十年代与六十年代初，他创作的生活条件和其它基础条件，我想应该说确是好多了。
但这时，创作上的自由又几乎没有了。这种创作上的自由的消失，我不认为完全是外在的，象我父亲那样的，对社会主义的新社会发自内心的认同的人，他很可能自己就自觉地响应当时时代的要求，而扼杀掉自己创作上的自由。
我能感受得出来，他当时创作上的热望一定是非常强烈的，他在寻找，寻找时代允许的，能将自己的艺术功力，艺术抱负施展出来 的写作对象。
他终于找到了这么一个对象。
一九五六年夏天，江西省文联组织了一个访问组，去庐山访问正在那里避暑休养的老革命。父亲也参加了这个访问组，并且对这个工作产生了兴趣。后来，他专门与当时的江西省副省长邓洪合作，撰写邓洪革命生涯的回忆录。一九五八年，父亲与邓洪合作的第一篇回忆录《潘虎》，收入《解放军文艺》出版的革命回忆录专集《星火燎原》，立刻引起了重大反响，茅盾读后，写了热情洋溢的评论文章，盛赞潘虎这个文学形象塑造的成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水浒英雄。（《茅盾文集》305页《潘虎等三篇作品读后感》）不久，发表在《长江文艺》上的《山中历险记》，又再一次引起轰动，《人民文学》予以转载。此后，父亲与邓洪合作撰写了一系列回忆录，都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一九六一年，这些回忆录收编成集，以"第一个风浪"为名，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一九七九年，江西人民出版社以"潘虎"为名，再版了这个回忆录文集。从六十年代以来，《潘虎》和《山中历险记》作为回忆录名篇，长期列入我国中学语文课本，亦成为许多大学的当代文学或写作教材，八十年代还被收入六所高等院校合编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讲》。多年来各种版本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潘虎》等作品都作为革命回忆录的代表作被着重提到。父亲后来还撰写了《论革命斗争回忆录》等多篇探讨和总结性的理论文章，也在学术界引起了相当的重视。
父亲在《整理革命斗争回忆录的几点体会》一文的结尾处，曾说自己只做了记录员的工作。后来《星火》（1959年10）发表时，作了小小的改动，改成了不能只做个记录员。但父亲在《人民文学》（1959年12）转载时，专门写信要求改回来，结果又改成了他只是个光荣的记录员。
父亲对这一句话如此敏感，现在想来，恰恰只能证明他的写作回忆录，绝非仅仅记录而已。在那个知识分子言说极为艰难的时代，越是自己倾注了心血与心力的写作，越是怕被人看出，怕被人看出，这实际上不完全是革命人物的真实写照，而是包含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精心的艺术营构在内的。况且，我想父亲肯定还要担心，怕被人认为作为传记作家的他与老革命的传主争功，作品成功之功，这在那样一种险峻的政治环境下，也是不能不考虑的事。
其实，就文学体裁的规范而言，这些作品显然应属于传记文学，就传记文学作品之写作的通行规则而言，邓洪是传主，父亲是传记文学作家。
这类"革命回忆录"的写作，自然是当时特定情况下的特殊现象，一大批老革命纷纷撰写回忆录文章，许多知识分子则帮着进行这一工作。其中有些老革命本来文化较高，讲述后只需稍加文字上的整理即可；有些老革命文化不高，讲述后往往需要进行大量地，整体性地整理加工；有些回忆录只具有历史文献的意义，而有些这样的回忆录则更具有了文学的价值。父亲撰写的这些文章，在上述两类情况中都属于后者，所以，这些文章，更应当说是父亲撰写的传记文学作品。
实际情形也是如此，这些作品不光不仅仅只是记录，也不仅仅只是整理，而至少是一种充满艺术创造性的传记写作。邓洪当然是位经历丰富的老革命，但他不是毛泽东、刘少奇，不是领袖级人物，在当时的情况下，以邓洪的身份，仅是政治上的原因，是不可能产生如此全国性的，当代文学史意义上的影响的。
《潘虎》等作品的成功，无疑主要是艺术上的成功。那艺术上的苦心经营，精雕细刻，人物塑造的鲜活，典型，叙述给人的真实感，情节跌宕带给读者的魅力，语言上所达到的那种极简洁而极凝重，极朴素而极讲究的境界，真正的艺术鉴赏家一望便知是艺术上的精心营构的结果。这些作品，甚至不仅是散文体的传记作品，而完全可以看作是小说，是精湛的短篇小说。
我觉得，父亲是倾注了他一生所凝聚起来的艺术才华、功力、激情、文学抱负，乃至于自己大量的生活经验和积累于这些文章的写作中，才熔铸了这些杰出的艺术品。父亲在谈回忆录创作体会时说，他之所以特别愿意与邓洪合作写回忆录，是因为邓洪的革命活动主要是在湘鄂赣苏区，正是父亲老家一带，父亲不仅熟悉那里的，风土人情、语言习俗，而且土地革命时期他家里也牺牲了不少人。我甚至觉得，《潘虎》之所以尤其成功，一定也是与他自己就在家乡组织过抗日游击队，并且到处找共产党的领导有关。
当然，现在来区别这些作品是主要由讲述者自己完成的回忆录或自传文章，还是作家创作的传记文学作品，抑或简直就是上乘的小说创作，都已全无意义。写出这些只是因为有一种感慨。
父亲一生的经历十分丰富，闹学潮，留学日本，在国外的抗日活动，在家乡组织抗日游击队，在军队里做日文翻译，到处颠沛流离，躲避监视与迫害……可他为什么不将自己的艺术才华，艺术功力凝聚到自己最熟悉，最深刻体验到的那些生活题材中去呢？而要将自己的艺术才华，艺术功力用到为他人整理回忆录上去呢？
这是为什么呢？
今天看来，这答案当然是清楚的：在一个没有创作自由的时代，做一个作家是悲剧性的；而这样一个时代的文学与文化也是悲剧性的。
父亲身上的文化铭刻
我小时候，母亲常给我讲父亲的故事。父亲太忙，在家的时间不多而后，我才十三岁，父亲又去世了。所以，我脑海中的父亲的形象，有相当一部分是母亲的叙述构成的。这使我与我父亲的形象之间产生了某种距离感，但这种距离感很可能有了更大的感召力，使我对父亲特别崇拜。
母亲讲的父亲的故事中，最多的是有关父亲赤诚、刚直、傲骨和胆魄的故事。
我记忆特别深的是四十年代的有一年教师节，父亲痛责省政府主席的那回事。那时父亲在南昌江西农专任教，有一年过教师节，当时的国民党省政府主持庆祝集会，省政府主席王陵基也参加大会。官员们在台上有座位，有遮凉，有汽水，教师们却站在广场上干晒太阳，又热又渴又累。父亲觉得太不合理，他于是穿着一身别针别满补丁的破长衫，摇着一把破折扇，只身冲上台去，当着包括王陵基在内的当局的那些官员们痛斥起来--"到底是官僚节，还是教师节，是尊师重道，还是尊官重权……"。这事在当时引起很大轰动，省内的一些报纸还作了特别的报道。
49年之后，父亲是否也有过类似的举动，母亲则语焉不详了，母亲只是含糊地说到过，父亲有时还是会与领导拍桌子吵架，而且在政协会上爱提意见，只是运气还好，没惹出太大的麻烦来。
后来我在关于父亲的档案材料里找到一份他在全国政协会议上的发言记录，这很可能是当时留下来的所谓"黑材料"。
一九六1年，父亲列席三届三次全国政协会议时，曾向政府提了一大通意见。
他说当时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不分，粗暴批评，乱贴大字报，写打油诗进行人身攻击，对知识分子极积性损伤很大。
他说动辄批评人家走"白专道路"，学习和研究都成了"白专"，大叫大嚷，喊口号倒是红了，他想不通；
他还想不通，干吗把学生吹上了天，学生的水平都比老师高，学生的文章一定比老师好，青年教师的文章又一定比老年老师好，如此这样，要老师有什么用？要学校有什么用？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总得有个学习和实践的过程；
他说反右有副作用，似乎干部说的都是对的，群众都不敢讲话，使民主受到了影响；
他说社会主义建设中"浪漫主义"太多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有些过火。他举例说他到江西省南昌县蒋巷人民公社参观，看见农民一边劳动，一边呼革命口号，一看就是做假，知识分子不仅没受教育，反而看了不舒服……
这样的一些批评意见，今天听起来完全是常识性的说法，但在当时却是大逆不道的。我今天写下来，设想着当时的情形，还毛骨悚然，为父亲捏一把汗，他怎么敢如此胆大包天！
真的，我很替父亲，替母亲，也替我自己和我的姐姐歌歌庆幸，他这些话仅作黑材料在档案里保留了下来，而没有对他构成现实的危险。
父亲去世前常慨叹说，他这一辈子最让他心安的事便是，没有给三个孩子的头上带来政治上的阴云，而影响他们的前程。的确，历次政治运动他都还算运气好，没有挨着什么，他可是那样一个刚直脾性的人呀。不过，父亲不知道，文化革命中，我们姐弟，因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的子女，还是吃了不少苦头的。
实际上，五十年代以后的父亲，由于环境的不同，想必也随着年纪的增长，阅世的渐深，他已比年轻时谨慎得多得多了（从关于回忆录的写作，他强调自己只是个记录员一事上便可看出）。不过他的赤诚、刚直的脾性，并没有被环境所压没，被岁月所磨尽。
其实，我现在想来，这远不止是一个性格的问题，在更深的层次上，这乃是文化铭刻问题。
父亲是深受"五四"之风薰陶的，又留学日本，受到过西方式的东洋教育，所以，民主与科学的信念在他身上是深刻的。父亲的反抗精神与民主信念在他身上的文化铭刻显然紧密相联。
作为国民，作为知识分子，父亲讨厌专制，厌恶政治欺骗，作为家长，他则身体力行，在家庭教育上讲求民主。父亲反对在孩子的教育中使用体罚，他从没有动过我们一个小指头，不管怎样生气。母亲因我淘气偶尔打了几下我的屁股，父亲会气得好久不与母亲说话。父亲不主张在任何事情上强制和逼迫孩子，总要讲清道理，总要让孩子自己作主。例如我姐姐的婚事，当时有一位我父母都非常喜欢的青年爱上我姐姐了，但他们坚决要姐姐自己选择，绝不肯参加意见。又如我哥哥报考大学，填的志愿不合父亲的心意，父亲很有些失望，然他一点不予勉强。这些事现在说起来似乎微不足道，但在父亲这一辈的家长中，哪怕是知识分子家长，并不是容易做到的。
不过，在我的记忆里，父亲还是太严厉了点，我几乎记不起父亲跟我玩过，做过什么游戏，他倒是经常带我参加各种会议，那大概是为了锻炼我，使我有"出场"。父亲的不苟言笑，让我觉得对他有点敬畏。是我那时太小，父亲还来不及对我施展教育，反正我觉得，父亲的教育并不如母亲的教育于我更为重要。母亲是个极随和的人，我的才能的成长主要得益于母亲，母亲是个普通的中学教师，但我总觉得她是个伟大的教育家。我一直想写一篇作为一位了不起的教育家的母亲的纪念散文，只是到现在还未写出来，不过我一定会写的。
父亲的笃信科学，则从他的相信西医看得出来，他这个传统的乡村医生的儿子，尽管有时回忆起父辈或祖辈时，会惊异于他们的一些灵验的偏方，但他自己并不用中药，我看见过他的小本子上摘抄的都是西药名，或配方的营养保健配方，维生素、卡路里之类。
父亲身上的文化铭刻是丰富的，多方面的和相互交织的，五十年代后，父亲的不再那么反叛，在深处上说，也与他真诚地认同社会主义的新社会直接相关。在民主与科学的文化铭刻之外，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是我父亲身上另一种深刻的文化铭刻。而更为深刻的文化铭刻，则是儒家文化传统。
我觉得，在父亲这样的那个时代的大部分知识分子身上，儒家文化传统乃是他们的底色，民主与科学等典型的现代性理念、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等，则是这底色之上的其他色调。尤其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更是嫁接在儒家文化传统之上的，与儒家文化传统在基因上有着特别的亲和性的西方之树。
我有时想，在20世纪中国，社会主义的胜利，确实是一种必然。社会主义思想不仅号召了最广大的下层贫苦阶级，特别是贫苦农民阶级，而且也号召了最广大的知识分子。这种号召的力量，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社会主义思想与传统儒家理念的颇多可应合之处。例如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与共产主义理想；家族、家国观念与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精神；传统儒家对君子的以天下为己任，大丈夫之正直、忠诚的道德要求与社会主义思想中对他的先锋份子的道德要求，等等等等都是可相互应合的内容。
传统中国的社会构成，无非农民与士，儒家文化也就是传统中国之农民与士的文化，用与能与儒家文化相应合的社会主义思想号召了农民与士，也就是号召了最广大的人群。
所以，中国之从传统走向现代，不会径直走向以市民作为主体的，以个体的人为本位的市场经济与市民社会国家，而是走向以群体为本位的社会主义，就当然是顺理成章的了。
这是中国文化，以儒家理念为核心的中国文化的价值稳定性所决定了的。
这一点，我从我父亲身上能够看得特别清楚。
从某一角度看，父亲是一位人格上充满了儒家精神的知识分子，他虽然接受过西方式的教育，也有民主与科学的深厚意识，但底色上，却仍是儒家的人格理念与人格理想。
49年前他之热切地向往共产党，49年后他之真诚地认同社会主义的新社会，我以为皆源于他的忧国忧民的情结，他的爱国主义情怀，他对他的家乡和国家的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痛心疾首。
一九六四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那时父亲正因心脏病住在江西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他一听见这消息，顿时热血沸腾，写了一首诗，抄在红纸上，贴到住院部门口的墙报栏里，兴奋得简直象个孩子。当晚，心脏病就发作起来，十分危险，医院倾全力抢救，邀集省内各大医院著名心脏病专家会诊，才幸免于难。
五十年代，有一次父亲去参观黄河三门峡工程，在工地某一幢房子的大门上，他看见了一块写着"外宾止步"的牌子，立刻就流出眼泪来了，他感慨万千地说，过去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现在有了不准外国人进去的
技术机密地方，这的确是很大的变化，国家真的是强大了。他激动不已，高谈阔论，挥毫作诗，回来后在家里也经常提起这事。
与父亲的爱国赤诚联系在一起的是他的敬业，我想这也与他的儒家底色有关。
父亲的敬业是很有名的，他在教学工作上的认真劲儿，他对学生的要求之严格，几乎叫人害怕。现在不少江西大学中文系早年毕业的同学还经常说，象胡老师那样严格的教师实在是罕见。
父亲教写作课，学生一年级如不能过关，他会逼着你在整个大学五年间，每星期向他交一篇作文，一直到你过关为止。有几个学生真的是到了毕业时才过关的。我想，那些学生当时一定很恨他，现在呢，则听说都很怀念他，感激他。
那时的学生据说是很怕父亲的，父亲脾气很大，作文不好，他会骂人。有一次，他发起脾气来，竟把一个学生的作文撕了，丢在地上，还踩了几脚。
其实父亲当时已颇有名气，主要精力在创作上而不是在教学上，依他当时的情况，对学生仍有这样的严格要求与精力投入，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现在我也在大学里教书，象父亲那样的老师，父亲那一辈的师生关系，应该说已经绝迹了。
父亲身上的儒家底色还表现在他的生活俭朴上。
父亲是极讲卫生的人，甚至可以算得上有洁癖。对孩子的教育亦复如是，我们从小记得最清楚的格言就是，"饭前便后要洗手，"此外，诸如不能喝生水，不能吃外面小摊上的食品，不能吃生甘蔗、生荸荠（有姜片虫），清规戒律颇多。
但是，如果我们吃饭把饭粒掉到桌上了，他便会生气，要我们把饭粒拣起来吃掉，这时候他便顾不得讲卫生了，我想那是因为父亲认为艰苦朴素是头等的美德。父亲常给我们讲乡下农民的苦处，讲农民种田的辛劳，讲农民生活的艰难，讲他乡下的农民现在还没有米吃，只吃红薯。他是那样的真情实感，那样的语重心长，我印象极其深刻，以至我从小便有一种对粮食的神圣崇拜感，养成了每顿不掉一粒，也不留一粒的习惯。后来，我在大学里，同寝室七个同学，个个都经常倒饭，唯独我，不管饱饿，从来把饭吃的精光。同学们都奇怪我出生于大知识分子家庭，却像个真正的贫下中农。然而也有弊端。不想吃也硬吃，实在未必见得卫生，我的胃病，与这不无关系，直到现在，我经常多吃一口就要胃痛，却还改不了这个老习惯，总觉得把饭菜倒了可惜。
父亲一生走南闯北，阅东历西，到老来也算事业有成，也算是个有名望的作家，一个有份量的学者。然而，有一年他去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与同伴们一起从小汽车上下来，同伴们皆从大会堂门口长驱而入，唯独他被挡了驾，站岗的解放军对他说："司机同志不要进去。"父亲立时环顾四周，发现自己果然不象个能从这个门进去的人，与人们比起来，他是太寒酸了，一身很旧的衣服，裤子上还打了补丁。后来，母亲知道这事，心里难过极了，咬了咬牙，不管父亲如何阻拦，为他置了一套象样的毛料中山装，遗憾的是，父亲不久就病倒了以后再也没去过北京，再也没机会穿那身好衣服，一直到他去世，那身衣服还整整齐齐地压在箱子里。
真的，说来令人不可相信，父亲在当时算来是高薪阶层，还有不少稿费，母亲也是中学老教师，工资也不能算低，然而家里却一贫如洗，两间租的旧房子，家具全是抗战逃难时廉价买来的老古董，陈旧而破烂，除了电灯，家里没有任何现代用具，父亲一直用一只怀表，母亲的手表也是修了又修的旧东西，没有自行车，没有缝纫机，连一只最简单的收音机也没有。后来，父亲得了心脏病住院，母亲说，买个收音机吧，省点读报的精力，也好解解闷。父亲说不买，买了我摔掉去，乡下家里人还吃不上饭，读不上书呢！
是的，父亲总是记挂着乡下老家，把维持我们一家低限生活水准之外的钱，全部寄到乡下老家去了，补贴侄儿们生活及至资助侄孙们读书。（祖父母早不在人世，伯父们也大抵都不在了。）
即使这样，父亲还要常常"狠斗私字一闪念"。有一回，父亲得了一小笔稿费，给我哥哥买了一样什么东西，但即刻他就后悔了，觉得还是应该把钱寄回乡下老家去。他大为感慨地说，人要做到一点私心都没有，真是太难了！这样子，共产主义到何时才能实现呀？
象父亲那样的知识分子正是这般理解共产主义的。我想，在父亲那样的知识分子那里，家族、家乡、家国观念；大同思想；共产主义理想基本是一码事。他们真诚地克制私念，愿与天下同。
现在想来，我母亲和我们姐弟却因此吃了不少苦头，尤其是我母亲。父亲一去世，母亲一个人骤然挑起了三个孩子的生活重担，两个大学生，一个中学生，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中，抚恤金、抚养金、助学金什么都没有，母亲真是苦不堪言，到处向人借钱。那时，母亲常说，你爸爸在世时哪怕存下一点点钱来也好了。至于我们三个孩子在成长和教育方面受到的影响则不必说了。至少，没有收音机，听不到音乐和"小喇叭"广播，我一直是很觉得遗憾的，我小时候是多么羡慕人家家里的收音机呀！我始终认为自己有些音乐天赋，从一位爱拉二胡的邻居那里接触到音乐后，我差点将自己的一生交给了音乐。
父亲身上的儒家底色还体现在他的孝道上。亲戚们和家乡的人都众口一辞说父亲是个孝子。父亲从日本回国后，在外工作，他母亲生病了，父亲于是辞了工作，跑回乡下，侍候他母亲几近一年，不剃头不刮胡子，到处访医求药，整日端茶送水，过节时，还背着生病的老母走几十里山路到集市上去看热闹，散心，这样，一直到老母去世，他亲手安葬完毕，才剃头刮须，还俗回城，重新寻找工作。
父亲身上的色调是丰富的，但也是单纯的。丰富在于那多重的文化铭刻，单纯则在于他的赤诚的天性，他对他自己所认为的美好的东西的坚定的向往、追求，并身体力行之，而这，就是知识分子！
父亲身上的文化铭刻，我以为是很有一些典型性的，他那赤诚的天性上烘托出来的多重文化铭刻显得特别清晰，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一代知识分子在传统与现代的多种多样的因素中所作的选择、重组与融和。
（发表于《羊城晚报》2004年8月26日、27日、28日，收入金岱思想随笔集《千年之门》，花城出版社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