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李莫愁最终置身于情花丛中，在烈火中哭笑。她自知没有去路，甘愿在烈火中寂灭。她说：“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她一反常态，不再是赋有魔女风范的女魔头，而是一个柔弱似水的女人。女人是她的真实。她道出了自己的痛苦和期待，失败与软弱，以及爱与恨。
她有强烈的爱，只是她的爱被完全局限，甚而固守在一个人性并未获得更新与救赎的男人身上。这个男人是导致目今所有婚姻失败的始作俑者。当他始乱终弃，违背了爱的誓言，她的希望与爱恋，也会随之变得扭曲、畸形。她的“人之初，性本善”，终于因为后天环境的制约与捆绑，义无反顾的沦落为“人之初，性本恶”。
如此关于性善恶的二元论，“非善即恶，非恶即善”，显得过于僵化。个体对人的爱完全绝望，对自身的爱也产生百分之百的怀疑。她的爱已被彻底否决，从此丧失了付出爱与感知爱的能力，或者自身从来没有与真爱相遇。她的情爱系统，一定有不完整、不理性的成分，当爱情遭遇现实，她发现“爱并不可靠，人们所需的爱只是吹捧和恭维”[1]——这同样是俄国芭蕾舞蹈演员瓦斯拉夫·尼金斯基在精神崩溃前期的独白。
尼金斯基在“人之初”，同样对爱的追寻刻骨铭心。艺术家的情爱系统远远超越于常人——他与佳吉列夫的同性相恋，两个人五年时间的相处，风花雪月，爱意缠绵，当尼金斯基最终被佳吉列夫抛弃，他的情爱城堡也随之坍塌，建立于此的舞蹈事业，也随之湮灭。
所幸的是，尼金斯基并未走向爱的反面——恨，他自知神经系统已摇摇欲坠，理性部分也日渐衰残，他转向上帝，运用残余的理性功能进行自我防卫。他在欲爱的贪婪、暴虐、与善变中走向圣爱，他深切领悟到：一切性欲或感官的享乐并不能带给人完全的满足和幸福，这仅仅源于生物本能最低等的爱，或，仅仅是低等之爱的一个形态。如同托马斯·阿·坎贝[2]所言：“无论何时，一个人若放纵情欲，其内心就会立刻感到不安。”这种源自灵魂的不安是导致当下焦虑症和抑郁症高发的重要原因。它会在个体的心灵中不断蔓延、滋长，酿造不可挽回的悲剧。
走向圣爱的尼金斯基，如同走向圣爱的奥古斯丁。尼金斯基的手记是一部面向上帝的忏悔录。
以李莫愁为代表的东方文明背离爱的实在，走向复仇与抱负的毁灭之路；以尼金斯基或奥古斯丁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在圣爱的交汇处，走向救赎与忏悔的新生之路。
贰
人们所需的爱早已与真爱失之交臂，像李莫愁那样的盲目、肤浅、以及随性。肉身与灵魂归于寂灭的李莫愁，预示了一些渴望爱而不得，最终被仇恨埋没的存在悲剧。
从此，人找不到一个永恒的，可以包容一切不可爱的爱，于是只能选择仇恨、报复、以及凶杀。爱屋及乌在人性未获得更新，伤痕未获得医治，仇恨未得到化解的人身上，同样可以演变为恨屋及乌。
人性在短暂而渐进式的沦落过程中，社会制度潜移默化的制约着个体的爱与恨，在这个框架之内，或爱或恨，其实已经雌雄难辨。因此，在人流如潮的街头，任何人都无法凭借外貌推断出谁是恶棍？谁是教授？或许，在人性内在，二者兼有。一旦个体的爱与恨僭越了制度规范，法的意义便初露端倪。爱总是在个体进入悲剧的那一刻姗姗而至，企图唤醒沉睡的那一部分，谓之为复活，或，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在愤怒与烈火中选择死亡的李莫愁，同样也是出卖基督的犹大。他的存在是一出悲剧，良知觉醒后的犹大，只有悬梁自尽。
对于一个对爱绝望，并因此走向复仇和恶毒的人，并不能说明“爱的不在场”，他们的人性也未必沦落为兽性。他们将上帝在创造之初深植于人性深处的爱隐藏在灵魂的最柔软地带，不轻易向人开启。他们惧怕伤痕累累的心灵再度受伤，因为并未找到真爱的依据。
“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3]许多人寻找的只有温暖自我的爱，而缺乏舍己和理解的爱。自私之爱往往最易于让彼此受伤。在十恶不赦的强盗身上，可以看到泪光的温柔；在温文尔雅的学者背后，也会发现兽性无法遏制的狂暴。
李莫愁唯一动情的一面，是她对郭靖夫妇的女儿——郭襄——流露出的内在喜悦。一个襁褓中的婴儿，溶解了魔女的心灵仇恨，让她在此岸的凶杀与追逐中，心灵得到稍许安宁。
幼儿郭襄，贯穿起金庸“射雕系列”的初和终。
一直到《倚天屠龙记》，张无忌身陷囹圄，杨过之女悠然现身，人们才回想起郭襄与杨过的一段不解之缘。她拯救了他，离去时，却是余音绕梁：“终南山下，活死人墓；神雕侠侣，绝迹江湖。”与其相忘于江湖，不如彼此在真爱、复活、拯救的盼望中，最终相濡以沫。
活死人墓里的人，比江湖中人更有真性情。
他们在爱中复活。
与此关联的是，福音书记述了躺在坟墓里的拉撒路，听从基督的召唤，从死亡中复活的伟大神迹。杜撰与事实的区别在于：伟大的事实属于真理的范畴，对个体生命产生的更新和变革，是空前而始料未及的。一切后继者，只有围绕伟大的事实，展开符合民族性的与之类似的叙述。
叁
东方文明中，婴儿“人之初，性本善”，消解了武侠的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然而，这并不适于人类的存在及发展，它永远属于人类在血淋淋的世界自我制造的精神寄托，或，仅仅是一个美丽的梦。邪恶与冷漠的现实解构着“逍遥游”的奇境幻想。
“进化论”如果仍然迷惑人间，它将人类推向一个极致：现代的文明社会将再次返回或一直停留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链中。在这个生物圈中，无所谓低等与高等，创造与被造，一切都将失去最初的意义，变得毫无情意，变得冷漠，麻木，昏昧，又无所依从。
在无从抵达的困境中，问情的元好问，看到的仅仅是“直教生死相许”的人生悲剧。肉身的死亡与灵魂的死亡，统统都是死亡，漆黑一片，四面高墙，注定没有希望，也没有幸福。“生死相许”因为双重死亡的阻隔，即使跨越万水千山，也丝毫没有生命与复活的盼望。百年后，人们看到昔日情侣，在情的追逐中“生死相许”，却只能徒然手握彼此的尸骨。
在《神雕侠侣》中，当黑雕落入悬崖，白雕也随之殉情，众人慨叹道：“问世间情是何物，指教生死相许。”相许者，只有徒然面对一幢幢冷漠的墓碑，在真爱被遗忘的世界问情而不得，白雕与李莫愁，低等生物与高等生物，在未获得救赎之前，其实并无差别。
回望烈火中莫愁的身影，她在坠落的途中，毕竟邂逅了一个婴儿的微笑。襁褓中的郭襄，丝毫不会想到：因为她的降临，将生的喜悦和人性的温暖，带给一个被仇恨埋没的武侠世界，悄悄的，也唤醒着莫愁的爱。她是莫愁继那个男人之后，在江湖世界感受到的唯一的温情和希望。
你也可以联想《神雕侠侣》中展开的郭襄成年后并不完整的人生碎片，她在武侠世界是一个理想化的存在：单纯、天真、懵懂，犹如一朵洁净的白莲。她的手没有沾染一滴血液，甚至，融化了金轮法王的钢铁之心。绝恶面对至善，体现出冷静而温厚的一面。“射雕系列”中唯一不完整但又十分妥当的形象处理，只有郭襄。金庸将人未堕落之前的处境停留在郭襄人生的一个片段中。猜测郭襄日后的人生轨迹，并没有任何趣味。这个片段不宜有始有终。因为智者相信：在一个弱肉强食的生物世界，个体倘若自始至终坚持内心的纯粹和清醒，不仅违背生物的本性，也同时违背人已堕落的事实，在“全然败坏”的人性规则下，理性同样受到玷污。
此世的冷漠与既定法则，注定无法让个体走向“善”的自由。如果个体“生而至善”，你无法解释历史上与目今周遭所发生的一系列人间悲剧，你或许可以认为犯罪率的增长是由于社会环境的影响以及合理教育的缺失，但是你仍然无法解释这一系列“不合理”的根源，你甚至会发现：在教育程度最高最文明的国家，公民的刑事犯罪同样昭然若揭，虽然文明的罪案可能更高科化、隐秘化，导致的邪恶较普通意义的犯罪，却更为悲惨。正如C.S.路易斯[4]在《地狱来鸿》中所说：“当今最大的邪恶并非是在狄更斯所热衷描绘的、肮脏的‘罪恶之窟’中炮制出来的，它甚至不是在集中营和劳改营犯下的，那些地方只是邪恶发作的最终结果。当今最大的邪恶是在整洁豪华、温暖明亮的办公室里构思和安排的；是由那些衣着光鲜、言谈斯文的人鼓励、支持、散布和记录的。”
“人之初，性本善”，应该站在更宏观的立场加以重新解读。
“人之初”，并非单指个体生命自浑浑噩噩中被抛入这个世界，它更多的指向人类、世界、宇宙诞生的最初状态，霍金[5]所谓“宇宙大爆炸”的奇点，也是道与万物的起源：“起初，神创造天地……神看所造的一切都甚好。”宇宙与万物的最初本性，在上帝的维系中和谐共处，整个生物圈的受造物与造物主之间，是爱与光辉的链结，上帝在创造中赋予人类灵性，赐予宇宙无穷资源。在神圣情意的维系中，受造物至善至美，任何一个角落，皆散发着圣洁的闪光。与神同在的人，看到的并非宇宙的冰寒与自然万物的冷漠，而是一个被造物主妥善安置的充满情意的所在。
在万物之初，毕竟产生过一次情的瓦解与放逐，致使受造物因而堕入毫无生机的光景中，宇宙本性的善也因此转化为毫无情意的恶，一切仿佛都变得毫无意义可循。生物圈因为人的堕落而陷入漫无止境的杀戮与死亡，以最高生命形态存在的人，将注定陷入痛苦和沮丧中，以至于人类对身处的社会环境和教育的失败产生质疑。
因此，在别尔嘉耶夫[6]看来：“世世代代的人类都在寻找着摆脱奴役，到达自由的道路。而在这一过程中，起绝对性作用的，便是耶稣基督。”C.S.路易斯在《痛苦的奥秘》中解释人类痛苦的根源时说：“发明肢刑架、鞭子、监狱、奴隶制度、枪械、刺刀和炸弹的是人类，而不是上帝；我们之所以困苦穷乏、劬劳奔命，并不是由于自然的暴虐，而是由于人自身的贪婪和愚蠢。”
于是，你可以想到，为什么马槽中的圣婴——耶稣基督，携带着圣洁温柔的光辉造访这个世界；他为什么降生在贫寒简陋的马槽，并不像佛陀一样出身王公贵族；你也可以想象，为什么东方博士与牧羊人，同时进入圣婴所在的城市，奉献黄金、乳香、和没药，是什么维系了两个身份与阶层，在同一个历史时间段相遇在此岸？你可以回想基督并不长远的一生：祂的降生；祂在约旦河的施洗；圣灵降临的时刻产生的无穷的生命能力；祂触摸了瞎眼与赤身的人，并且让坟墓里的拉撒路从死亡走向新生；当基督遭遇世俗的审判，门徒源于上帝的公义挺身而出，基督说：“收刀入鞘！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基督被挂在木头上，面对所有嘲笑与羞辱，祂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基督在受难中没有“问世间，情是何物”，祂告诉门徒：祂的母亲也是他的母亲。在祂永恒的生命中，写满了圣洁与公义的情操。如果回避基督的道路，我不知道世界还有哪条道路更为可靠、真实、圣洁。
人类历史，事实上也就是金庸笔下的江湖史：刀光剑影，血雨腥风。
历史的开端应该追溯到人类逃离的那一幕。从此，人在弱肉强食的世界找不到神的踪迹，只有纷纷逃离，肉身的逃离，与灵性的逃离。在一个恍若无神的世界，人类历史不知酿造过多少悲剧和灾难。忘记神，是人类一切灾难的根源。问情的人与天问中的屈原，似乎永远找不到超然的回答，他们只有皓首头顶的那一方冷漠的天：哦！这里只有绝望，绝望中没有丝毫回响。既无回答，索性与之共亡，于是，李莫愁在火中自尽，白雕双双殉情，屈原含恨投身于汨罗江。
在充满绝望与暴戾的此岸，新生的希望只有在约伯的上帝那里可以看到一线曙光。祂曾经与人类一同叹息，与人类一同遭遇过情的叛离，当人在造化的起初违背至高者的情谊，人与上帝共同流下绝望的眼泪。“你在哪里？”，是《雅歌》中良人对新妇的呼唤，也是基督对罪人的悲悯。不同的是：人在绝望中依然绝望，人生偶有幸福的闪现，却依然无法躲避死亡带来的永恒的绝望。
绝望中的上帝没有以超然的能力行走在世界各地。祂只有走向各各他。祂融入于爱的悲剧的巅峰——十字架，呼唤人从悲剧中转回。“无论从任何角度而言，基督的生命在本性、自我、和己上都承受了最大的痛苦（因为在基督真实的生命中，必须将自我、己和本性一并抛却，一并丧失，一并钉死）。所以，我们每个人里面的本性都对这一点感到恐惧）。”[7]因为只有十字架，显明了爱的最高形态，也显明了生命悲剧的存在事实。
当最无情的悲剧和暴戾被圣爱消解，宇宙和人类将重新被造，由此获得真性情，真生命，和真希望。
[1] 语出《尼金斯基手记》，一部被誉为“西方文明塑造人性的最佳典范”。尼金斯基是俄国芭蕾舞的开拓者，这部手记是他即将精神崩溃前期六周所写的思想记录。
[2] 托马斯·阿·坎贝生于德国，19岁进入荷兰某修道院，在此居住七十年之久。他的《效法基督》是后世基督徒巨大的灵性财富。
[3] 见“圣经·新约·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
[4] C.S.路易斯（1898——1963），20世纪英国一位具有多方面天才的作家，26岁登牛津大学教席，被当代人誉为最伟大的牛津人。代表作“太空三部曲”“纳尼亚传奇七部曲”《地狱来鸿》《返璞归真》《四种爱》
[5] 史蒂芬·霍金：理论物理学奠基人，著有《时光简史》。
[6] 别尔嘉耶夫：二十世纪最有影响的俄罗斯思想家，被誉为终生追求自由的哲人。
[7] 援引《日耳曼神学》。
