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某天午餐时，顺耳听到电视机里传来近时被人们谈论得挺多的诗人余秀华的几句话，那是凤凰电视台，余秀华在与主持人和另一位嘉宾正“锵锵三人行”着。主持人可能是为了做节目而为这位诗人临时找了一条围巾，并问诗人舒不舒服。诗人略客气了一下便直截了当地说，不舒服，因为是日本制造的，戴着日本制造的围巾不舒服是因为要爱国，要抗日，要有民族信仰。

这位诗人是女性，农民，而且有脑瘫的疾病，如此而能写出让人称道的诗来，天然地就让我有好感，且有特别的吸引力，近日老想着找找这位诗人的诗作来拜读拜读。然而，听到这么一番对话，便很为这位诗人感觉惋惜，因为如此这样的观念，必然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这位诗人的诗作的意义。更有甚者，如果——只是如果，因为直到眼下写此文时我还未读到过这位诗人的任何一句诗——如果她的诗作里面贯穿着的正是这么一种观念的话，而贯穿着这么一种观念的诗居然又会于当下如此热闹，那就不仅仅只是这位诗人个人的事，而意味着当下中国社会的某种令人担忧的思想倾向了（再说一遍，只是“如果”。而已）

不过，另外一件事却不是“如果”，而是实事。（倘将要谈到的这篇文章只是网上他人假托，其中的思想倾向却毫无疑问是实实在在的）。

也是这两日，在微信上读到署名为西北大学现代学院团委发布的一篇文章：《上海节日踩踏惨剧不幸证明我院对节日管理无比正确》。文章认为，2014年12月31日上海外滩陈毅广场发生的踩踏惨剧，恰好证明了西北大学现代学院禁止学生过圣诞节，禁止学生平安夜外出的决定无比正确。因为“几十年来在全盘西化大潮的席卷下，青年人已对西方洋节形成了毫无理性的迷恋，过节的方式也是毫无目的的游荡与无厘头的狂欢……被中国青年迫捧的西方洋节大多是个性至上、无厘头狂欢的节日，最多只是与私友发生联系，而中国的传统节日却总是平静的温馨的但却要与亲人共享的节日，在西化大潮反复洗脑中国青年的今天，又有多少人愿意过这样充满亲情温馨气氛但却不能喧泄自我中心的节日呢？”

文章将元旦也作为“洋节”而一并认为是不值得过的，不应该过的节日。文章并且将文章作者所认为的“洋节”一概视为“自我中心”的节日，而与文章作者所认为的传统中国的一概“亲情融融”的节日简单对立起来。且认为过“洋节”是“西化大潮反复洗脑中国青年”的结果。

还有第三件事情，更是一件确凿的实事：东莞女德学堂的“四项基本原则”：鼓吹今天女性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逆来顺受，绝不离婚”。据说这样的“女德学堂有一整套将妇女驯服为如此这般“四项基本原则”的顶礼膜拜者，且全国如此这般的“女德学堂”不在少数。

这些现象若只是偶然一二，倒是无足轻重的，可若将这些现象联系起来看，尤其是联系到近来出现的连对传统文化分析扬弃都不可以，因为我们今人没有这种能力的说法——“现在人动不动就说要对古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却没衡量衡量自己是什么玩意。你跟孔子的距离是火星跟地球的距离呀，开什么玩笑，人家讲什么你都听不懂，还精华糟粕呢！”（龚鹏程《儒家在今天最大的价值是重新改造现代社会》，《南方人物周刊》2015年05期访谈）——且这种声音并非个别，势头颇猛，如此，事情便有些严峻起来。当然，我们首先得看到，目下中国的言论和思想状况确实多元，这无疑是好事；但同时，一种保守的，狭隘的，倒退的，偏激到荒谬程度的文化保守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似乎越来越成了比重甚大的思想倾向乃至潮流。

这就不能不让人深深地忧虑了！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正在崛起，经济上的崛起首当其冲，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二。中国文化自觉的问题已迫切地摆上议事日程，中华文化的复兴毫无疑问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寐以求。然而，中华文化复兴的意味是什么？当必不是重新倒退和封闭吧？且当必想想清楚：我们是要一个伟大的中国，还是要一个狭隘的中国？我们是要一个前进的中国，还是要一个倒退的中国？我们是要一个继续且更为开放以更广阔的胸怀拥抱全世界的中国，还是要一个重新封闭、龟缩而拒外排外的中国？

这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不能不切实认真地问问自己心灵的大问题！

当某国一时上台的一小部分右翼份子对我们的国家不友好，甚至咄咄逼人时，我们是与这一国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团结一致与这一小部分右翼份子作斗争，还是将这一国整个国家囫轮地视为敌人，将这一国全体的人民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视为敌人，包括将含有这一国技术成份的所有产品都以“爱国“的名义逐出国门呢？

当我们已然开放，逐步走向现代文明，全球化（至少是技术、商业和一定程度上的文化的全球化）正处于进行时中（民族文化冲突正是全球化的表征之一）；当市场经济条件下难以避免的商业机器正以各种由头将任何一点可能性都变作购物节，刷卡节时，我们是以一种开放的，包容的，平常心的态度对待这些，尽力更好地过好我们的传统节日，让我们自己在保有我们自己民族文化之本的情况下，也让国人的现代生活更为丰富多样，还是连包括元旦在内的所有非我国传统节日（如国际五一劳动节、国际六一儿童节、国际三八妇女节等）一律视为“洋节“，从而退回到不知”中央大国“之外有他者，与世界无涉的，不用公历，甚至不用公元纪年，而用“民国XX年”、“乾隆XX年”、“康熙XX年”那样的纪年的时代去呢？（顺便说一句，依如此这般的将“洋”与“中”简单二元对立的逻辑，那么，今天我们生活中的“洋技术，从宇宙飞船、核武器、航空母舰、坦克，到飞机、火车、汽车、电脑、网络、手机……一律都得逐出国门吗？那文章作者若生了病，便绝不看西医（现代医学），而只看中医（说明一句，我认为中西医同样具有真理性，不可偏废）？还有，是否当把现代汉语中的许许多多外来词汇（这些外来词汇最多的恰来自近代日本）一概洗清不用？更有甚者，马克思主义也源自国外，可谓“洋主义”，是否当把马克思主义也重新关在国门之外呢？）

当我们经历过了170多年的时光，经历过了无数磨难，而终于使我们古老祖国的现代文明转型来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大好境遇和时机之时，我们是应当乘胜前进，克服前进道路中无可避免的诸种负面的东西和困难，尤其是将我们自己传统中精华的东西与世界多样文化中精华的东西有机结合、熔铸冶炼，进行文化建构，以有利于我们自己的民族国家，同时也贡献给人类，最终实现我们民族文化传统之河的汇百川而不息奔腾，实现我们民族的理想的现代文明转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是倒退到女人缠小脚，一夫多妻，亦即夫为妻纲，父为子纲，君为臣纲，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民为主之奴，官为民之“牧”的宗法专制社会去呢？

至为关键的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可以错失、轻弃中华民族之现代文明转型的天赐良机，枉顾30多年来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经济转型的巨大成效——尽管并非没有严峻问题——而在经济继续转型，城市化进程加速推进的同时，于文化方面非理性地，径直单向开倒车，重新堕入封闭、自大和顽固，致使文化逻辑混乱，社会共识严重分裂，乃至形成社会状况动荡，甚而至于因经济与文化两个轮子不相谐配甚或完全逆向行转及至可能发生严重事故，让中华民族之现代文明转型再生波折，进而重新落后于世界民族之林吗？

如此，我们将要承担什么样的罪责？

总之，我们是要一个伟大的，理想的（尽力避免、破解“现代病”的）现代文明的中国，还是要一个狭隘的，古旧落后文明的中国？

我在近时出版的文化批评集《如此世界》（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3月版）一书中提出的正是这么一个需要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扪心自问的有关“转型选择”的大问题。

2015年3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